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陸章 結論
第三節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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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來立體呈現。所以在 520 認同追尋的建構過程中，本文認為研究宜從社會的 儀典與象徵符號著手，輔以關鍵契機的倫理關懷，更能說明認同的隱微、傳媒與 閱聽眾的反身實踐。因為，傳媒展演的儀式典禮不僅是社會節點的例行公事，更 是肩負著塑造與整合國族認同的功能任務。在圖像分析中，我們發現不論其政治 光譜的立場，傳媒在儀式整合的階段中皆傾向對民主及國族符號予以正向肯定的 論述。在 2000 年及 2004 年特殊的 520 情境下，聯合報系對於不同光譜立場的英 雄，仍是隆重對待英雄的合法論述。其原因就在於，儀式高度的形式化旨在服膺 於國族認同與理想社會的神話迷思：有一種美好價值的想像必須在 520 被遵守。
這種想像是民主社會的價值，也是共同體對自己的期許。所以各方論述能跳脫既 有的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的框架，即便現實社會與新任總統的故事或許不完美，
但是 520 的英雄腳本與媒體儀式正是要彰顯共同體反思性的實踐期許。
第三節 研究限制
520 日期符號事件作為一種新聞文類，我們不能卸責地一言以蔽之，將 520 與一般新聞事件或是其他日期符號事件混而討論，研究必須要對此三種事件作區 別界定與說明。然而當這三種事件有了明確的操作型定義後，問題點又回到本文 肇始之初，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疑慮：當我為 520 日期符號事件驟下結論時，即 便我宣稱以多重符號及儀式過程來詮釋，但文本的選擇與時間限制的範疇，是否 讓我忽略及斬斷了 520 相關論述的可能？亦即，我所認定的 520 歷史論述是否「真 實」的源自共同體，而非來自「官方樣板」的共同體？
雖然 520 符號開端於一個歷史的偶然，但它不同於突發性的事件，因為 520 事件議題的周期仍在延續。現下的研究都只是其發展的過程，研究時間在當下無 法清楚的劃出終點。我們無法預期，後續 520 日期符號事件是否會將朝向一般的 新聞事件，或是如：228 事件、823 炮戰、93 軍人節等不再發生的日期符號事件 範疇來發展。本研究的限制就在於，520 作為一個新聞語言符號和時間歷史議 題，語言背後意識形態的權力意圖和歷時研究時間的切點，皆是本文無法擺脫、
如影隨行的必要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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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事件的互文定位
日期符號事件無法以事件時間週期的發展全然類推，因日期符號事件都帶有 特出的時空屬性（situation）和不同的問題訴求。所以日期符號事件的議題發展 會因個別事件情境的不同而有相當的差異。故本文只揀選 520 日期符號事件與一 般新聞事件及其他日期符號事件之區隔來做分析。520 儀式性媒體事件不同於一 般重大新聞事件及其他的日期符號事件：重大新聞事件與日期符號事件著重在情 境的偶然、突發性，520 日期符號事件則起始於偶然因素，繼而轉向強調社會結 構秩序及整體的回復。
從事件型態區分，偶發性的日期符號事件與新聞事件是停留在「事件」範疇，
520 日期符號事件兼具儀式性媒體事件的特質，正朝向「系列事件」發展。我們 在 520 的歷史現場同時觀看共時與歷時性的社會結構面向，而非專注於單一事件 的目標明確的訴求。從事件內容區分，520 日期符號事件是在眾多的敘事文本中 相互競逐、定義集體記憶的書寫；透過選擇特定的敘事文本，加以日期符號的干 擾性形式、小說形式的英雄腳本內容，於是特定的記憶能被優先選取。然而當本 文認定 520 僅在政治面向開展，只揀選政治報導、政治社論及政治儀典的相關論 述，就忽略「系列」事件廣度的延伸發展，也讓新聞事件互文定位的可能性降低。
那麼意識形態作用的效果就會被提及。
二、是集體記憶還是意識形態？
520 日期符號事件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攻錯論述之處，尤以事件的效果最為 人所討論。520 日期符號事件的確擁有 Katz 所指出的儀式性媒體事件的特點，
也正如 Katz 和 Dayan 為儀式性媒體事件所下的結論，傳媒在發布訊息的當下，
是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意圖。就短期效果而言，520 所具有的虛擬語氣和閱聽眾 參與的平等特質，無疑是對現存權力結構的強化；但就長期發展而言，閱聽眾的 人際傳播網絡和媒介所欲強化的訊息，可能是相輔相成，也可能是相互抵制。換 言之，閱聽眾不是全然的無能為力，他們也能公開質疑權力的分配和階級制度，
