研究目的與問題

為關鍵（Gough, 1997）。特別是，當科學取徑已不足以因應環境急遽變遷衍生的 問題時，不同地方女性依附情境及具適應環境韌性的環境知識內涵及環境實踐形 式，值得作為解決問題及促進全球永續發展目標參考。如同 Krasny、Lundholm 及 Plummer（2010b）所說的，在社會與生態系統持續交互作用與變遷的現實下，

加強個人與系統韌性乃當務之急；而韌性建基於生物文化資源的多樣性、各種形 式的知識類型、生態系統服務、適應及社會學習、社會資本、創新、治理及自我 組織等等，女性知識的價值更應受到關注。特別是，不同地方的女性在面對個別 的自然環境生態、資源條件、社會文化脈絡、個人位置性及生存現實時，必將展 現出獨特的環境實踐經驗，其核心內涵也一定反映當下的地方生活韌性，值得我 們仔細耙梳、萃取及善用到教育過程中。本研究好奇的是，女性環境實踐放置到 不同時空背景與歷史發展脈絡下，其內涵會呈現何種樣貌？這種實踐內涵的建構 與個人、結構及歷史脈絡存在何種關係？其永續意涵又能為環境教育帶來何種啟 示？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女性環境知識的探索，一般可從女性研究及成人環境教育研究著手，但回顧 兩大學門的相關文獻，完全契合主題的研究並不多見，正提供了本研究切入的空 間。

女性研究自六十年代全球女性主義思潮湧現後，今日早已成為一門顯學，但 在眾聲喧嘩中，女性研究長期以來一直聚焦在社會科學領域，關心女性的社會關 係與位置性意義，環境議題相關主題的研究如：Terry（2009）的氣候變遷政策下 之性別正義研究、Vinz（2009）的性別與永續消費研究、王淑美（2011）的從節 能減碳運動探討台灣永續消費政策研究等，都以女性作為研究對象，但關懷的焦 點依然是女性的社會權力關係及性別正義，環境議題僅作為檢視的案例，真正以 環境作為核心關懷的研究，至今仍付諸闕如。

環境教育領域的研究成果長期以來多聚焦於學齡孩子的正規及非正式教育，

正規學制以外的成人或社會大眾的成人環境教育較少受到關注，更甚者，相較男 性或一般成人，以女性為對象的環境教育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且大部分集中 在傳統環境教育領域的個人行為修正微觀研究。以九十年代環境成人教育獨立學 門出現（Haugen, 2010）作為一個分水嶺，九十年代以前的成人環境教育沿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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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環境教育取徑，教學策略著重自然體驗、研究、解說及傳播，教育的內涵以科 學及生態保育知識為主，並以態度形成及資訊傳遞為主要的教育目的（Walter, 2009）。在此取徑下，成人大都被視為環境教育的「附帶」對象，依據成人差異特 質的環境教育原則、內涵及研究鮮少被討論（高佩瑤、王順美，2012）。九十年代 後，隨著全球永續發展思潮的湧現，成人環境教育的特殊性才開始受到重視，特 別是 1992 年《二十一世紀議程》中的〈環境成人教育、永續社會的環境教育及全 球責任〉協議產生後，成人豐富生活經驗及文化多元性的特殊觀點在教育價值上 獲得肯認，環境成人教育成為獨立學門，教育的內涵也從生態科學擴大至成人生 活的更大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情境脈絡，而成人不再是單向接受知識的學 習者，而是共同生產知識的參與者（Clover, 2004; Haugen, 2010）。成人的環境實 踐價值在聯合國「永續生活原則」：兼顧社會及環境正義、尊重及接納多元差異、

全球聯結相互扶持等的呼召下（IUCN, UNEP & WWF, 1991），也正式受到肯認，

由此也掀起一股地方社群環境實踐研究的熱潮。三十餘年來，環境成人教育領域 累積不少針對女性扎根地方經驗的生態知識研究，如 Newman（1994）的美國愛 河污染研究、Ayupan 及 Oliveros（1994）對菲律賓農村女性的研究、Curtin（1997）

的印度女性環境知識研究等等，唯都聚焦在長居固定地方或同文同種的女性群體，

多處遷陡的移動族群及多元文化構成族群研究則較少看到。台灣環境教育領域以 女性為關懷核心的研究可謂少之又少，例如任孟淵（2012）的台灣家庭主婦日常 食物消費的永續關懷與行動策略研究、高佩瑤與王順美（2014）的東南亞籍新移 民女性的日常環境風險因應之經驗學習歷程研究等等，兩者皆將觀看的視角從個 人擴大至情境層面，唯只聚焦於當下生活脈絡的探究，對女性成長過程中的歷史 脈絡因素則較少著墨。

承如上節所述，環境知識的情境依附性格鮮明，地方特殊性不僅形塑居住者 的文化，也建立他們獨特的生活世界；而個人攜帶的生命傳記及突破生活困境的 能動實踐，也在與地方持續的交互作用下形塑地方，結構與個人、時間與空間皆 是環境知識形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任一元素在探究時都不應受到忽略。鑑於 上述複雜元素交互作用的樣貌在同文同種及生活變動性低的地方社群中不易彰顯，

