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途徑、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

研究途徑（approach），是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主要是指作者擬從 何種角度切入去探討該主題與相關問題；研究架構，是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整個思 考、研究、分析的架構，亦為作者解析該主題與相關問題最具關鍵與重要者；研 究方法（method），則是蒐集與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主要是針對自己所欲探討 之主題與相關問題，規劃如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

其中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二者具密切關連卻不相同，且前後順序有別，應先 決定採用何種研究途徑後，再決定採何種研究方法；此外，研究途徑宜採一個，

若有必要可採二種研究途徑，研究方法則通常採二種以上，透過多種方法進行資 料蒐集及分析，以增加研究成果（邱榮舉，2002：94-95），以下分述本研究之研 究途徑、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

過去研究在府再造者多採新公共管理、新制度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的角度，認 為在政府財政赤字逐漸增加的情況下，應改以市場機制減少政府的干涉及負擔，

並注入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以不同組織或模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該理論之哲 學基礎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公共選擇理論、代理人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這些理 論以理性自利的個人為分析單位，未考量人有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質，及公共服務 若由市場運作的課責問題，亦均顯示對官僚體制獨占的批判，及對市場競爭的偏 好（孫本初，2013：79-80），又政府再造並不等同政治制度的改變、組織架構之調 整、減少公帑的浪費、民營化等（江岷欽、林鍾沂，1999：138-142）。

前揭理論對組織改造的探討多為行政組織在現行體制中應如何設計、設計之 合理性。至於組織改造過程中，行為者與制度的相互作用、制度變遷過程等情形 未加討論。又組織改造涉及機關型態、人事配置、組織文化、隸屬關係、府際關 係等內容均與制度相關，制度為何演變、制度改變後與行為者的互動均應了解，

始能為組織架構的設計做出適當而具體之建議，因此本研究採以歷史制度主義分 析組改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行為者有何影響。

「制度」一直以來為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政治學、經濟學及社會學分別對 國家、市場及組織中的相關制度進行研究。例如憲政體制上，採行內閣制、總統

制和雙首長制的國家有何特徵，不同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相互搭配，對國內政治 環境產生哪些影響；從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由「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改為「並立制」可知，不僅行為者不再運用「配票」策略，選舉結果也讓小黨優 勢消失，行為者致力於改變選舉制度，選舉制度改變後也反過來影響行為者。

傳統的制度研究僅探究靜態的制度形式，據此判斷制度的優缺、建議國家應 採哪些「好的制度」，行為主義對此雖批判表示，政治科學的研究應保持價值中立，

制度分析無法解釋、涵蓋實際的政治運作，應改以人的行為為研究焦點，惟其對 動態的制度，如制度與行為者如何互動、制度為何及如何變遷等仍均未分析。直 至 1980 年代 Theda Skocpol 提出「把國家找回來」，重新強調制度研究的重要性，

在修正傳統制度主義及行為主義後，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為不同社會科 學領域所用。

新制度主義為於 1980 年代興起的研究途徑，在修正傳統制度主義及行為主義 缺失後做出回應。傳統制度主義著重於國家組織、憲法等正式制度研究，抱持方 法論的總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認為正式制度決定行為者的行為，未考量 行為者對制度之影響力而有制度決定論之情形。1950 年代行為主義為修正傳統制 度主義，刻意排除法制、制度之重要性，改以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認為個體行為之加總即為總體政治表現。這二種不同立場的理論，

可謂以總體層次為推論起點之宏觀理論(macro theory)和以個體層次為推論起點之 微觀理論(micro theory)的對立（蘇子喬、王業立，2010：4-5）。

相對於該二種研究途徑，新制度主義採介於總體及個體的「中層理論｣（圖 1-4），該理論重視制度和行為者對彼此的雙向影響，以中層理論(meso theory)解釋 制度中的行為者及環境如何與制度互動、制度如何變遷。由宏觀角度觀察不同時 期政治環境及制度之變化，及從微觀角度了解行為者的偏好、限制及選擇。

宏觀理論 社會結構須有一套制度載具(institutional carrier)才可具體影響到個體行為，而個體行 為如欲對總體社會結構造成影響，也須以制度作為介入工具，始能避免推論過程 過於跳躍而未能具體（蘇子喬、王業立，2010:5-6）。此外，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及非 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如組織、業務、人事經費，非正式制度如組織文化、內部溝

織型態表示意見，惟在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效果下，研考會仍研議體育事務應 併入教育部主政。

歷經民國 76 年至 99 年約 23 年的時間，組改四法獲立法院三讀通過，確立新 的行政院組織架構，體委會面臨裁撤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併入教育部後 既有制度受到衝擊，此時制度為影響行為者的自變項。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相 關制度配合法規修正，對內而言，改制後因二級機關與三級機關內部單位如何設 置及其數量上限之規定不同，由體委會內部 5 個處和教育部體育司 1 個司改為 6 個組；另並重新檢視及調整部分業務，人事因機關層級及組織性質改變也於編制、

