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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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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

從過去大眾傳播媒體盛行的時代以來,媒體對使用者政治涉入的影響便始終 存 在 爭 議 , 有 學 者 從 悲 觀 的 角 度 衡 量 媒 體 對 閱 聽 人 的 影 響 , 如 涵 化 理 論

(cultivation theory)、Putnam(1995b)的時間取代假說( 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以及許多政治傳播學者所稱媒體導致的政治犬儒主義(political cynicism)、冷漠(apathy)、政治的懷疑論(skepticism)或人與人間的陌異化

(alienation)等。另有學者主張從樂觀角度看待媒體對閱聽人的影響,如政治學 習效果、社會心理學理論─預示效果(priming)等。而媒體使用究竟正面或負面 影響閱聽人政治結果的爭議,更隨著社群媒體逐漸主流化而持續延燒,學界開始 轉而將研究重心放在社群媒體是否以及如何對使用者產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 響。

公民的政治涉入,往往具體反應在政治參與的行為上。政治參與最常被引用 的定義是指從事具有影響政府行為之目的或效果的行動,無論是試圖直接透過影 響公共政策的決策及實施,或間接藉由影響對決策官員的投票選擇等行為策略都 囊括在內(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 p.38)。過去針對大眾媒體,已有許 多研究指出,新聞媒體的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有顯著的關聯性(McLeod et al.,1999; Shah, McLeod, & Yoon, 2001)。

有學者主張,網路媒體並非取代傳統媒體,只是補足了傳統媒體的不足(Shah, Cho, & Kwak, 2005),所以新興的數位媒體不但同樣能達成傳統媒體提升公民政 治參與的貢獻,更進一步開創出政治參與的無限可能。綜觀針對社群媒體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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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間關聯性的研究,目前已累積愈來愈多學者大致肯定社群媒體使用對政治 參與存在顯著的預測效力(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Zheng, 2014; Gil de Zúñiga, Jung, & Valenzuela, 2012;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然而,針對二者之間的 關係進行研究的文獻,因為在方法論上(methodology)、測量方式(measurements)

以及樣本取樣上皆有出入,因此對於解釋是否特定社群媒體使用對政治參與會產 生影響,仍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Gustafsson, 2012)。例如針對社群媒體使用的 測量方式,有研究採用「資訊性使用」(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Zheng, 2014),

另有研究採用「政治性使用」(如 Bode, Vraga, Borah, & Shah, 2014)、「是否有使 用習慣/使用頻率」(如 Tufekci & Wilson, 2012; Valenzuela, Arriagada, & Scherman, 2014)、「不同的使用動機/目的」(如 Park, Kee, & Valenzuela,2009; Park, & Lee, 2014)或「綜合複合指標的使用強度」(如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11;

Theocharis & Quintelier, 2014),也有研究將社群媒體使用拆成不同的面向,分別 探究不同面向社群媒體使用情形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如 Tang & Lee, 2013),由此 測量方式上的差異,便容易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另外,許多對網路媒體持悲觀 主義者,也認為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沒有顯著影響(如 Kushin & Yamamoto, 2010;

Zhang, Johnson, Seltzer, & Bichard, 2010),因此,為釐清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行 為的效力究竟為何,有必要深入了解此媒體是透過什麼機制、在哪些附帶條件下 對民主社會帶來影響。

新興電子媒體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已經從網路樂觀主義(cyberoptimists)與 網路悲觀主義(cyberpessimists)對於「是否」的爭辯,進展到進一步檢視如使 用者的使用型態、政治心理學屬性(socio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等特殊條 件下,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二者間「如何」發生關聯性的研究(Valenzuela, Arriagada, & Scherman, 2012)。Valenzuela, Park, & Kee(2008)就透過研究結果 指出,Facebook 使用強度並未單獨對政治參與產生影響,但透過社會人口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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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節,卻能對政治參與產生預測效力。具體而言,根據此研究,在社會信任感 高的人當中,社群媒體使用強度對年輕人政治參與的影響特別大。而 Gil de Zúñiga, Jung, & Valenzuela(2012)發現以每日平均使用時間來計量的一般性社 群媒體使用,並未與社會資本、公民參與、線上與線下政治參與任一項產生關聯,

但若從社群媒體上的資訊取得程度來衡量社群媒體的使用情形,則又對社會資本、

公民及政治參與都有顯著的影響。

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Zheng(2014)用兩波段長期追蹤資料,以交叉 延宕(cross-laged)和併發試驗(concurrent test)的方式分析在 2009 及 2010 年 間美國 18 歲以上成人的社群媒體使用者,結果指出社群媒體的新聞資訊使用對 線下的政治參與有直接影響,且社群媒體的資訊性使用還透過政治表態(political expression)對線上及線下的兩種政治參與形式間接產生影響。此研究更發現,

社群媒體的社交互動使用(social interaction use)對政治涉入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卻會藉由促成使用者進行政治性的表態,而間接將使用者導引至政治參與的途 徑。

Bode, Vraga, Borah, & Shah(2014)探討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社群媒體 的政治性使用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他們發現,對青少年來說,一般網路上的政治 表態(包含張貼評論於新聞網站或政治部落格、與朋友和家人交換帶有政治訊息 的電子郵件、轉寄政治影片或新聞文章、寄出或收到有關政治的文字訊息)以及 包含「在社群網站個人資料(profile)中透露政治偏好」、「成為政治人物的社群 網站粉絲或好友」、「使用社群網站的新聞或政治應用程式(application)」、「被社 群網站中的好友邀請參加政治活動」等四個面向的社群網站政治性表態,都對傳 統形式的政治參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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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 Facebook 單一的使用功能來看,也會個別對政治參與產生貢獻。