進而提出具有潛在性的顛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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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20 的圖像分析中，我們尤能看出批判理論對於影像和意識形態構連的著 墨之處。雖然 Katz 和 Dayan 言之鑿鑿地宣稱，儀式性媒體事件的研究足以打開 傳播理論懸之以久的「黑箱作業」（閱聽眾反應和事件發生的內幕）。這也正是 Katz 和 Dayan 及本文研究的疏失：運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能有多大的程度 可以檢視傳媒形塑閱聽眾的集體記憶？但即便 Katz 和 Dayan 在儀式性媒體事件 研究中採用了訪談閱聽眾的方式，也無法全面蓋括跨世代的集體記憶，及回答何 以集體記憶久暫的情況。本文雖在此提出 Connerton 運用儀式操演、敘事文本和 身體慣習來切入集體記憶的構成，同時輔以關鍵契機的行動修辭，來描繪閱聽眾 共同體在 520 日期符號事件中相對應的位置。然而對於閱聽眾的跨世代集體記憶 與接收分析的詮釋，仍未盡詳全，這也是未來研究將可以繼續發展的部份。
三、議題發展的時間週期
在一次偶然與一位父執輩的閒談中，他提到印象所及的 520 是 1980 年代為 對抗威權政府的農民運動，依此相關的線索，我才赫然發現一個被我及當代台灣 傳媒論述遺忘的 520 時間切點：1949 年 5 月 20 日是台灣進入象徵威權統治的軍 事戒嚴時刻。此時間切點雖然不為本文研究的範圍，但當我們選擇何項事物進入 520 的相關記憶、何項事物該被遺忘之際，道德與價值排序的影響力就開始產生 作用。520 無法擺脫作為一個時間意識的載體，所有的詮釋都必須從時間點的切 割來說起。在此時空情境下，神聖符號的意義可能迥異於彼時的論述。
520 日期符號事件的議題周期，會隨著研究者介入的時間點而有不同的開 展。礙於本身研究時間的限制，本文研究時間的起迄是以 1996 年首次民選總統 開始，至 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為終。此段時間間距包含了 2000 年在野民進黨 首次執政所代表的第一次政黨輪替、2004 年民進黨連任執政所引發的選舉和國 務機要費疑義、2008 年國民黨以復辟之姿開啟台灣史上第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 紀錄。本文若能將研究時間再做延伸，含括民國初年 520 的相關報導、1960 至 1970 年代威權統治的戒嚴氛圍、1980 至 1990 年代解嚴開放與資本主義的風潮，
再來觀看 1996 至 2012 年 520 民選總統的議題，520 可能蘊含了更多不同符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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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藉以讓縱向的時間歷史脈絡有更細密的因果接合。
而對於研究時間橫向的切點，本文依循立意抽樣的方式，以每四年在 5 月 20 日舉行的正副總統就職典禮報導為主，觀看前後兩日的報導作為分析文本。
就四年為一次分析單位的方式而言，我們是站在一個 520 議題時間起始
（origin）、成熟（maturity）的階段，傳媒大量報導以喚起閱聽眾的注目，閱聽 眾對事件的感受力也隨之增強。閱聽眾願意參與論述行動，正反兩面的意見也得 以呈現。換言之，我們將 520 議題對置在一個閱聽眾有興趣能促成改變，或是閱 聽眾缺乏興趣但仍可改變的情境。然而 520 的時間週期是存有議題消退
（deterioration）、分裂 （disintegration）的階段，也許 520 議題並不被熱烈報導，
閱聽眾對事件關切點相對地降低，然而這並不表示閱聽眾不能參與對 520 符號意 義的詮釋及改變。在 520 議題消退與分裂的階段，仍是存在影響事件變遷的關鍵 因素，這也正是本文在橫向時間單位，無法詳盡且欠缺之處。
本文走筆至此，我深切地有感於王德威以「檮杌」譬喻現今歷史研究的限制。
檮杌是古代中國歷史的代稱，也是《山海經》神話中的怪獸，更是現實生活中有 魔性的惡人；檮杌作為過往的歷史，能預知未來且在當下為我們趨吉避凶，但檮 杌卻也指稱歷史中奸佞小人的惡行，總是在生活中幻魅多變，難以擺脫（王德威，
2004）。夏春祥以為 228 日期符號事件就是歷史之「檮杌」的現代隱喻（夏春祥，
2007），520 日期符號事件何嘗也不是？
我們承認 520 的論述就好比歷史與怪獸在時間符號斷裂之處的角力，520 提 供了台灣美好未來的想像藍圖，雖然我們知道這張藍圖背後有一定程度是意識形 態的怪獸在起舞。但是我們也無法否認，歷史與怪獸的角力其實都在回應人們內 心深層的渴望：我們在追尋一個國族的歸屬及美好未來的想像。我們必須在現實 的當下，用語言符號或論述行動做出決定。520 召喚了社群意識，同時也做了價 值排序。520 日期符號成為多重價值象徵的隱喻，520 就職儀典不再只是一個客 觀發生事件的指涉，而是一個能主觀召喚及促成事件道德標準的象徵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