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一、研究者的位置

在身為研究者之前，我是以「實習生」的角色參與「真的有青少年自傳劇」

營隊，過程中以「催化者」角色協助營隊中劇團老師的帶領，並演出自我生命故 事引導少年對自我生命經驗有更多的共鳴，演出後也符合「沒演出自傳劇是半個 家人，演過自傳劇才算完整的家人，」劇團潛規則，我與少年在營隊期間以一種

「類家人」的形式去互相分享彼此的生命經歷。

實習結束後，又陸續以「研究者」身份參與 2 次營隊。此時期在營隊中充 份告知身分的轉換（實習生變為研究者），並向少年解說後續的研究過程，並發 放同意書，同意者我才會記錄其在營隊的敘說，這期間我是「半參與觀察」的研 究者，營隊過程中我歸在某小組中，也同樣與少年一起參與營隊，此時對少年來 說我比較像營隊老師的身分，但實質上我在營隊中較少引導或帶領，我的角色有 些模糊和尷尬，感覺非完全屬於老師帶領團隊，也非屬於跟少年一樣的參與者。

身為外部研究者，我需要打通層層關卡，包括：西少社工、母機構善牧基金會、

張志豪老師團隊等的許可，且在過程中需要四處週旋，不斷的釐清研究者與自傳 劇營隊中的角色以及能行動的範圍，在身分上屬於一種被確認且部分有限制的過 程。當進入營隊後，雖然研究者的角色已被知悉，但是如 Julius Roth 所述只要研 究者與研究對象間存在著角色上的差異時，即便研究者已公開個人為觀察者的身 份，但在蒐集資料上仍難以避免會有一些隱藏的層面，包含研究者可能還需要一 邊進行研究一邊建構研究的主題，以及研究者在過程中也不希望研究對象因為知 道我所感興趣的部分而影響其原本的表現，以及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所使用的術 語也會有理解脈絡上的差異，再者被研究者不會總是相信或是記得研究者就是研 究者（任凱、王佳煌譯，2005）。因當初研究者在主題的訂定也尚未明確，因此 也處於邊走邊看，沒有特定的蒐集那些想看的面向，僅將研究者有感覺的畫面或 對話紀錄下來。有時，研究者也會迷惘青少年於過程中的分享是因我的哪一個身 分：前實習生、小老師或是研究者的身分才袒露，或是連他們都根本搞不清。

而在我進入到西區少年服務中心成為「社工」後，我在營隊的角色變得更 多重，一方面將少年平日的生活狀態告知戲劇團體老師對青少年的理解，；一方 面在營隊中理解青少年的生命脈絡後，去探究其生命脈絡與目前所面臨事件的連 結，並共同討論後續處遇的方向。作為一個社工，讓我覺得進入到營隊中的角色 比較自在，不像先前擺盪於前實習生、研究者等身分的游移不定，好似站在一個 更為正當的視角位置去理解青少年的內心世界，讓我與青少年的關係更加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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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且可能成為後續會談或處遇目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社工的「我」也能作為 青少年與營隊老師中的橋樑，找到能發揮的位置，我清楚地知道自身的位置同時 是社工又是研究者的角色。

其中雖然角色多有更換，其中「類家人」的角色一直重疊的，是固定的。

好似一張門票一樣，少年常以「你演過自傳劇了嗎？」探問你的自傳劇故事內容 且分享其自身故事，好似經歷這樣的脫胎換骨的過程才能進入到戲劇營這個團體 中。

（一）身為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的社工

而後續營隊結束後，營隊的老師們離開，留下的是社工們持續服務，我曾 記得有一位少年跟我說，在自傳劇的時候像做一場很美的夢，在那邊你感受很多 的愛與呵護。然而；回來現實生活後，發現實生活沒有愛與滋養，反而是種失落 的經驗，他說「你不覺得做一場美夢醒來比做一場噩夢醒來更為可怕嗎？」這句 話讓我深刻的體驗到，戲劇營隊帶給他們看見自己，或在過程中被理解、被愛的 感受，而那些美好珍貴的時刻，怎麼繼續陪伴他們回到現實生活中去嘗試改變，

卻是刻不容緩的課題。而這也是 Landy（1993）所強調戲劇治療結束後，個體回 到現實生活中的適應，因角色是社會互動下的結果，雖個體在舞台的展演時對於 自我的認同有不一樣的看見，但不表示他人或甚至是社會對其的看法有所變化。

每一次參與自傳劇就像是一場旅行，一場與內心深處、一場與自我生命對 話的旅程，也許旅程結束之後他們又回到環境的生活樣態。但是旅行的記憶會持 續的在其生命中反覆的咀嚼，而助人者成為了這趟自我之旅中的見證者，透過助 人者的見證不斷的提醒青少年，他們精彩且豐厚的故事，讓他們在不得已的環境 中還能依稀的見到那個不一樣的自己，而助人者則耐心的與他們一起，總有一天 能把那段旅程的那個美好、堅強的自我實踐在他們的實際生命中。

