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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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發展及行動裝置的普及，網際網路已然成為現今網路資訊 傳播的主要平台之一，雖然並非所有學者都對網路媒體的出現抱持樂觀的態度
（如 Sunstein, 2001; Mutz,2002b; Garrett, 2009b），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為止多 數的研究都直指社群網絡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或稱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使用型態，提供政治人物可以直接與選民進行對話互動的平台，也讓 政府或候選人的政策理念、選舉廣宣更能有效傳播，尤其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
歐巴馬（Barack Obama）成功善用網路及社群媒體，發揮互動式網路科技的號召 力，最終順利當選，這場被視作「第一場 Facebook 選舉」（Carlisle & Patton, 2013）
的選戰伊始，社群媒體的政治傳播力量開始受到普遍的重視。
此外，隨著社群媒體逐漸普及化，台灣經歷了 2010 年苗栗大埔事件、2011 年核四啟用公投爭議、2012 年反媒體壟斷運動、2013 年陸軍洪仲丘事件，到 2014 年台灣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發起的「太陽花學運」等，一連串的政治或社會重 大爭議，都引起公民於非選舉期間在社群媒體上自主、密集的討論、分享資訊與 彼此串聯，其中反媒體壟斷、洪仲丘事件甚至成功利用社群媒體動員大規模抗議 活動，而太陽花學運中更成功號召大量青年投身對政府決策的杯葛行動，為期 24 天的抗議運動中，以 Facebook（簡稱 FB）為平台的「新聞 e 論壇」、「攝護線」、
「g0v」、「太陽花國際部」與「海外 330 行動」等粉絲團更齊力將行動的歷程與 學運的訴求拉抬至最高的能見度。無疑的，隨著一波波民主浪潮席捲全球，社群 媒體已然變成台灣公民具體落實不順從公民實踐的主要途徑之一，也確實成為改 寫政治傳播模式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新興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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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創造了實名制的虛擬社群，結合了社群與媒體特質的雙面型態，在 資訊傳播邏輯上有別於過去大眾傳播媒體對閱聽人單向式的資訊餵養以及守門 人的資訊過濾機制，轉而採取讓使用者進行雙向對話式的傳播溝通，使用者得以 同時身兼資訊消費者及內容製造者，不再如過去大眾傳播時代只能消極吸收新聞 資訊，且使用者為了與社群間其他成員產生連結（engagement）、進行形象管理 及維繫社交關係等，更樂於主動且頻繁地關切、分享、表態及討論公共議題，遂 因此於無形中增加政治涉入的可能性。此外，社群媒體即時告知、整合大量資訊 以及協力廣傳的傳輸技術轉型，降低知識與資訊的取得門檻，培力出更積極自主 的網路公民（netizen），對理想的民主政治參與帶來正面的影響。
無論是公民針對特定訴求的政治參與或選戰期間候選人或選民所進行的政 治傳播，都離不開一個關鍵的要素，即具有互動性（interactivity）的政治對話
（conversation）、討論（discussion），或許多文獻中廣義的「審議」（deliberation）
概念。許多政治理論家都強調，公民之間的政治討論是一個健全的、順利運作的 民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改善政治辯論、討論或說服的條件或方法，
是 身 為 民 主 公 民 的 基 本 需 求 （ Dewey, 1927; Huckfeldt & Spragu, 1995;
Schudson,1998）。此外，更有學者主張公民討論是民主的靈魂（Kim, Wyatt, & Katz, 1999），這些學者基本的論調，是強調人際網絡間有意識地就公共事務與他人交 換意見、進行社交互動，或是在日常生活中無意識地涉及公共事務的政治討論，
能夠讓原本就對政治較有興趣的積極公民更形強化政治知識、效能與參與意願，
甚至對過去沒有參與資源的民眾起政治社會化的作用，讓民主公民權獲得更廣泛 的落實。
社群媒體上的人際互動形式，延伸了過去對「討論」一詞的定義，使用者可 以透過使用即時通訊（instant texting）、標記（tagging）、瀏覽 Facebook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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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ing）、按讚（liking）、噓文（disliking）、推文（Twitting）、轉推（Retwitting）、 訂閱追蹤（following）、瀏覽 YouTube（Youtubing）、提供資訊書籤（RSS-feeding）
