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互為主體性：「我們的」媒體
《四方報》的服務對象是東南亞移民／工，在組織創立初期，僅是將東南亞 移民／工設定為刊物的目標市場（讀者）。然而，隨著服務對象對《四方報》的 認同、信任感的建立，東南亞移民／工不再只是《四方報》的服務對象和目標市 場，更逐步轉而成為內容產製者、通路、廣告客戶，甚至成為媒體本身。
（一）、東南亞移民／工作為內容產製者
誠如本文第四章所言，本研究發現《四方報》的讀者當中，有一群高度參與 組織運作的「投稿型讀者」，相較於一般讀者，投稿型讀者與《四方報》的互動 頻繁，他們不單只是透過消費獲得產品，而是透過各種形式的投稿來「為自己發 聲」，《四方報》的刊物內容曾一度有近半數內容全都來自讀者投稿，此也呼應了 組織「讓弱勢發聲」的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四方報》對於來稿不支付稿費，且稿件刊登皆將作者個人 資料與聯繫方式一併揭露，這在一般傳統媒體上相當少見，而《四方報》的投稿 型讀者不但願意向外公開資料，甚至不支領任何稿費。本研究認為，投稿型讀者 自願性地成為《四方報》的內容生產者，而與《四方報》之間毫無經濟交換，這 種讀者與媒體之間的微妙關係，絕非建立在單純的閱聽需求或個人利益，而是讀 者對《四方報》有一定程度的認同與信任。
（二）、東南亞移民／工作為通路
由於《四方報》在創立初期缺乏資源，開放讀者投稿本來就在組織的計畫之 中，但相較於讀者所提供的刊物內容，讀者所累積出來的「無形通路」，反而是 組織意料之外的重要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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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文第四章所言，《四方報》創刊總編輯張正形容這樣的「無形通路」
是「自己長了腳似的」，在組織沒有鋪設派報的地區，由讀者主動地轉手傳閱，
媒體的時效性在《四方報》中並不明顯，許多讀者會重複閱讀刊物、甚至將每一 期刊物保存下來、裝訂成冊寄給同在台灣卻無法購得的友人，這種高傳閱率在一 般傳統媒體上並不常見，無形中也形成一種為《四方報》免費宣傳、推廣的作用。
本研究認為，《四方報》的高傳閱率，主要是來自於其所具備的收藏價值，
對讀者而言，《四方報》的價值並非來自於精美的印刷設計、或是報導議題的獨 家性，售價二○元的《四方報》之所以能夠被讀者珍藏、裝訂成冊當作禮物轉送 給友人，是因為《四方報》不僅能夠站在讀者的角度報導和他們切身相關的議題、
提供平台讓他們抒發心情、表達心聲，更重要的是，東南亞移民／工在異鄉的報 紙上看到自己國家的語言、讀到和自己一樣在異鄉生活的同胞的書寫，透過《四 方報》填補思鄉之情，進而彼此鼓勵、相互取暖。
（三）、東南亞移民／工作為媒體
《四方報》這份如此貼近東南亞移民／工的刊物，雖然是由道地的台籍人士 創刊（創刊總編輯張正為台灣人），但除了組織內部少數高級主管和行政人員為 台籍，編輯部及外部支薪員工幾乎皆為東南亞籍，換句話說，東南亞族群不但是
《四方報》的服務對象，更是組成媒體本身的重要成員。
一般而言，《四方報》屬於月刊型報紙，在版面有限的情況下，通常無法避 免受到來自組織內部的守門行為，7換言之，東南亞族群作為讀者所提供給《四 方報》的內容，仍舊必須經過組織守門人的篩選，使得組織和其使命「讓弱勢發 聲」之間，還存有一些空間和疑慮。但是，當東南亞族群本身就是守門人時，就 能夠比由台籍人士所組成的守門人更站在讀者、服務對象的角度去選擇、思考，
因此，在《四方報》服務對象／讀者與媒體之間，這種互為主體性的關係，反而 讓媒體守門的過程，更有助於組織使命「讓弱勢發聲」的徹底實踐。
本研究認為，《四方報》的成功之處，在於一切皆從「服務對象」出發，以 東南亞移民／工為核心，去思考組織運作所踏出的每一步。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
《四方報》有許多的資源都不是透過經濟利益的關係取得，而是來自於服務對象 對《四方報》使命的認同，以及對組織逐步建立的信任感，這樣的認同與信任，
7媒體將蒐集到的大量資訊加以篩選、過濾、刪減的過程，選擇的條件是根據守門者個人的偏好、
媒體的偏向等因素，最後再將整理過後的訊息，傳遞給閱聽人（翁秀琪，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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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反映在組織內部員工的組成，有近半數皆為東南亞籍，即使是讀者，也可以 透過組織平台發聲，聯繫同在異鄉同胞的感情，甚至認為這是屬於「我們的（東 南亞族群）」媒體，而一旦信任關係建立，社會資源也就隨之而來。
二、社會企業創業家的人脈：價值網絡的起點
