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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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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普遍來 說透過 Facebook 接觸到的對 象比起數 位移民來 得多。 而 無論就 Facebook 的消極政治使用(t=-5.42,p<.001)或 Facebook 政治參與(t=-5.25,p

<.001),數位原住民比起數位移民皆更頻繁,似可由此推測 Facebook 使用普 遍提升了青年族群與政治的連結程度,且某種程度上有效發揮了社群媒體的政治 潛能。

惟從本研究針對兩年齡層族群的 t 檢定結果,可看出一個明顯的隱憂,即無 論是 Facebook 網絡結構的立場多元性、Facebook 網絡結構的社會人口學組成異 質性或 Facebook 網絡結構的意識形態異質性,18 至 35 歲的數位原住民族群都 顯著低於 35 歲以上的 Facebook 使用者。換言之,可推論 Facebook 政治使用雖 然看似替年輕族群的使用者挹注源源不絕的資訊與政治參與動能,但事實上,

Facebook 政治使用卻也可能使青年逐漸被 Facebook 上同質的、極端化的政治觀 點所囿限而不自知。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結論

過去已有部分學者針對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增進民眾政治涉入、提升政治參與 進行研究,但由於政治議題相較於娛樂導向的軟性資訊,需耗費更多搜尋、理解 吸收與討論的成本,在過去大眾傳媒為主流媒體的時代,民眾政治效能感偏低,

多數人認為憑藉一己之力難以對政治決策過程有所影響,也難以撼動政府體系長 久以來存在的弊病與沉痾,而此政治無力感也使許多公民降低對政治的興趣,並 選擇放棄政治參與的機會,遂導致長此以往政治冷感(indifference)與政治陌異

(alienation)成為普遍的現象。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尤其網絡 化(networked)的線上人際互動模式開始大行其道,許多政治、社會與傳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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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學者都紛紛開始將注意力放在新興社交網絡平台對公民政治態度與行為的 影響,以及挖掘網絡化的線上資訊傳輸管道,對開創政治平等、公民參與及理性 討論等民主潛能的積極價值。

社群媒體的出現,除了使資訊的流通更大量、更即時、來源素材更多元,也 改寫了過去閱聽人被動獲取資訊的傳播型態,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可以藉由在網頁 或附加的即時通訊軟體中談論政治、時事或選舉議題,甚或純粹觀看、瀏覽粉絲 專頁及友人在平台中的互動與論述內容,便能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接觸到原先使用 目的之外未預期接收的內容,也就是傳播學者如 Valeriani & Vaccari(2015)所 稱的「不經意接觸」(accidental exposure),而此非預期性的接觸蘊含了相當重 要的潛在意義,因為原先對政治事務沒有積極興趣甚或強烈冷感的公民,一旦登 入社群媒體的頁面,便有機會在首頁(News Feed)的介面裡無意間瀏覽到近期 最新的熱門議題,其中往往不乏與政治、公共時事或選舉相關的資訊。此外,社 群媒體的內建演算機制,也容易透過使用者按讚、點閱、留言、分享等反饋動作,

提高該使用者後續上站接觸到政治時事相關議題的機會。

本研究的數據顯示,雖然當看到 Facebook 上的政治訊息會「分享」、「留 言」的人相對不多,但會「按讚」、「點閱」的人卻都有八成以上(按讚:81.3

%;點閱:96.0%),且有將近七成(69.7%)的 Facebook 使用者表示平常上 Facebook 至少「經常」看到政治、時事或公共議題相關的訊息,高達近九成的

(88.3%)使用者表示看到政治訊息時至少會「稍微留意」,顯示無論是透過被 動的資訊接收或是使用者主動的資訊性回饋行為,Facebook 提升民眾政治涉入 的可能性極高。而進一步來看,本研究也發現結合上述主動與被動資訊傳播途徑 的 Facebook 政治使用情形,對 18 歲以上的 Facebook 使用者於 Facebook 平台上 深化政治參與的行為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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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結論之前,有幾項可能會影響本研究結果詮釋的限制因素,在此有必 要一一說明。首先針對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之問卷填答對象主要來源有二,一 為在網路論壇批踢踢上公開徵詢填答者,二為在 2016 年總統大選中角逐總統大 位的候選人 Facebook 粉絲頁面中貼文徵詢填答者。由於在批踢踢論壇上公開徵 詢,主要招募到的受試者可能大多為較年輕的網路重度使用者,而在總統候選人 的 Facebook 頁面中徵人,主要填答者多數應為原先就對政治議題較為狂熱的 Facebook 使用者,因此結果能否推論至所有 Facebook 成人使用者尚無法確知。

然而,即使存在樣本代表性的疑慮,本研究也主張,若研究對象多半取自網路或 政治較狂熱的族群,則這些使用者可能也同時為主要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族群,

