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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一、研究背景
黨國體系(party-state system)是指單一政黨代表了全部，一黨專政的意志取代 了全民意志、黨的利益凌駕社會利益、對黨的忠誠凌駕對國家的忠誠。該政黨結 合了政府的行政部門工具，如軍隊、警察、官僚體系和司法機構，對人民實行專 制統治，且壟斷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參與者必須在專制黨所設下的尺度範 圍內活動(李福鐘 2008, 215-16 ; 吳文程 2007, 174-75 ; 趙建民 1999, 13-26)。本 文關注在兩岸黨國體系政權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對於文化部分的管制與 監督，並選擇以「文化事業單位」為研究對象。
「事業單位」按照中國大陸《事業單位登記管理制條例》的定義是指國家為 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
、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服務組織。「文化事業單位」是具有媒介、藝術、
文學等功能的部門，包含所有原來在各個政府部門以及全國性社團組織系統下建 立的文化機構。在中國大陸，狹義的文化事業單位可以指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
廣電總局等三大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管理的單位，廣義的文化事業單位包括其它部 委所屬的文化事業單位，工會、共青團、婦聯、文聯、作協等全國性社會團體管 理的文化事業單位。1 中國大陸的中影集團即是一個國有經營性質的文化事業單 位。2 在台灣，民國 72 年公布施行的《電影法》第三十九條（電影事業之輔導）
1 李景源、陳威主編，中國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2 1984 年，在中國電影業被定性為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開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國家每 年只給予各廠一定的流動資金輔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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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規定:「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這也讓台灣政府有理由必需進入輔導發展。3 根據國民黨於 1972 年所出版的《黨營文化事業專輯》，其所經營的黨營文化 事業有中央通訊社、中央日報社、正中書局、中國廣播公司、中國電視公司、中 影公司，以及中華日報社。在國民黨內體制，被歸屬在文化事業下的企業，也受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所管轄，在後文會發現台灣中影公司的領導階層，
在職前或職後往往是從其它黨營文化企業中調職而來;然而中國大陸的文化性質 國企也有此現象，各文化傳媒單位主管的職前與職後職位都是在中宣部或廣電總 局下的直屬機關。
路璐(2013:124-130)認為影像傳播的國家形象塑造的直觀性與影響力是其他 形式無法比擬的可對外有極大的影響力和親和力，對內有強大的文化認同感和國 家凝聚功能，進而成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4 電影是綜合藝術與科學的事業，
兼具娛樂、教育、宣傳和商業等多種價值。由於電影的媒介功能具有傳達思想模 式與生活觀念作用，在非民主國家，電影因攸關意識形態控制，因此電影製作單 位往往被政府所嚴密控管。最為人所討論的是新馬克斯主義學者 Antonio
Gramsci(1971)的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其認為統治階級之所以能維持優勢地 位與主宰社會，是靠政治與經濟結合的利益，但為了讓市民社會更能接納該政權，
必須訴諸知識、道德等。在 Gramsci 的認知中，霸權會經由滲透方式，將意識型 態注入他人的日常生活思想中，以支配附屬階級或團體。所以兩岸電影在一些時 期的作品，常常被賦予了新的威權意含，用一種現實主義的電影創作來確立自身
3 電影法第三十九條: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其發展，應就下列事項予以輔 導：一、參加國際影展。二、參加國內外電影專業研討會。三、徵選印發優良電影劇本及電影 故事。四、開拓國產電影片市場。五、組團出國考察。六、舉辦國際性影展。七、輔助辦理電 影從業人員訓練及出國進修。八、推動設立電影研究基金。九、為促進電影事業有關事項，比 照其他文化事業輔導之。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中央各行政機關及其所屬事業機構、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電影片製作業攝製電影片。
4 軟實力是由 Joseph Samuel Nye 在 1990 年所提出指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軍事以外的第三 方面的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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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合法性。5
