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角色劇本

小丑的世界，總一分為二 一半陽光，一半陰影 一半快樂，一半淒涼

我真想知道那條神秘的分界線究竟是什麼？

《聽幾米在唱歌》

一、社會變遷下青少年角色形象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82）於《童年的消逝 》著作中認為「童 年」的概念在過去是不存在的，而如同童年一樣，「青少年」一詞在過去也是不 存在的，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青少年被視為一個「集合體」，而在這集合體上被 冠上不同的名詞，且界定對此群體的價值判斷（張淑琦，2000）。「青少年」是 一種「社會角色」（social role），且具有一套定義、價值、與行為模式，且會隨 著時代而有所變化。因此，青少年這一詞象徵著複雜且流動的，對於青少年的 論述也會隨著世代演變而有所不同，Weller（2006）指出青少年形象從二戰的嬰 兒潮使青少年成為社會的主要潛力，「Teenager」被認為是正向、充滿樂趣，且 具有可能性的族群，直至現今社會「Teenager」不再只是正向的名詞。全國公共 廣播電台記者安雅‧卡梅涅茨（Anya Kamenetz）使用 Google 用於調查書籍熱 門關鍵字的分析工具「Ngram Viewer」來分析從 1940 年代起定義年輕人的詞彙，

分別依先後順序出現了：少年犯（juvenile delinquent）、中輟生（ropout）、問題 少年（at-risk youth），媒體普遍著重於青少年的負面形象中（引自張淑琦，2000）。

而在臺灣社會在 1970 年代後，「政治戒嚴」的解除，社會風氣也逐漸民主 與開放，加上「經濟起飛」社會開始蓬勃發展，但卻也在邁向經濟發展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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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也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其中青少年也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形象一樣，成 為隱含著社會不安份、不穩定、邊緣的青少年族群（引自賴政偉，2010）。社會 上對青少年角色的形象塑造也受到大眾媒體報導的影響。Hebdige（1998）分析 在攝影圖像中青少年所呈現的形象，且歸結出下列兩種少年形象：

（一）

問題青少年與享樂青少年：

青少年的形象一直被視為沉默的一群人，是一個「問題」，其本質是失序 的，需用教育的方式來改正他們的偏差行為。另一形象則與商品與消費社會相 關，少年被塑造成具有相同品味與消費特性同質高的「teenager」。一方面來自於 學術領域，一方面來自於消費空間。兩者是互相調和，也是混淆的，是一種「破 碎的圖像」。青少年的形象是「介於監視（surveillance）與躲避監視之間，他們 是隱沒在光亮之下的（hiding in the light）」以及「只有當青少年被視為一個『問 題』時，青少年才會存在」（引自張淑琦，2000：34）。

（二） 有意識的少年-展示自我的反抗形式

學術領域塑造的青少年形象，對青少年來說毫無展示與發言的空間，他們 是被界定與理解的群體，像似模具套用裁量每位個體。然而青少年也非完全處於 被動、無意識的狀態，為了掙脫出社會模具，想長成獨特的樣貌，透過身體的裝 扮、特殊的語言表達等方式來展現自我主張與意識，也形成一種風格與生活方式 的「青少年次文化」。

然而，上述大眾媒體對於青少年形象的描述，可視為一種成人觀看少年的 方式，顯現文化社會普遍傳達的印象與價值，當青少年反派的形象逐漸被社會放 大時，我們看到的比較不是「實在的青少年族群」』，而是被「建構青少年形象」

（賴正偉，2010；陳佩玉、林杏足，2004）。更具體的說，我們或許提早以成人 角色標準來審視青少年的表現應須有一套表現與行為，而較少設身處地去關懷他 們所承受的社會壓力。因此，當少年被貼上「壞孩子」、「問題」的標籤後，更會 增加他負面行為出現的機率，因為這種效果製造了他人對被標籤者的「刻板印 象」，這些刻板印象不見得都符合事實，但它們共同的特色是當持有這樣刻板印 象的人越多時，則該族群的處境就會越艱難，並在社會情境裡成為弱勢。

Valentine（2004）也指出這樣的認識會造成一般社會對於青少年「道德化 的恐慌」（moral panic），讓青少年的形象日漸變得負面，且隱含著對社會造成威 脅。反過頭來，對於個人來說，社會互動的負面經驗給予個體的烙印越深刻，個 體形成「自我實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形會更明顯。陳玉玫（2001）