因此，本研究選擇馬來西亞華人新村女性作為研究標的，嘗試探索她們在傳統社 會角色定位及特殊移居歷史脈絡下，如何隨著居住環境的特質、不同時期自然資 源政策及國家經濟發展等社會結構變遷，逐漸建構滿足生存需求的環境知識；而 隨著特殊華人社區（新村）的形成、分解與重組過程，這些環境知識在社群成員 間相互共享及流變的型態與樣貌如何，也著實令人好奇。

由於馬來西亞複雜的種族與文化組成，華人社會的形成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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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者研究的焦點，唯都聚焦於華人社會關係、文化意義及族群認同等社會面向，

以環境作為核心關懷者至今仍缺乏，Clarkson（1968）的金馬崙高原華人村莊文 化生態學的人類學研究，以及 Carstens（2005）針對布賴客家村的馬來西亞華人 聚落圖像研究，是至今少數二篇碰觸到生態環境與生活世界形成關係的研究，唯 關懷焦點依然在社會關係，環境僅作為生活世界構成的其中一個元素。至於女性 研究，范若蘭（2005）的《移民、性別與華人社會：馬來亞華人婦女研究》能提 供研究者一個獨立前馬來亞女性社會位置的基礎樣貌；蔡佩娟（2012）的碩士論 文《歷經馬來西亞衝突年代 (1948~1960) 百利新村華人女性之生命圖像》嘗試描 繪新村女性在新村圍籬時期的生活面貌，以及張容嘉和張翰璧（2015）的《馬來 西亞新村客家婦女初探：以沙登新村為例》是難得以新村婦女為研究對象，聚焦 馬來亞移民女性文化適應與性別地位的一篇，也仍著重社會文化及性別關係，但 卻提供研究者一個當時期女性生活世界輪廓的參考。馬來西亞華人女性研究的缺 乏，有待彌補；而華人女性環境關係相關研究的空白，更成為本研究努力的最大 動力。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女性的環境知識成為本研究的目標，主要原因有三。其一 是華人移居馬來半島歷史脈絡的複雜環境關係。華人移居馬來亞（西馬來西亞獨 立前之舊稱）的三條歷史路徑中，第一條可回溯至十五世紀鄭和下南洋時期，當 時已有福建及廣東籍華商移殖馬六甲；第二條則遲至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 殖民下的海峽殖民地時期，部分閩粵華商引入原鄉宗親南來經營，也有部分客家 華人深入馬來半島內陸及東馬開採金礦，但人數也不多；真正大規模的勞動移民 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的第三波閩粵移民（Carstens, 2005；王賡武／張 奕善譯，1988），也奠下後來華人新村形成的基礎。1870 年過後，隨著全球工業 急遽發展對天然原料的龐大需求，原本駐紮在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三地的英國 殖民政府開始將勢力範圍擴大至天然資源豐富的馬來半島，特別是錫藏量豐富的 霹歷州、雪蘭莪州、森美蘭州及彭亨四州（Loh, 2014），由於需要大量勞工擷取 資源，所以從中國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引入大量華裔客工，形成華人移民依自然 資源而居的特殊聚居型態。可以說，華人因自然資源而來，也隨著自然資源的地 理分布而聚居，更跟著政府自然資源經濟政策而調整生計與生存方式。例如 1870 年代至 1930 年代之間的錫礦業蓬勃發展時期，華人聚落也圍繞著錫礦場毗鄰而建；

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獨立前，隨著全球錫礦市場的崩解，英殖民政府轉向天然 膠業，橡膠園包圍成了華人聚落的主要特色。華人這種依附自然資源而安身立命 的生存型態，不僅建立了他們與自然之間特殊的共生關係，也形塑了有別於中國 原鄉的文化與生活型態，對他們環境知識的建構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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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華人新村形成有著特殊的地理依附性與族群文化性格。在前述移動歷 史脈絡下，馬來亞大部分華人集中在橡膠林周邊的鄉村地區，依賴橡膠業相關工 作、自耕自農的方式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也成為活躍於森林的馬來亞共產 黨（以下簡稱馬共）主要的資源供應來源。1948 年英殖民政府為斷絕馬共依賴華 人鄉村的資源供應，頒布緊急法令，並先後分兩個階段（1948-1950、1951-1952）

將全國圍繞森林邊緣居住的農民集中及圍籬監管，由此形成了 452 個遍布馬來西 亞的新村（new village）。由於新村居民主要以鄉村華人為主，且佔了全國華人人 口的一半以上，因此大部分人在提到「新村」時，往往直指「華人」。意即，新村

將全國圍繞森林邊緣居住的農民集中及圍籬監管，由此形成了 452 個遍布馬來西 亞的新村（new village）。由於新村居民主要以鄉村華人為主，且佔了全國華人人 口的一半以上，因此大部分人在提到「新村」時，往往直指「華人」。意即，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