（二）作為社工又做為研究者

我知道我跟單純的研究者不一樣，若是個從未進入自傳劇場域的研究者，

或若僅針對研究進行主題性的訪談，這兩種情況都容易產生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 的權力位置差異，且對於受訪者來說可能會發生隱私被窺探的感受，如同以下描 述：

我一直是個很注重隱私的人，我只和我幾個特別的朋友分享我的生 活。第一次的談話我感覺住入侵，你知道我好多的事，我卻對你一無 所知。我的殼被打破了，蚌殼裡脆弱的肉直接攤在陽光下給全世界 看，你的卻緊緊的包著，無法穿透（Bloom 著、洪媖琳譯，2010：59）。

同時作為社工與研究者，我與研究參與者是一種生命陪伴生命的方式進入到 少年的日常，且透過這樣的日常互動增進信任關係，也進入成為他們生活中的重 要他人，或成為他們的正式資源。這樣的田野身分，不僅能減少這種隱私權被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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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感受，也在研究者正式進入訪談前，不論是對於青少年圖像的前理解，以及 與其關係的深耕皆有助益。

在這樣的雙重身分下，在進行討談時研究者須時刻注意到自己身分上的轉 變，研究者在敘事訪談中的位置是引導與支持訪談（洪媖琳譯，2010；Speedy，

2008）。如同 White 和 Epston 認為敘事過程中，研究者是透過這個過程中去支持，

讓敘說者注意到在對話中自己當時當地的故事正在改變。

因此，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要清楚意識到敘事的訪談和社工實務的 訪談不同，社工訪談具有清楚的問題脈絡，或為了社工處遇的服務與介入而問。

而敘事方式訪談，是陪同研究參與者「挖鑿」自己生命的過程，這趟旅程是沒有 特定的目的地。雖然可能一開始於充滿「問題」的對話或是他們的擔憂，但研究 者在過程中不是為了處遇，而是讓研究參與者解開這個擔憂的歷史或是脈絡，以 及在生命裡的影響，以及了解這樣的影響直至目前是增強或是削弱，且最理想的 狀態是能讓研究參與者最終從自身找到答案。

二、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對於質性研究來說是個重要的議題，因質性研究大多以研究社會 中的少數或受壓迫的族群之生活經驗為主體，且更需要深入被研究對象的生活世 界，並理解其背後的意義（潘淑滿，2003），因此倫理原則更需要注意，須避免 因為研究進行而對研究對象造成傷害，在研究中也要把倫理當作是一種具關係性 的事情，因為若單純的接觸只會帶來認識，而非互為一種分享，但是當透過以敘 事的方式，且進入到他人的生活故事脈絡裡去理解倫理時，則是一種兩人或多人 在其所在的經驗場域中相互的經驗交流。因而須考慮到以下因素：

（一）自願參與告知

社會研究通常會需要研究參與者揭露其自身的經驗讓陌生人知曉，因此參 與者必須要是基於自願參與的狀況，才能充分的了解背後可能的風險以及研究後 續的運用（Babbie，2004）。本研究從進入自傳劇營隊做為研究的田野時，就會 清楚的告知自傳劇參與者（包含：治療師、帶領小老師、青少年）研究者的身分，

並在期間發放研究參與同意書，詳細內容可見附件一，內容包含在田野中的觀察 與紀錄的同意，以及後續進一步參與訪談的意願，

在正式邀約少年成為研究參與者時，研究者也會再次解說研究參與者過程 中的角色，以及研究後續的過程，在充分地告知後再次確認參與者的意願。

（二）隱私權問題

有時候研究參與者簽下了訪談同意書，也不見得願意開放完全的自己，有 時在會談中研究參與者也有所保留，對於此情況，研究者需要予以尊重，當研究 參與者不願對某事件或議題多深入談論時，即有權利停止此話題以及後續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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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訪談的資料也需考慮到匿名與保密的議題，因為匿名可以讓參與者免於在 公眾場合中，被辨識與監督；保密則是將所有可以辨識出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 料，須予以刪除或以代碼取代。如此也符合西區少年中心母機構天主教善牧基金 會對於學術研究的規定。

研究者會將研究參與者可辨識的個人資料隱匿，並小心處理訪談內容中可 能會辨識出研究參與對象的資訊。而關於匿名的方式，研究者會與研究參與者一 同決定要以甚麼樣的名稱來現身，也是展現其主體自我的體現。

（三）角色位置與權力的覺察

在做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須時常問自己「研究故事裡的角色擁有這些故

在做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須時常問自己「研究故事裡的角色擁有這些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