等方式來進行互動，每一項功能都能在無形中提供使用者與他人對話的機會與素 材。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儘管這些互動模式看似挹注了多元豐富的資訊，但人 性對迎合自身觀點的訊息有偏好，因此在使用新興網絡化科技過程中也必然會促 進政治觀點雷同的人彼此間的交流，亦即增加選擇性接觸特定觀點的機會
（Jomini Stroud, 2007; Jun, 2012）。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 年一項網路及美國人民生活計畫 的調查指出，封鎖（block）、刪除好友（unfriend）、隱藏動態（hidden）等舉動 皆為人們應對社群媒體中政治狂熱份子或與自身立場相左者的常用應對策略之 一（Rainie & Smith, 2012），也由於社群媒體提供了許多障蔽異質性接觸的策略 工具，因此有學者開始懷疑社群媒體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回音室（echo chamber）
（Garrett, 2009b; Grömping, 2014）。
所謂的回音室效果，是指網路科技讓使用者得以自由選擇想看的內容，因此 個人可以透過選擇媒體來源和所欲接觸的網路社群，以更加精確的過濾機制來篩 選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行近一步的互動，於是接觸的朋友將會愈來愈同質，既存的 偏見也將會在網絡間逐漸受到強化，遂更難以在再接納異己的對立觀點（Garrett, 2009b）。
根據研究，長期只與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為伍、只接觸迎合自己立場、價值 觀的資訊，會產生網路的飛地（enclave）傳播效應（Sunstein, 2001），即習慣忽 略甚至趨避他人對立的觀點、降低對於對立觀點的包容性（Mutz,2002b），甚至 不斷增強既存的偏見，政治意見歧義的公民，遂於社會上逐漸顯現分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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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ation）與意見極端化（polarization）的趨勢，形成「網路巴爾幹化」
（cyber balkanization）或「電子少數民族居住區」（Cyber Ghettos），亦及所謂 物以類聚（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的現象（Festinger, 1957; Sunstein,2001;
McPherson, Smith-Lovin, &Cook, 2001; Iyengar, Hahn, Krosnick, & Walker, 2008;
Iyengar&Hahn, 2009; Himelboim, McCreery, & Smith, 2013）。由此，民意的品質將 會因缺乏溝通而降低、社會也會缺乏共識，並因此危害到聯繫整體社會的社會資 本，對多元民主社會的運作帶來許多負面影響（Alstyne & Brynjolfsson, 1996;
Mutz, 2002a, 2006; Sunstein, 2009; Huckfeldt & Mendez, 2008）。
根據網路公司 Alexa.com（Alexa, 2015）的統計數據，Facebook 在 2015 年 已成為流量全球排名第二、全台排名第三（僅次於「Google」搜尋引擎及社群內 容創作平台「痞客邦」）的網站，而台灣專業行銷研究顧問公司「創市際」和數 位化測量與分析供應商「comScore」2016 年 3 月公布的數據更顯示，「Facebook」
名列該月台灣網域到達率的第 3 名，網友到達率高達近七成，且平均每位使用者 停留時間以及平均單次造訪瀏覽網頁數（包含網站及應用程式之流量），皆比到 達率名列一、二名的「Yahoo 奇摩」和「Google」都高（創市際，2016 年 6 月 17 日）。
Facebook 無疑已是台灣最熱門且最被普遍使用的媒體網站之一，數量眾多 的使用者以及超高的普及率，顯示 Facebook 構連而成的線上網絡擁有促進公民 進行政治對話的潛能。然而，Facebook 也並非從此一躍成為「審議式民主」或
「公共領域」的代名詞。在 2016 年 2 月，知名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就曾撰文對 Facebook 發展至今的現況提出了沉重的警告。佛里 曼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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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的社交媒體體驗被設計為利於傳播而不是參與，利於張貼而不 是討論，利於淺薄的觀點而不是深度的討論。就好像我們認為自己是來這裡 對著他人說教而不是與他人對話。」（2016 年 2 月 16 日）
佛里曼的這段文字，對 Facebook 在促進民主進程中所能發揮的效用敲響了 警鐘，提醒吾人重新審視社群媒體發展至今，究竟能否建構一個實踐民主的有效 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