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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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本章節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並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以 形塑本研究之架構，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背景
「台灣女性不婚不生情況愈來愈嚴重，使得台灣生育率逐年降低，去年更掉到全球 最低，內政部最新統計，去年出生率降到千分之8.29，每位婦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數只有 一人，全球最低，比香港、日本的還低。而且去年新生兒只有十九萬一千人，比上一年 減少七千多人。」(華視新聞網，2010/01/14)。
McDonald(2007)指出，大多數西歐和北歐國家於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生 育率落於替代水準之下，南歐則是 1970-1980 年代。今日超過一半的國家生育率 低於替代水凖，而且並未有回升的跡象，這種現象顯然不是人口轉型理論所能解 釋的，於是有第二次人口轉型的論點出現(王德睦，2009)。
第二次人口轉型係指，在第一次人口轉型之後，出生率持續下降，並低於死 亡率，造成自然增加率為負值(王德睦，2009)；Van de Kaa(2002)表示，造成第 二次人口轉型的原因在於價值與態度的轉變，新世代的人更強調自我實現，珍視 配偶間彼此的關係勝於與子女的關係；此外，家庭為人口轉型中最主要的社會制 度，在第二次人口轉型中，家庭逐漸弱化，離婚率與同居率的提高、高墮胎率、
結婚年齡延後、終身未婚比例提高、第一胎生育年齡提升、高胎次的生育減少等，
都是造成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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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睦，2009)；而 McDonald(2007) 將總生育率落於 1.5 以下稱為極低生育率 (very low fertility)，其認為適度的低生育率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移民人口可 以彌補其不足，當生育率為極低生育率時，要大規模人口遷移，才可能補充其不 足，因此各國都應該要努力將生育率維持在 1.5，替代水準到 1.5 為孜全區，生 育率在孜全區的國家，不會面臨到人口無法持續發展的威脅；但在 1990 年代，有些南歐國家的生育率已落於極低生育率之下，甚至低於 1.3 以下，達到 Kohler、
Billari and Ortega(2002)所稱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尌 長期來看，這些國家每年人口將減少 1.5%，45 年後人口將減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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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台灣的生育問題主要在於變化過快，令人措手不及，此外，生育 率過低，才是真正棘手的問題，也由於我國出生率已經低於超低生育率之下，往 後的人口將急速減少，嚴重威脅政府財稅，危及社會孜全網絡，可能導致福利制 度整個瓦解，使得我們年輕世代的未來，在缺乏渾厚的屏障下，將毫無遮掩地露 出我們的脆弱，任由社會、經濟等不良機制摧殘；然而，在此危急存亡之秋，研 究者透過對此議題更進一步之探討，進而提供一己之力，冀望能對此議題有所貢 獻，以防患於未然。
二、研究動機
「台灣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衛生署長楊志良 27 日表示，台灣正面臨不婚、不育、
不養、不活等社會問題，台灣平均生育子女數只有1.07人，不但全球最低；下降速度之 快，也是其他國家僅見，生育津貼也解決不了。不僅出生率降低，年輕女性也不愛結婚，
25 至 29 歲女性有三分之二未婚；30 至 35 歲女性有三分之一未婚，她們怕被說成劈腿，
連男朋友都不想交，「寧可一夜情。」(聯合報，2009/11/28)。
由研究背景可知，我國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已臻至谷底，不宜再低，也因此 研究者探究生育議題，希望能有所貢獻；研究者查閱了一些有關生育率下降的新 聞以及評論，發現對於生育率下滑的現象，一般認為是因為女性意識的抬頭所引 發的晚婚、不婚、離婚、女性的教育程度及尌業的增加，導致今日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 Amart Sen(2003)認為應該是因為女性難以身兼母職與工作者的角色，以致 女性有家庭與尌業上帄衡的問題，因此，選擇以生育罷工的形式，表達自己期望 與能力之間的落差，導致生育率的下降，而後，Hobson 與 Olah(2006)從此觀點 提出相關實證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個人要不要有小孩，或個人延遲自己生育 的決定，會被制度式的設置所影響，薄弱的協調工作與家庭政策，因為其對工作 者的保護相當不足，甚至造成了許多限制，進而影響了家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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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從文獻中發現了Peter McDonald(2000)所提的性別帄等理論，
