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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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台灣原住民族1漢語文學的興起大約在1980 年代，當時的「文學書寫」與「正 名運動」、「還我土地」……等等社會運動口號承載了相同的使命，亦即代表原住 民族向台灣社會與政府爭取長期以來遭受漠視的發言權利，並且作為控訴種種不 平等待遇的手段之一，首先關注此議題的漢人作家吳錦發先生曾經如此分析：
隨著世界原住民復興運動的勃興，以及台灣以黨外為主導的民主運動的升 高，覺醒的原住民知青配合著接續而來的街頭運動，原住民社會內部所產 生的各項議題才逐漸攤開。所謂原住民忠實的文學記錄者已隨著社會現實 面的衝擊，以一支筆抗議整個體制對台灣原住民的壓迫，遂產生了第一批 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台灣真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是在 八○年代初。2
因此，原住民族文學的出發點可以說一開始便和台灣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以及隨 之而起的原住民族運動緊密相連、無法切割，文學創作是走上街頭直接吶喊訴求 之外，另一種較為和緩的論述表達方式。儘管操作手法上沒有街頭運動來得直 接、強烈，文字所連綴而出的控訴力道卻絲毫沒有削弱，將族群問題冷靜思考之 後一字一句刻畫於紙上的書面呈現，往往能使讀者掩卷之後展開深層的認同或反 省，也更便於保存與流傳。
但是控訴與抗爭的議題只能夠作為階段性目標，若想持續發展並開出更為瑰 麗的花朵，甚至建構屬於原住民族自己的書面文學傳統，情感層面的吶喊只能當 作一個起點。學者楊翠在回顧二十世紀原住民族文學發展時，曾就這一點提出省 思：
然而，如果文學一直停留在抵抗的層次，仍將作為客體而存在，因著殖民
1 關於「原住民文學」與「原住民族文學」這兩個名詞的使用，本文採取浦忠成教授的說法：
「近年來『原住民族』通常指稱集體，而『原住民』指稱個人……因此，『原住民族文學』是 對於原住民族或各族群、部落文學整體的指涉，而『原住民文學』指個人的文學呈現。但是一 般人習慣『原住民文學』的用法。」請參見浦忠成，〈什麼是原住民族文學〉，《被遺忘的聖域：
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的追溯》(台北：五南，2007)，頁 465。
2 吳錦發，〈論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民眾日報》，1989.07.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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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殖民，只是階段性的書寫策略，原住民文學若是一直隨著殖民強權的 樂曲而起舞，將恆常是個他者。3
若不想要成為恆常的他者與客體，由精神層面重建主體自覺與歷史記憶，便成 了原住民族文學無法忽視的課題，就像魯凱族人台邦‧撒沙勒(趙貴忠)反省原 運十年缺失時所說，一昧地解決政經問題的「下游」，例如雛妓、勞工、就業等 問題，而忽略了部落組織、祭典、文化、語言、歷史等等「上游」結構的重建，
不過是一種自我毀滅的行為4。於是原住民作家漸漸開始將筆尖掉頭、反身向內 勇敢地面對母體文化流失的焦慮，除了以第一人稱角度進行口傳文學採集、漢 譯與改編工作，使祖先的智慧與書寫的文字得以會合之外，更積極深化主體認 同，嘗試把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吸納成為文學創作的養料與靈魂，誠如孫大川 教授所言：「向族群經驗回歸，重構部落之『古典』，可以使我們的漢語寫作具 有族群的縱深，而不是漫無限制的任性想像，更不是對漢語全面之投降而任其 宰割。」5原住民族文學必須擺脫原運附屬品的角色，抹去抗議與控訴的色彩，
才能夠擁有獨立存在的生命。
對於沒有文字傳統的台灣原住民族來說，所謂的「古典」包含神話、傳說、
民間故事、笑話、諺語、歌謠、禁忌、祭儀……等等由祖先口述、代代相傳的部 落知識體系，其中與傳統信仰或祭典儀式有關的祭儀文學，諸如：祭歌、禱詞、