在研究中輟學生的學校經驗與認同自我為問題學生的過程中提及，青少年在學校 的舞台中，雖然努力地想爭取他人的肯定，展現出學校期待的學生該有的成績表 現與行為，但是在學校充滿「比較」的脈絡中，青少年成績越下滑時，對於當達 到理想我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我比不上別人」、「我很失敗」的挫折感也更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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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二、「問題」青少年的社會劇本

由上述可知，青少年在社會劇本中逐漸被刻畫成為較負面的形象，予以「問 題」定型時，會更加深青少年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和邊緣化的問題。如 同廖美蓮（2012）從田野觀察與焦點團體的方式去探究 12-18 歲少年的社會排除 狀況，發現偏差行為、邊緣少年或特殊少年等等的名詞，其背後隱藏著複雜的文 化意涵，且元凶可能是一元的文化社會價值下的排除力量所導致，這群不符合主 流框架的少年因其社會資本缺乏而累積許多的剝奪與排擠，使得少年轉變的過程 失敗。

而青少年的「問題」劇本常伴隨著通常為政府或社會福利體系的服務介 入。根據行政院少年事務促進委員會於 2005 年所編撰的「青少年政策白皮書」

中，提及特殊青少年包含「邊緣少年」與「高關懷少年」兩者，邊緣青少年指的 於校園中常翹課但未報中輟，以及涉及暴力行為，難以管教或嚴重的家庭問題，

但未被通報主管單位；高關懷少年指弱勢家庭或單親家庭，且目前已受主管機關 開案服務青少年。這些名詞的出現，會因為領域專家學者的範疇而有不同的著重 目標，在心裡、社工或諮商領域所稱的高風險群是指情緒困擾和適應不良的人；

教育者則將高風險是為中輟生或學習障礙者（黃雅君，2008）。但通常我們沒有 清楚的指標或定義來依據，因為構成的原因多元且複雜，皆涵蓋了個人、家庭、

學校、社會生活背景等。

在黃韻如（2012）探討青少年社工在專業網路中的定位中提到以台灣現有 的青少年服務體系及重點方向，學校社會工作為主要協助青少年的校園問題及其 反社會行為。而當少年開始翹課、翹家等反社會行為越來越嚴重時，則會轉由少 年服務中心、少輔會社工、合作式中途班等，這些傾向較低度社會控制的方案，

最後當少年反社會行為或反社會生活型態越趨嚴重時，則以安置行機構、中途學 校、法院等高度社會控制的社會服務方案介入，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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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服務輸送體系上，雖明確劃分對青少年社會控制的程度與相應的 服務單位，然而在實際服務提供上仍存在對「問題」的認定標準不一，像是：被 霸凌導致翹課究竟是適應不良的行為模式還是反社會行為？以及服務單位間如 何銜接與合作，且普遍仍偏重在個人的問題處理。這種以問題為觀點下所進行的 服務內容缺乏完善性，問題被歸咎於青少年身上，這是一種指責受害者的行為，

也消權青少年（白倩如、李仰慈、曾華源，2014）。如此，反而更將青少年置於

「邊緣化」的位置，讓其越感到無力。

李德仁（2004）以充權的社會服務模式觀點來探討現今青少年面臨的困 境，且認為青少年無力感的產生是由於個人層面（內在）與社會層面（外在）的 互動過程中逐漸失權，且結果會阻礙青少年的發展，見圖二。鄭麗珍（2002）在 研究中也提及弱勢社群的「無力感」主要有三個來源，來自對自我的負面評價與 態度；與外在社會互動的負面經歷；宏觀環境經常加諸障礙，阻礙採取有效的行 動。

由此來看，青少年的無力是包含著內在與外在的雙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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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個體在青少年階段若缺乏心理準備去適應一連串所要面臨在身 體發展、能力上的學習，以及相關角色的扮演，便無法順利成功的度過發展危機，

且被社會視為「問題」，而當問題青少年的劇本透過媒體不斷的強化，以及服務 體偏重在個人的問題行為處遇，缺乏完善的全人觀點與服務銜接時，則讓青少年 更喪失個體的獨特性與完整性。

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跳脫「問題」的框架，重新以少年為主體來理解，

敏感地看見個別差異，也就是進到其生命脈絡中，省思青少年是怎麼面對多元角 色統整以及對於自己的看法，讓少年的主體與主流的社會劇本進行對話，讓少年 握有「遙控器」能重新的主控對自我的論述，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舞台，一個能自 導自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