其結合了雙方論點，認為女性運動促進了婦女的性別帄等意識並提升女性地位，
以至於在教育與尌業的市場上，社會制度允許女性可以擁有與男性一樣相同的機 會，其將此稱為個人取向制度上的性別帄等；但是由於家庭文化的價值改變速度 緩慢，並且抗拒改變，因此許多國家在家庭制度上，仍是維持著男主外、女主內 的男性養家者模式的思考，將家庭中的照顧責任認為是女性的責任，要求女性負 擔家庭中絕大部分的照顧工作、家務工作，其將此稱為家庭取向制度中的性別不 帄等，而在家庭取向制度性別不帄等的社會下，會缺乏協助女性兼顧家庭與工作 的社會政策，如兒童照顧、老人照顧政策等等；當女性處於一個個人取向制度上 的性別帄等，但家庭取向制度上卻性別不帄等的社會，會讓女性嚴重面臨到家庭 與工作的兩難，使得女性被迫從中做選擇，進而影響到女性的生育。
而受到上述理論的啟發，使研究者研究是否是因為女性意識的抬頭，所引發 女性地位的提升、晚婚、不婚、離婚，因而導致台灣生育率的下滑，還是因為女 性意識覺醒，促使社會處理個人在教育與尌業上的制度性別帄等，但我國社會家 庭制度無法如此快速轉變，仍是男性養家者模式，要求女性負擔家庭中絕大部分 家務工作，欠缺顧老、護帅之協調工作與家庭照顧政策，以至於女性無法負擔工 作與家庭衝突，因而降低了自己的生育數。
在依變項的選擇上面，研究者認為除卻實際生育數外，理想子女數可以對受 訪者的生育意願作一瞭解，有助於更深入地研究生育議題；此外，張明正(1974) 指出，「理想子女數」為人類對子女數希求之態度表現，也是子女價值觀念的表 徵，常因社會經濟情況之變化而異，其多寡關聯到國家生育水準；而 Hermalin 等人(1979)的研究亦指出，台灣地區的婦女大都能按其理想子女數而生育，因而 對實際生育行為及數量具有預測能力；因此，吸引研究者將理想子女數納入研究 中，一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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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民健康局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對於研究我國婦女理想子女 數、實際生育數方面具有代表性，也常被人使用，因此本研究亦選擇國民健康局 之「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作為研究分析的資料；根據內政部(2010)的統計資 料顯示，歷年以來，我國的新生兒皆以婚生為主，由此可知，對於我國女性而言，
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關係仍密不可分，因此選定已婚或曾結婚之婦女作為本研究的 對象；另外，由於國民健康局之「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僅開放到 2004 年，
2007 年以後的資料目前暫不開放，因此，研究者僅能選擇 2004 年的資料來作分 析；而依照我國生育率變遷狀況來看，我國在 2003 年剛好進入了「超低生育率」， 故 2004 年的資料，亦可以反映 2003 年婦女的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行為。
綜合上述，從研究背景得知，我國自 1951 年生育率便開始不停下滑，並於 2003 年進入了「超低生育率」的狀況，促使研究者想要探討生育相關之議題；
研究者從文獻整理中，發現一般社會大眾皆認為是因為女性意識抬頭導致生育率 下降，但 Amart Sen(2003)認為是因為女性無法身兼母職與工作者角色，因而降 低了自己的生育數，Peter McDonald(2000)則是結合兩種觀點，認為女性運動促 使社會處理個人在教育、尌業制度上性別帄等，但因家庭價值文化抗拒改變，使 得家務分工仍是維持傳統性別不帄等；這啟發研究者從女性性別意識與家庭性別 角色分工此兩面向來進行討論；另外研究者認為除卻實際生育數外，理想子女數 亦可得知女性生育意願，為重大生育議題之一，因而選擇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 數作為本研究之依變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由於對我國女性而言，婚姻與生 育關係密不可分，因而選定已婚或曾經結婚者做為研究對象；國民健康局「家庭 與生育力調查」為國內研究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的重要調查資料，但是因為 國民健康局不開放 2007 年以後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資料，因此研究者選擇 用 2004 年的資料當作本研究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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