(Hartley 2002, 152-53)認為電影在社會制度當中具有三個屬性，分別是:
1. 經濟性(economy)，有關物質價值與財貨生產與產品分配。
2. 政治性(politics)，有關權力的運作與社會規範的過程。
3. 文化性(culture)，有關作品交換與作品意義。
李天鐸(1997, 21-23)認為電影與威權國家的關係是在一定的社經環境下，由 於行政部門與黨務部門所組成的黨國機器為了總體意識形態的建構與實踐，會對 影片生產介入還有電影片檢查與管制。本文將以兩岸的中影為研究對象，對當今 文獻最少的政治性面向探討，電影的政治性涉及當黨國組織對其如何影響操作，
中影必須在內部組織與外在總體社會保持穩定的狀態，才能順利進行電影創作。
因此，國家會藉由教育制度公會組織和文藝政策等方式來形塑電影工業，藉以操 作人民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此外，中影集團對於中國來說，還有把當代中國文 化和當前發展局勢傳播給全世界的功能。因此早在 1930 年代初期，國民黨與共 產黨在中國大陸對於電影事業就有所競爭，手段是以政治勢力介入。 戒嚴時期 的國民黨時期所控制的「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影公司)，與當今 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簡稱中影集團)，兩岸中影皆是國 民黨政權與中國共產黨政權以人事、法規和經營審批等方式所直接管轄的文化事 業單位，都是黨所經營的文化企業單位。
解嚴前的台灣國民黨政權與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性質非常相似，常被作為 比較的案例。6 Gilley(2008, 5)也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背景有許多相似性，
5 台灣「健康寫實」電影和同時期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電影都是屬於現實主義電影，
現實主義電影的特點是這些電影會讓觀眾有錯覺感，這類影片通常會有預設的目的性，希望觀 眾會相信銀幕上的東西比周遭的事務更現實。
6 林佳龍，「比較兩岸的政體轉型」，收錄於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 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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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作為比較的案例。這也是為何要比較的原因，因為多數人會混淆國民黨與共 產黨政權在控制文化層面的差異，使我們有必要用比較研究法來詮釋此事件的有 效性(King ,Kaohane and Verbal, 1994)。尤其是在現今兩岸黨國文化事業單位比較 還沒有出現通則性(nomothetic)研究的當下，更有必要用比較性的驗證方式來對 質(Sartori,1994)。而兩岸所各自控管的兩個中影，除了具有比較案例的關鍵性外，
中國中影集團背後所延伸出的政權性質，該政權最後走向改革開放且市場化，及 中央地方關係議題皆是研究中國政治學學者所關心的。本研究嘗試揉合質化與量 化的方式，在不同層次但相關議題上進行探討，讓該題目的整體框架更為嚴謹且 深入。
二、研究問題意識
本研究探討議題問題時，可區分為兩個主要問題意識架構。
問題一:兩岸從文化事業單位視角下的政權型態為何?
首先，Tucker(1961)認為不同政權的性質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程度也會有所 不同，而電影是意識形態的重要傳播工具。當我們從政權性質來觀察分析其對下 層單位的影響時，也需要探討到原本是兩個相似的政權，在中國國民黨政府播遷 來台、中國共產黨建國後，兩岸開始分別走向兩種相異的政權內容。政權性質對 於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也會有所影響。林祈昱、蔡文軒(2008)的觀點即政權性質會 轉向實用主義，和社會經濟發展形成對應。通常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其市 場化程度也會較高，越趨近於開放型經濟。7 過去理解中國電影產業，從計畫經
7 黃智聰、歐陽宏，「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7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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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過渡到市場經濟，電影型態也開始有了轉變。8當後極權政體往後極權發展資 本主義轉型過程中的電影文化事業單位，遇到市場化後所會產生的反應為何? 陶 儀芬(2006)與吳玉山(2006, 249-275)皆認為中國政治經濟是相互牽帶影響，由於 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服務政治專政，經濟發展的市場化又會如何影響文化事業單位，
對於電影的產出型態會有何影響?
問題二:同樣是黨國體系，為何國民黨會管不住台灣中影公司?
第二個問題，也是本文研究要比較的關鍵轉折差異問題。本研究試圖藉由比 較的觀點，理解兩個看似貌似的黨國政權底下，且皆是黨所直接管理的重要文化 事業單位，為何台灣的中影公司得以在 1980 年代產出且上映具有國民黨所不樂 見的電影作品;而中國中影集團卻無法，甚至其電影產業與文藝風氣被外界視為 是保守的，當中影響造成台灣中影的關鍵轉折要素為何?本研究從理論、數據、
文獻與討論分析，即為了解釋該核心問題: 兩岸中影的運作模式差別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