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狩獵是布農族千年來的生活方式，更是布農族男人成長重要的學習過程；
大約 6 歲至 10 歲，父親就開始教導設石頭陷（hatup）及足陷（ahu bantas），而 且每個男生胸前一定會掛著彈弓，不然會被別人取笑。到達手拿小刀的年齡
（padikusan suknung）時，就可以加入父親家族的獵團。父親會一樣一樣的教導 他小刀及槍的使用、辨認動物的腳印、動物習性、狩獵的風向判別、狩獵點的位 置等；還會教導每個季節動物吃的果實，並由咬痕或遺便辨別動物種類及數量。
等到適婚年齡時，開始學習帶著獵犬狩獵，就有更多的機會徒手刺山豬，若刺到 三指寬（pakatau-an）以上的大山豬就可以被老獵人肯定及重視，成為部落認可 的、有能力的獵人。這個過程學習的技能與知識就是人（Bunun）的養成，狩獵 文化正是成為一個人的核心價值。
筆者自小到就讀國中年齡，都在部落裡生活，跟隨父親及家族長者，在自 己氏族的獵場奔馳學習。記憶中，部落每個家戶都會養個 2 至 3 隻的土狗，父親 輩的男人，到田地工作肩上都有支獵槍。有一次，筆者和幾個小男孩，跟著大人 到部落後山的荒漠地（mak langan）犬獵，步行約 30 分鐘後我們到目地的，舅舅 安排筆者們在山路邊，擔任瑪愛斯愛斯（ma aisais）1；當聽到獵犬此起彼落的吠 聲追逐著動物，又聽到犬獵者高亢的呼喊聲時，我們也跟著賣力的敲打著。回到 部落已接近傍晚，大人們在外公的後院，分解所有的獵物，婦女們則清洗動物的 內臟，外公串了一個山羌睪丸，送給筆者並且要筆者戴在胸前。隨即用竹籤串了 生的內臟及肉塊，走到後院的角落，看著外公將肉串及小酒壺置於小平台上，唸 著：「所有的長輩呀！都來這裡吧，我們準備了肉及酒，感謝您們的照顧庇佑，
呵！快來呀！這兒有很多的肉很多酒，快來吃呀！」分肉時，以家戶的人口數為 一個單位（tubununun）2，筆者靠在媽媽旁吃著生肝（hataz），看著父親跟長輩 們喝酒，外公以輪杯方式3給獵人喝酒並報戰功（malas tapang），其他的人，也 跟著獵人複誦著，只有徒手刺山豬或獵過公水鹿的獵人才有資格喝這樣的酒。微 弱的燈火，滿足的面容，外公引領唱著飲酒歌，時而低鳴時而高揚，如河水在崎 嶇的山谷的流著。布農族的傳承、共享、分工、飲食、祭儀等文化知識與技能，
透過狩獵構成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
傳統布農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山田燒墾生產方式及狩獵，特別是會狩獵的 人，才可能被公舉為首領（lavian）（黃應貴 1982：334-337）。據口傳歷史（pali habasan），布農族的「出草」活動，是因為與鄒族有紛爭而發展出的報復行為
（minbas），它是狩獵行為的延伸，只是更精緻而已。可從報戰功（malis tapang）
一詞看出，指的是鄒族達邦社；所以無論是狩獵及出草都強調個人能力的表現，
且得到部落公認才能成為首領，這是布農族男人追求的目標，是人生終極的表現。
布農族的狩獵方式；有遊獵（mat hazam），意思是依靈鳥指示巡獵之意，
人數一至二人；也有犬獵，又分為在部落附近的單日獵，以及在氏族獵場七天以 上的團獵；還有跨氏族的焚獵，以及個人的夜獵、陷阱獵等。所獵獲的動物要依 著祖先留下的規範，分食給家族成員或部落的姻親家族，並以家戶人口數每人都 分的一樣多。每個獵人就是在這樣一次次的分食文化中，以及在獵場上勇猛的表 現，展露出其可以保衛家園，其能力如刀刃般，令人羨慕及敬畏，這樣才能成為 部落的領導者。除此之外，獵人們學習祖先代代相傳的知識、規範及技藝，用大 自然的材料製作火藥（kahabu）、用最原始的方式校準（maciahun）槍枝，更在 每次的出獵前，用心聆聽夢境中精靈之間的爭鬥、暗喻及天神的應允，強調分享 的意義及重要性，嚴守著部落長者教導之狩獵禁忌。
鄒族文化學者浦忠勇在「被扭曲的狩獵文化？」（2005）文中提到：像鄒
