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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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一詞近年來不論在新聞媒體、通訊傳播 產業、政府部門或者是學術研究領域，皆成為眾人朗朗上口的詞彙。至於何謂「匯 流」？根據行政院 2010 年公布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技術匯流層面所指的是 電信、廣播電視及網際網路整合與 IP（Internet Protocol）化的趨勢，單一技術平 台即可提供過去來自不同平台的語音（voice）、數據（data）與影音（video）內 容等應用服務。
以往電信網路只能提供語音服務，但隨著資通訊科技不斷演進，3G 行動上 網出現與智慧型手機普及，帶動 App（application）軟體應用服務如雨後春筍般 冒出，消費者只要一機在手，便能打電話、瀏覽網頁、玩遊戲和觀看影音節目。
同樣地，有線電視除了提供影音節目，消費者亦可透過其線路上網或通話。
類似這樣的通訊傳播現象，蔡念中、江亦瑄與劉敦瑞（2010：10）等人認為，
透過數位化的重組和寬頻網路的傳遞，形成媒體、電信與資訊科技相互整合，產 業之間也匯流成一個整合寬頻系統（integrated broadband）。正因如此，寬頻建設 經常被視為「資訊高速公路」，是國家增加競爭力、發展內容服務以及培植軟實 力的基礎。
寬頻建設從技術上主要可分為「有線」與「無線」兩大類，有線部分如光纖、
電力線、同軸電纜；無線則有衛星、3G 技術、Wifi 和 WiMAX 等。其中較為特 別的是無線技術部分，除了和有線寬頻一樣都需要基礎硬體設施如基地台、實體 網路骨幹，還必須擁有一項不可或缺的物理資源－頻譜（spectrum）。
傳統上，頻譜因其物理特性被視為稀有且公有的資源，多透過管理機關的命 令與控制（Command & Control, 簡稱 C & C）來施行頻譜的分配，國際社會間 也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有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ITU）
成立，其工作之一便是分配與協調頻譜，希望在資源使用上能夠更和諧且有效率
（彭芸，2011）。野村總和研究所（2011：120）與彭心儀（2005：1）等人的報 告中亦指出，我國相關電信、傳播法規將頻譜結合業務執照合併發放，視無線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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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國家所有，且不得出租、出借與轉讓，頻譜管理實偏向由政府主導之命令與 控制模式。
以無線電視使用的頻譜為例，根據廣播電視法第 4 條「廣播、電視事業使用 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前項電波頻率不得 租賃、借貸或轉讓」；電信法第 48 條中也明言，「無線電頻率、電功率、發射方 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由交通部統籌管理，非經交通部核准，
不得使用或變更；無線電頻率之規劃分配、申請方式、指配原則、核准之廢止、
使用管理、干擾處理及干擾認定標準等電波監理業務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上述交通部之職責，則在民國 95 年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 NCC）成立後，
根據通傳會組織法第 2 條及第 3 條第 6 款之規定，電信法及廣電三法有關通訊傳 播資源之管理，均移交至通傳會辦理（NCC, 2010）。
近年來隨著無線通訊科技的進步，新型通訊傳播服務如：行動電視、4G 行 動寬頻、數位電視等都需要使用頻譜資源，過去一年來 NCC 也積極在頻譜釋出 上做出回應，例如在官方網頁上成立行動寬頻業務釋照專區，對外公布第 2 梯次 數位無線電視之規劃等（陳世昌，2013.01.16；林淑惠，2013.01.17）。
即便如此，傳統上由政府控制及分配頻譜資源的管理方式，仍持續受到各方 挑戰，主張頻譜資源分配應回歸市場機制的學者也不在少數（謝穎青，2008：48）。
而自 1980 年代以降，英、美、日、韓各國紛紛展開電信管制的改革，將獨佔管 制或國營轉向以競爭為主的管制架構，引入民營化與市場機制，通稱「電信自由 化」風潮（周韻采，2004；林俊宏，2008）。
「電信自由化」係指於中立的監督管理單位負責下，將電信的服務與產品開 放予一家以上的供應者，前提是業者遵守政府定義之監理規範與政策（林俊宏，
2008；ICC, 2004）。我國交通部 2002 年的《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則表示：
自由化與解除管制的精神就是要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與法令限制，除 健全市場機制外，並透過市場競爭提升事業之經營效率，最終則以提供 消費者質量俱佳的多樣化電信服務為目標。因此解除管制並不意味著政 府從此採取自由放任之態度對待電信事業，相反的，政府必須著手管制 之革新，努力建立公平與有效率的市場競爭環境（交通部，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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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脈絡下，屬於通訊傳播重要資源的頻譜，也接著被帶出「頻譜自由化」
的討論，「頻譜自由化」係指放寬或解除在傳統管理模式下對頻譜使用之技術與 服務限制，以使頻譜資源能作彈性化之利用（彭芸，2011：76）。歐美各國近年 來也紛紛對管制模式的革新提出不少方案，包含開放頻譜交易、租賃與共用，或 者引入技術中立與服務中立之原則（NCC, 2010）。
面對國際上頻譜管理趨勢的改變，我國的管理現況為何，是否有反應趨勢於 具體的頻譜政策中？NCC 於 2013 年公布的第 2 梯次數位無線電視釋照規劃草案 中，指定 DVB-T2 技術為新進業者經營之條件，並有開臺條件與內容規劃之要求，
採用審議加拍賣之方式釋照，向行動通訊的頻譜分配方式靠攏（NCC, 2013）。
至於在 2013 年底完成釋照的行動寬頻業務，NCC 則一再重申其「技術中立」
之立場，並在新聞稿中（NCC, 2012.11.26，見 http://ppt.cc/1dpj）聲明：
…於 102 年 12 月釋出 700MHz、900MHz 及 1800MHz 等計 3 組頻段，
在不指定技術，但以國際電信聯合會於本頻段已公布可使用之寬頻行動 技術為限。因此，本業務監理思維將採兼容並蓄原則，得標業者依技術 中立原則及商業模式考量，選擇採原技術提供語音服務，或者採新世代 行動通信技術，提供行動寬頻服務。
兩相比較之下，便可發現廣播電視的技術受到主管機關較嚴格的規範，行動通訊 服務則基於異質網路技術並存之現況，給予業者較多彈性選擇空間。但一樣都是 使用頻譜資源進行資訊傳輸的商業服務，為何有不對等規範的現象存在？
過去，廣播電視、電信和有線電視等通訊傳播服務因為使用不同的科技，特 色較為分明，在我國分別受《廣播電視法》、《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規 範，以科技為界，頻譜相關使用規範也散見於各法之中。然而在科技匯流的趨勢 下，單一無線技術即可提供多種通訊傳播服務，我國頻譜資源的管理模式該如何 因應，便有值得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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