Conroy, Feezell, & Guerrero(2012)就指出,Facebook 的使用能夠讓使用者成立 線上的政治「社團」(groups),而線上的 Facebook 社團提供了如同線下面對面 接觸的社團所提供的功能,包含資訊補給、增強政治行動的動機,以及賦予公民 進行傳播互動的平台等,因此 Facebook 可以藉此形塑公民線下的政治參與。此 外,Valenzuela, Park, & Kee(2008)的研究也支持加入 Facebook 中的社團對政 治參與有顯著的影響,但這個效果會因種族而異,根據他們的研究發現,Facebook 社團使用強度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在非白人受試者間較不明顯。

為了進一步釐清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的效果,Tang & Lee(2013)試圖藉由 區隔出 Facebook 使用的不同層面,以及分析不同的使用層面彼此之間的關係型 態,來解開 Facebook 使用「如何」對政治參與產生影響的謎團。Tang & Lee 利 用香港的大學生來進行理論的驗證,發現 Facebook 使用者接觸到他人所分享政 治訊息的多寡,以及與公眾政治行動者的連結性愈高,皆愈有可能參與線上及線 下的政治活動。另外,他們也發現 Facebook 上的朋友人數對政治參與並沒有直 接的預測效力,但卻會透過連結到公眾政治行動者以及建構社交網絡異質性,對 線下政治參與帶來間接的正面影響。整體來說,擁有愈大的網絡結構異質性、與 政治人物或社運人士的連結程度愈高,以及接觸到愈多政治相關資訊的 Facebook 使用者,都較傾向於參與政治活動。

Gil de Zúñiga, Jung, & Valenzuela(2012)對社群媒體發揮的政治功能內在機 制做出推論,指出社群媒體對公民的參與行為之所以看似頗具貢獻,其一是由於 在網站上獲得的資訊多半是經過使用者相信、或是有關聯的人過濾過的資訊,因 此這些資訊會比從其他媒體平台中獲得的資訊更具有政治動員的效力,另外或許 是由於社群網站所建構出的內在人際網絡,不只讓人獲得資訊,更能讓人針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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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重要性與正確性和網絡內其他成員進行討論,在過程中便增加使用者對資 訊細節的了解,同時提昇個人對資訊內容的反思能力。

然而,並非所有研究都肯定社群媒體對公民政治參與有貢獻,如 Theocharis

& Quintelier(2014)就直指過去研究中針對社群媒體使用與公民及政治參與之間 關聯性的研究,多半使用橫斷面研究法(cross-sectional survey),雖然獲致了看 似正面(儘管關聯性微弱或是中等)的結果,但這樣的研究方法難以避免對因果 關係的解釋上與實際情形有出入。Theocharis & Quintelier 為了證實他們的理論,

針對比利時 15 至 16 歲的年輕人 Facebook 使用情形所做的兩波段固定樣本貫時 追蹤研究(two-wave panel survey),發現 Facebook 使用只對公民及娛樂導向

(entertainment-oriented)的參與行為有正向關聯,但對無論線上或線下的政治參 與皆未起顯著的效用。此研究還透過進一步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斷言 Facebook 使用實際上只對娛樂導向的參與活動有明顯的預測效果,不能解釋公民後續的政 治參與行為。

Baumgartner & Morris(2010)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社群媒體增進年輕人政 治參與的潛能實際上並未發揮效用。Baumgartner & Morris 發現,社群媒體使用 者不但傾向於找尋與自身觀點相符的資訊,且並未顯著比其他媒體的使用者更具 備政治知識,即便使用者會被網站激發政治參與意願,但也多半受限於線上的政 治參與,並未及於線下的政治參與。Baumgartner & Morris 也指出,雖然社群媒 體使用者會透過網站關注公共事務,但與其他傳統媒體的使用者相較,社群媒體 使用者關注公共事務的程度卻相對偏低,且使用者並未特別對多元的觀點或新聞 資訊感興趣。無獨有偶,Livingstone(2007)也認為,儘管社群媒體能提供參與 或激發政治論述的機會,但使用者實際上並未妥善利用這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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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研究,可看出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仍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不一 致的結果。Tang & Lee(2013)認為,社群網站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之所以會如此 莫衷一是,是因為社群媒體與傳統的大眾媒體不同,使用社群媒體並不純粹指涉 對平台中特定型態內容的消費,也包含對網絡持續性的塑造、個人頁面(personal profile)的建構、共享資訊的消費與產製、在他人動態中進行評論,或純粹在其 他人的發文上按「讚」(like)等不同的行為面向,而這些不同的使用面向可能會

由上述研究,可看出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仍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不一 致的結果。Tang & Lee(2013)認為,社群網站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之所以會如此 莫衷一是,是因為社群媒體與傳統的大眾媒體不同,使用社群媒體並不純粹指涉 對平台中特定型態內容的消費,也包含對網絡持續性的塑造、個人頁面(personal profile)的建構、共享資訊的消費與產製、在他人動態中進行評論,或純粹在其 他人的發文上按「讚」(like)等不同的行為面向,而這些不同的使用面向可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