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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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經過前述理論回顧與田野經驗，本章節將以總體的對話來回答研究問題。首節回 應研究結果，探究形成變遷可能的限制，接著說明綠家園志願者未來的發展；最後，
反思環保組織與西南水電開發的運作。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論
儘管環保組織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是在面對許多環境事件，包含反對怒江 大壩與小南海水電站爭議，仍是力猶未逮，具有一些限制。因此，本節將探討，組織 面對變遷的過程中，具有哪些限制，將使組織無法全面或順利變遷。
（一）來自環保組織自身的限制
首先，組織自身專業程度不足，對於環境議題並未有科學性的認知，對於環保議 題多半訴諸於「感性訴求」以喚醒民心。對於環保議題一以本研究的「怒江建壩」議 題而言，在怒江建壩的後期，一些環保組織被批評為「偽環保」，更被媒體貼上「激 進環保主義者」的標籤，對於環保組織來說，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也是一個警惕。
1因此，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加上教育率逐年的提升，民眾受到感性訴求的刺激也不 若以往來得大，而環保組織多年來的「教育」，也使得民眾對於水壩議題有所認知，
因此環保組織已無法像過去一樣，經常訴諸感性訴求，而是必須對於議題的提出更多 的數據讓公民參考。其次，組織資源匱乏，包含人力與資金都面臨短缺的現象，中國 環保組織工作以「項目制」來籌募資金，資金與人力短缺問題，兩者環環相扣。因此，
低廉的薪資，使環保組織招募不到專業人才，無法進行專業化研究，使得環保組織只 能停留在提升環保意識與教育的階段，即使招募到優秀人才，也經常因為環保工作長 期超時工作，易導致組織人力流失，人力資源面臨嚴重不足的情形。
1 曾繁旭，「形成中的媒體市民社會：民間聲音如何影響政策議程」，新聞學研究，第 100 期（2009 年 7 月），頁 18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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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自國家的限制
首先，可見民間環保議題對於實際國家政策的約束依然乏力。不論是怒江建壩或 重慶小南海水電站的議題，即使環保組織與媒體進行連結，並且輪番報導，不斷曝光。
但是怒江水電開發與小南海水電站的工程也只是得以暫時停工，並未完全停止日後工 程的運作。因此，之後「重新上馬」的行為仍不絕於耳，也就是說，環保組織通過媒 體作為表達平台的發聲機制仍有限制，民間的聲音能否得到國家的回應，仍在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國家的自覺回應。
其次，國家對於外來力量也常有所顧忌。馬秋沙的研究指出，國際 NGO 在中國 可以參與什麼工作與進入哪些地區，皆須經過政府的同意。在國際 NGO 關注的議題 上，包含：人權、宗教自由與民主治理等改革議題的參與，往往會引起官方的不安與 戒心，使得其必須加強對所有國際組織的管理與限制。2因此，導致在怒江大壩爭議 時，國際組織亦無法形成「迴飛鏢模式」3；此外，國家的限制表現在媒體的部份，
可以發現在 NGOs 與城市民眾建構的議題涉及到較為重大的利益集團時，國家可能用 一紙禁令，對議題的發展進行行政干預，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繼續報導議題的空間就 被剝奪，媒體只能等待合適的時機報導，或者寫作「內參」4，通過體制內的管道傳 達社會的訴求。
此外，目前來看，能夠在媒體上進行「社會表達」的議題多數依然集中在消費民 主、環保和性別解放等領域，在一些挑戰性更強的議題領域，便難以進入媒體與公民 社會合作的空間。這些議題都是在一種強調「中央權威」的話語當中展開，因而這些 議題的發展，在形成社會表達的同時，也突顯「國家」對於「社會」的援助，而不是 突顯這兩種力量之間的平等對話，所以環保議題雖然具有「解放」作用，但卻不能過 分高估其對於國家權威的制約作用。
2 馬秋莎，「全球化、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開放時代，第 2 期（2006 年 7 月），
頁 120~140。
3 如果國家與本土非政府組織的交流管道被阻塞時，本土非政府組織就會繞過政府直接向國際盟友求
援，力求從外部對其國家施壓，此種跨國倡議網絡的產生與發生過程稱之為「迴飛鏢模式」。
4 傳統黨報與精英媒體的內參會直接成送給高層的領導，因此可能產生一定的作用，而此過程多數具
偶然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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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自國際組織的限制
儘管在反對建設大壩議題上，草根組織與國際組織形成技術與研究的合作，但是
國際組織仍是其競爭對手之一。原因在於國際組織欲在中國設立分部，在人才與項目 制的工作上形成競爭，以人力資源而言，國際組織給的工資高，中國草根的 NGOs 就 不太能找到適合的人才，好的人才都選擇到國際組織發展。此外，還有項目工作申請的競爭，全球環境研究所負責人金嘉滿表示：「當我們 有一些好的想法，國際 NGO 動作會比我們快進行，因為他們有比較強大的資源支持，
你可能想辦一件事，想法剛說出來，那國際環保組織就實施了，你的 idea 就被出賣了，
在中國你做事前先去找資金，這動作肯定是比國際慢，加上經驗技術的傳承，中國的 環保組織是遠比不上國際的。當然，有很多國際會議我們可以去參加，但是會議多是 發表各自的研究報告和探討環境議題，此種會議可能是在技術與方法給中國 NGO 多 一點的啟發，而不願意給予太多直接的技術支援與傳授，在於彼此也在競爭。」5因 此，可以預見環保組織與國際組織在人才與申請項目工作時的利益產生重疊與衝突 時，兩者由技術與經驗交流互動所建立的長期關係也可能產生動搖。
（四）來自媒體的限制
Guobin Yang 曾經用這個理論闡釋環保 NGOs 與其他若干場域，如社會企業家、
互聯網、媒體、國際 NGO 等之間形成互動的合理性，其指出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下，
政治場域處於絕對的統領位置，其他的場域都是弱勢地位，因而處於弱勢位置的場域 就會形成聯盟關係，以謀求脫離於政治場域的獨立性，而這些場域之間的聯盟，將逐 漸迫使政治場域受到限制，改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過媒體同時承擔「黨的喉舌」
以及「社會喉舌」的雙重角色，有時候是會產生矛盾。6當議題對於現有制度的衝擊 比較大，媒體只能扮演「黨的喉舌」角色，比如：在「反對怒江建壩議題」中，國家 有關部門在後期發佈了媒體禁令，此時媒體只能停止所有對於該議題的報導。
5 訪談「全球環境研究中心」負責人，2012 年 8 月 6 日。
6 F .Che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China Quarterly, Vol. 176 (2003),pp.12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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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體市場化的因素也形成媒體的自主性，對於與環保組織的協作取向，也 會因為市場利益而影響。因此，環保議題固然能夠引起社會關注，使得媒體主動性提 高，但是媒體產業仍會以「環境新聞缺乏市場效應」為理由，而關閉環保版面，中國：
青年報編輯張可佳主持的「綠版」就遭受此一厄運。最後，為了使環保工作及環保議 題受到媒體青睞以增加曝光率，環保組織在選擇議題的推廣時，不自覺會去「迎合」
媒體所好，如此一來，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影響了環保組織的多樣性發展，組織往往容 易因為媒體的聚光效應走向誇張化，或是陷入新奇與儀式的雙重困局，而偏離了行動 主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