咒語、讚頌一類，除了本身就是部落整體傳承歷史文化經驗、知識及各種禮俗的 重要憑藉之外6，亦為凝聚集體記憶不可或缺的媒介與活動7，足以代表一個族群 觀看世界的方式與角度。因此若能將原本只存在於田野調查報告中的祭典儀式記 錄，由原住民作家親自把詮釋角度從第三人稱拉回第一人稱，甚至與漢語文學結 合成為書面創作的題材來源，相信必定能為回歸族群主體意識之後的原住民族文 學開展新的寫作方向。除此之外，在寫作之中融入祭儀題材，也能夠稍稍緩解作 家們借用漢語進行寫作的「文字焦慮感」，避免陷入「全面投降」的窘境。原住 民族的書面文學到底該用什麼語言來撰寫？語言工具的使用問題一直都是學界 的討論焦點，例如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就堅持：
原住民文學的起點就在於使用原住民族群文字，捨棄這個起跑點，所謂
3 楊翠，〈原音與女聲──跨世紀台灣文學的新渠徑〉，《文訊》(1999.12)，頁 47。
4 台邦‧撒沙勒，〈廢墟故鄉的重生：《高山青》到部落主義── 一個原住民運動者的觀察和 反省，《台灣史料研究》，1993.08，頁 37。
5 孫大川，《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台北：聯合文學，2000)，頁 132。
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被遺忘的聖域：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的追溯》，頁 476。
7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1997)，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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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文學將永遠只是台灣文學的一個支派。8
因為擔心使用了漢語作為創作工具，會使原住民族作家文學陷入漢人所建構的文 法、句型、字義以及書寫模式之中，導致無法與歷史悠久的口傳文化接軌，所以 瓦歷斯一向認為語言(母語)是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無法割除的起點，但是他也承認 在今日台灣社會的現實條件之下，原住民作家依然必須暫時處於以漢文作為表現 形式的過渡期當中9。
在深怕被影響卻又不得不使用漢語書寫工具的兩難情境之下，挪用祭儀文 學來進行創作似乎是眼下可行的解決之道，與其他口傳文本相比，它具有較高 的穩定性，並且在傳統部落社會中一定得使用族語作為傳承機制，因此若由熟 悉族語的原住民作家加以翻譯、轉化並融入漢語文學之中，將會比其他題材的 作品更能捕捉族群歷史與母體文化的連結，並為不諳族語的讀者提供良好的觀 察切入點。祭儀書寫不只是把族語口述的祭儀文學譯成漢語，也並非專寫原住 民作家的生命經驗與個人感觸，創作者必須讓漢語、族語在書面作品中對話，
並以整個傳統文化作為精神思考的體系，因此儘管創作時使用的是借來的書寫 工具，卻能讓文字向祖靈回歸，同時也為有流失之虞的原住民族祭儀文化提供 新的詮釋與保存途徑。根據孫大川教授的長期觀察：
祭儀逐漸脫離人類學和文獻學的拘束，試圖和音樂、文學結合，新的文 本建構和新的書面工具的介入，使原住民祭儀終於有跳脫口傳限制、馳 騁於文字符號的機會。10
漢語文學與祭儀書寫的交會，一方面可以視為原住民作家走出控訴、悲情的抵 殖民思考後，在建立族群主體性的同時，以「本族人詮釋本族文化」的角度所 開拓的嶄新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母語傳統式微的現代社會中，讓祭儀跳脫口傳 限制的大好機會。本文的研究目便是順著這個線索延伸而出：祭儀傳統與文學 創作之間究竟擁有什麼密切的關聯？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的祭儀書寫展現了何 種獨特的姿態？作家為什麼要進行祭儀書寫？以什麼文學技巧來呈現？又彰顯 出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這些命題，筆者都將在本文的論述中一一嘗試解答。
8 瓦歷斯‧諾幹，〈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起點〉，《番刀出鞘》(台北：稻鄉，1992)，頁 133。
9 瓦歷斯‧諾幹，〈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收入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 集‧評論卷(上)》(台北：印刻，2003)，頁 132；瓦歷斯‧諾幹，〈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起點〉，《番 刀出鞘》，頁132。
10 孫大川，〈神聖的回歸──台灣原住民族祭儀的現況與再生〉，《台灣戲專學刊》(2005.07)，
頁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