本研究針對這些在網路上較活躍者的 Facebook 政治使用進行研究,可能更能描 繪出社群媒體使用者在政治傳播領域的積極意義。

第二,本研究所檢視的討論網絡異質性、Facebook 網絡結構多元性,以及 Facebook 網絡結構異質性等變項,都是採取受試者自我陳述式的(self-reported)

異質程度,此經由主觀判斷後評量的異質性,可能與網絡間實際存在異質性的情 況有不容小覷的落差。有研究的實證數據顯示,對網絡間他人政治觀點認知程度 愈高的人,愈容易判斷所處網絡政治意見處於同質的狀態,亦即愈可能認定網絡 間他人的政治立場與自己大致雷同(Baldassarri, 2009),而 Facebook 讓使用者得 以透過觀察他人平日針對新聞輿論的政治態度,針對不同政治與社會議題觀察他 人的立場、觀點與偏好,透明化了他人對政治的價值判斷,此時則容易讓使用者 將迎合自身觀點的意見判斷為主流民意,同時忽略對立意見實際存在的異質程度,

如此則更加深個人「感知到」的網絡異質性以及實質網絡異質性間的差距。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Scheufele, Hardy, Brossard, Waismel-Manor ,&

Nisbet(2006)指出,個人是依賴「感知到」的周遭分歧程度來決定自身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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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這種透過感知而獲得的判斷,比起真實社會、脈絡或網絡存在的異質性,

也更能夠真實反應內心感受到交叉壓力的大小,而交叉壓力便是異質網絡對個人 帶來影響的關鍵因素。是以,本研究雖然未能客觀評量受試者真實鑲嵌的網絡間 存在多大的異質性,卻也透過主觀的異質性評估方式,反映出政治參與背後驅動 行為意願的心理元素。但不可否認的是,為求嚴謹的實證數據,未來研究可發展 更能精準評估網絡異質性的量表,以更客觀地檢驗網絡對個人的影響。

此外,必須承認本研究利用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來進行理論 驗證,因此在 Facebook 政治使用對政治參與的因果關係推論上,似乎容易存在 疑義,因為無法否定政治參與行為可能也是 Facebook 政治使用的外生變項 (exogeneous Variable),這方面有待更多長期追蹤的固定連續樣本研究(Panel Study)或實驗法,來彌補此因果推論上的問題。但實際上目前的許多實證研究,

都已經大致建立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方向,陸續也有不少學者利 用長期追蹤的貫時研究來證實社群媒體使用對政治參與的預測效果(如 Lin, 2016),因此可推斷本研究的結果有一定程度的正確性。

最後,Mitchell, Gottfried, & Matsa(2015)的研究報告指出,年輕(18-25 歲)與年長(26-33 歲)的千禧世代,在新聞資訊來源以及除 Facebook 之外其他 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上存在差異,但本研究將 18 至 35 歲的使用者視為同一個年 齡族群,全部歸類於「數位原住民」,以此年齡區間整體的概況來詮釋成員的特 質,可能因此忽略了其中年紀較輕與較長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尤其 2014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0 日間由年輕學生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太陽花學運,主導發 言權及響應學運的多數為 18 至 25 歲的大學生及研究生,此年齡區間的青年學子 在此事件中表現出超乎其他年齡層的政治熱忱,似可證明處於此階段的青年族群,

頗有值得獨立分析之處,故未來的研究,可針對本研究中的「數位原住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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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更細緻的劃分,尤其針對 18 至 25 歲的年輕成人族群。

隨著社群媒體的研究日漸深化,社群媒體變項的概念化與操作化方式已經愈 趨細緻與複雜,但多數的研究仍將研究的重心擺在探究使用者其特殊性使用(多 數為資訊性或政治性使用)是否單獨對政治行為帶來直接的影響,而忽略了媒體 使用對個人的影響,可能很大一部分決定在使用者如何使用、在什麼情境下使用,

還有必須考量從媒體中獲取的資訊,同時可透過使用者咀嚼、吸收,化身為公民 與他人進行政治討論時的正反論據(argument repertoire),而在使用者與他人討 論過後,資訊已經過認知處理,又經由網絡間他人評價與偏好的增強或削弱,遂 不再被侷限於初始訊息來源的既定框架。由此,本研究不僅止於探究社群媒體主 動及被動的政治使用對政治參與產生影響的情形,發現 Facebook 政治使用當中 主要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是表達性、積極性的政治使用,同時,本研究探討網絡 異質性對 Facebook 使用者政治參與行為的直接影響,發現討論網絡異質性對 Facebook 政治參與和線下政治參與皆有顯著影響,惟前者是正面影響,後者則 為負面影響。此外,本研究透過實證分析,驗證異質性的討論網絡可同時作為 Facebook 政治使用影響政治參與行為之中介與調節變項,而此異質性討論的中 介及調節作用,在 Facebook 積極政治使用頻率及討論網絡異質性皆高的數位原 住民族群中,效果格外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