情感認同與信任感的建立，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四方報》的價值網 絡，從尋找成員、與成員建立夥伴關係，進而取得資源，換言之，組織若要建立 價值網絡，必須先找到網絡的成員（節點），而「如何」找到這些人／團體，並 與其建立關係（連結），則攸關到社會企業創業家的人脈。
在《四方報》創刊初期（指越南版創刊號），內容的編輯、通路的鋪設、刊 物的推廣等工作，幾乎都是由創刊總編輯張正一個人專職負責，由於經費和人力 的限制，待《四方報》印刷完成，張正會親自將報紙一一送至任何可能出現目標 讀者的地方，例如越南小吃店、東南亞雜貨店…等，隨著《四方報》的知名度打 開，派報點已拓展至全台，直到張正卸下總編輯身分之後，他仍習慣隨身攜帶《四 方報》，以便隨時送出。
《四方報》作為一月刊／雙月刊型的報紙，時效性無法與網路或傳統媒體相 比，更遑論是透過人手轉送而延遲取得，但對讀者而言，這種「親自送到手中」
的刊物，重點已不在於內容的即時性，而是一種承載著人與人之間真實互動的溫 暖。
也因為如此，透過親身與讀者的接觸，張正不僅為《四方報》開拓了固定的 派報點，也找到組織營運初期大量仰賴的志工，8更逐步累積了個人的人脈，認 識了南洋台灣姊妹會、誠致教育基金會等第三方參與者，進而與這些團體建立夥 伴關係，透過其取得組織營運所需的社會資源，本研究認為，人脈就是《四方報》
取得社會資源的重要關鍵，更是價值網絡的起點。
具體而言，第三方參與者能夠在社會企業型媒體創立初期給予資源協助，但 並非一開始就出現在組織的價值網絡中，而是要透過組織去自行開發，換句話說，
《四方報》所建立的價值網絡，是以《四方報》創刊總編輯張正的人脈為基礎，
而良好的人脈資源能夠強化組織之間的信任感，有助於社會資源的取得和運用，
進而逐步發展出能夠支持組織穩定運作的價值網絡。
但值得留意的是，讀者對《四方報》的情感認同與信任感之建立並不容易，
如何維繫這樣的關係，對組織來說，更是重要的考驗。本研究認為，社會企業創
8 志工後來皆轉為支薪員工，如越南版主編阮舒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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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家的人脈是組織價值網絡的起點，然而，人脈是否能從「個人的」人脈，轉而 成為「組織的」人脈，是影響組織價值網絡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換言之，若社 會企業創業家長期累積的人脈資源，無法順利轉換為組織的資源，一旦社會企業 創業家離開了組織，可能因此也帶走了人脈，進而影響組織與價值網絡成員之間 的互動與關係。
三、使命的轉變：社會企業型媒體的永續經營
《四方報》的使命是「讓弱勢發聲」。然而，根據較早期的文獻資料，其實
《四方報》在創刊初期的使命是「為弱勢發聲」，並將組織定位為「異鄉人的好 朋友」，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四方報》的社會目標，從原本的「為弱勢發聲」， 轉變到後來的「讓弱勢發聲」，近期開始朝向「教弱勢發聲」的方向發展。
「為弱勢發聲」是世新大學創辦人么女成露茜在創立《四方報》時所賦予刊 物的使命價值，刊物內容以提供資訊為主，組織定位為「異鄉人的好朋友」，站 在東南亞移民／工的角度報導議題，為其發聲；後來，《四方報》開始湧入眾多 讀者來信，《四方報》的使命也逐漸轉向「讓弱勢發聲」，並大量刊登讀者來信，
刊物內容也從單純的提供資訊，轉變為讀者交流為主、資訊提供為輔，讀者之間 的橫向連結，也透過《四方報》作為平台得以展開。
然而，隨著智慧型手機日趨普及，東南亞移民／工已能輕易地透過網路獲得 資訊、連結分散在各地的友人，對於《四方報》提供資訊、連結讀者的需求已明 顯降低。外在環境的變化衝擊了《四方報》的銷售量，進而影響了組織實際的經 濟收入。對此，《四方報》的社會目標也開始隨之調整，《四方報》逐漸超越了組 織原本作為一平台的角色，朝向「教弱勢發聲」的方向發展。
本研究認為，從「為弱勢發聲」－「讓弱勢發聲」－到「教弱勢發聲」的使 命轉變，反映在組織實際運作上的「供給媒介訊息」－「提供媒體平台」－到「自 我培力成為媒體」。9簡單來說，這就是《四方報》作為一社會企業型媒體，從「給 他魚吃」－「給他釣竿」－到「教他如何釣魚」的過程。
使命的調整，是因為服務對象之社會需求產生轉變，服務對象的需求轉變，
可能來自於外在環境的變化，或是原本的社會需求已被滿足，即社會企業型媒體 已經達成原先的社會目標。換言之，社會目標作為社會企業型媒體存在的優先條
9以《親子共讀專刊》為例，《四方報》從專刊推出之前，就積極對外舉辦「新聞編採培力工作坊」
9以《親子共讀專刊》為例，《四方報》從專刊推出之前，就積極對外舉辦「新聞編採培力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