2是布農族最古老的分食方式，是以家戶的人口數為單位，所以每個人都分得平均。
族、布農族或泰雅族等高山民族，對獵人的訓練極為重視，是自然人成為社會人 或文化人的成長歷程，好獵人因而有資格接受社會賦予的榮耀象徵，這些象徵地 位的符號，留在民族的神話和詩歌中，靜態地陳列在獸骨亭、男子會所、祭屋、
服飾或部落圖騰内，不管是從個人或社會層次來看，在那樣密切的土地互動當 中，原住民族自然而然地發展出多樣內涵的土地倫理和土地認同，其中包含社會 關係、環境秩序、獵區制度、部落規範以及人神關係，這是狩獵文化的哲學理路，
是以山林為家的台灣原住民所賴以生存的「文化資本」。
黃應貴（1999：425-429）在「時間、歷史與實踐：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
中提到：強調布農族的精靈能力必須由父系（katuszang）及母系（mavala）所形 成「親屬」網絡來理解，個人的能力必須經由實際活動之運作過程，得到全體成 員的公認。換言之，他的活動必須符合群體的利益，而有關群體活動的決定，也 必須得到大家的同意。傳統布農族的精靈信仰（hanitu），強調個人能力的強弱 是經由個人的精靈能力（mangan）與大地萬物包括人之間競爭的結果，這樣的能 力強弱，決定了個人在家族或部落是否能成為首領或農事主祭者，這是天神喜悅 的，是布農族人觀中，作為人的終極目標。表現在實際的生活就是在農事祭儀（ma sumsum）、出草（makavas）、狩獵（hanup）及巫術（is aminan）等活動上。
十七世紀以降，外來殖民政權陸續以武力侵佔原住民族土地。據布農族口 傳歷史，布農族於清朝時期離開西部台南一帶，由水里（maiavaz）入山往濁水 溪沿岸定居，並以集集鎮（cici）作為原漢以物易物之地，交換獸皮、獸肉及生 活用品如鹽、衣物、鐵器等物。日本統治台灣之後，以幾個手段在台灣山地地區 推展一套全新的空間秩序，首先，這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在對於原住民族地權的 否認之上，也就是透過 1895 年的「官有林野及樟腦取締規則」將山林收歸國有，
接著，則是對於原住民活動範圍的限縮， 亦即 1928 年的「森林事業計畫規程」
將山林分做三類分區（「要存置林野」、「不要存置林野」、「准要存置林業」）
後，規定原住民族的居住和耕作只能在「准要存置林野」。繼之，以科學林業的
團移住、授產和定耕的政策，改造「准要存置林野」中原住民的生產方式。官大 偉（2014：13-14）。這個政策是徹底改變布農人與土地的關係；狩獵槍枝的沒收，
狩獵方式的限制（禁止焚獵、槍枝彈藥登記制），以及禁止舉行與傳統信仰有關 的祭儀，如出草之報戰功（malastapang）、巫術儀式及簡化農事祭儀等，不僅如 此，強迫集體移住，以及定點式的水稻耕作，改變了布農族傳統游耕採集的生活 方式，獵場不再是氏族所有。
1945 年，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了原住民被日人侵佔後「國有」化之山林，
並延襲了日治時期的「蕃人所要地」制度，而將其改稱為「山地保留地」，將原 住民土地限縮於「山地保留地」之內，推動定耕經濟農業，開始禁止狩獵活動等。
這些政策的改變，將台灣原住民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從自給自足的型態，轉 而成為經濟型的商品生產。筆者參與狩獵，也想成為一個獵人的過程中，可以清 楚看到隨著公部門對於動物與槍枝的管理政策，以及隨著商業交易介入狩獵行為 之後，原有的分享意義及分肉的文化意義雖然存在，但是獵人的地位卻受到相當 大的影響，再加上許多獵人被起訴的事件，使得布農族的文化傳承以及成為人的 歷程受到衝擊。在內外夾擊之下，獵人如何在文化脈絡下展開文化實踐呢？這樣 的文化實踐具有何種意義？這樣的意義是否可以支撐狩獵文化的存在，是值得我 們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