員額有所不同，此外，二個不同機關、單位合併後亦對組織文化產生衝擊。

對外關係而言，上級機關由行政院改為教育部，隸屬關係改變使體委會相關制 度須配合教育部修正或政策須送教育部決策，另因體育事務須由地方政府、民間 體育團體執行，改制可能對對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有所變化。因此選 擇「組織及業務｣、「人事及組織文化｣、「隸屬關係｣、「府際關係｣、「與民間 團體關係｣等層面進行探討。這些變遷後的制度在運作一段期間後將重新形成另一 個均衡，在路徑依賴中穩定發展，直到下個關鍵時刻衝擊使制度產生變遷，如此 不斷循環，為斷續均衡之概念。

綜上，本研究主要希望釐清組織改造過程及改制後，相關行為者與制度的互 動情形、正式及非正式制度在此過程有何變遷，其變遷對行為者有何反饋，或在 路徑依賴下，相關制度並無產生重大變化及影響（圖 1-5）。

範圍上，分析文獻內容及整個文獻的學術傳播過程；價值上，除針對文獻內 容做敘述性的解說，並推論文獻內容對學術傳播過程的影響（楊國樞等人編，

1989：904-906、朱家榮，2009：41）。

本研究蒐集有關國內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體委會改制及新制度主義之

育署現行制度相關建議。 等，常採質性訪談的方式(Weiss,1994:9-11; Rubin& Rubin,1995:47-48)。藉由訪 談研究主題的代表人物，取得第一手的經驗及觀點，其中受訪者的選擇常採 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即按照研究旨趣，尋求合適的受訪者，並在 訪談前事先準備好數個主要問題（瞿海源等人編，2012：38-40）。

為深入了解體委會改制前及體育署成立後之影響，透過設計訪談大綱，

權益保障對機關及人員影響最大。因此選擇以研考會和人事局時期推 動組織改造者為訪談對象，使訪談結果涵蓋體育界人士以外，非本位 主義之論述。另因規劃體委會併入文化部或教育部的相關討論、決定 多屬內部作業，尚難就現有資料獲得，在了解主政單位的想法後，從 外部觀點客觀說明。

（二） 中央體育行政機關人員：此部分擇定曾參與或任職體委會及體育署 組織改造期間人員，包括參與組改決策過程、確立併入教育部後逐步 推動組改的主管，其中不乏於體委會、教育部體育司及教育部體育署 均曾任職者。此外，對受組改影響的職員，無論是任職體委會到教育 部體育署，或教育部體育司到教育部體育署者，透過訪談了解組改前 後，制度有何變遷及造成何種影響等。

（三） 立法委員：推動組改過程中，立委曾提出若干組織改造方案，亦於 質詢過程表示對組織改造的看法及提出改善組改負面效應的建議。另 立委常兼任民間體育團體理事長等要職，對體育行政機關運作有一定 的參與程度。藉由訪問長期關心體育發展及參與運作的立委，從行政 部門以外的觀點，能增加意見的多元性及完整性。

（四） 地方體育行政機關人員：為了解改隸教育部後，府際關係是否如學 者所述獲得改善，透過訪問現任或曾任直轄市政府體育局（處）及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官員予以了解。因地方體育事務於直轄市為體育 局（處）負責，縣市政府為教育局（處）負責，直轄市及縣（市）在 體育事務的分工不同，均曾任職的受訪者能有更深刻的回復。另受訪 者除具地方政府體育或教育局（處）經歷，並擇以曾於教育部體育司 或體委會之中央體育行政機關任職者，俾使訪問更具深度。

（五） 民間體育團體：我國體育事務須由民間體育團體協助推動，體委會 或教育部體育署每年均補助或委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 育運動總會、亞奧運或非亞奧運單項運動協會等單位執行各項體育政 策。改隸教育部對民間體育團體的行政運作及與中央體育行政機關之 互動有何差異，應一併了解。惟民間體育團體的種類、數量繁多，涵 蓋亞奧運或非亞奧運、國際或非國際窗口、協會或學會等差別，本研

（五） 民間體育團體：我國體育事務須由民間體育團體協助推動，體委會 或教育部體育署每年均補助或委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 育運動總會、亞奧運或非亞奧運單項運動協會等單位執行各項體育政 策。改隸教育部對民間體育團體的行政運作及與中央體育行政機關之 互動有何差異，應一併了解。惟民間體育團體的種類、數量繁多，涵 蓋亞奧運或非亞奧運、國際或非國際窗口、協會或學會等差別，本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