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分析方法與理論 一、論述背後的兩種語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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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本文以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及社會符號學（social semiotics）的視 角，藉由社會語言符號帶有的機制與功能，說明如何探討 520 日期符號事件。我 們發現認同的建構是透過共享的象徵符號、集體記憶及儀式展演，形塑了關鍵契 機的論述。傳媒對於 520 的報導先以關鍵契機行動修辭，激勵閱聽眾形成共同 體，接續運用語言符號加以定義、評估甚至見證行動。因此，520 日期符號的語 言機制是帶有功能性的符號行動與論述的資源，讓「我們」參與其中，分享著關 於「新時代」、「我們」的故事。

本章將以兩個部分來陳述。首先，就論述分析方法與其爭議做爬梳，概括影 響社會符號學的相關學派與理論。同時說明本文研究問題與設計如何關聯「論述 分析」與「社會符號學」，進而提出本文操作分析的文字語法及圖像語法功能。

第二，提出本文的研究架構，並敘述研究設計與步驟。

第一節 論述分析方法與理論 一、論述背後的兩種語言觀

1980 年代以來，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如：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文學批 評、文化研究、傳播研究與人類學等，「論述」（discourse）成為一個共享的研究 概念，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則成為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深究各 學門對「論述」的定義與詮釋，卻缺乏共通的對話理解（Jaworski & Coupland, 1999，轉引自蘇峰山，2004）。研究者雖然聲稱採取論述取徑，但因為對論述分 析內容和方法少有共識，因此研究常為「各自表述」的情況。論述分析的爭議問 題點即是：「論述」一詞具有歧異性，論述分析牽涉的內容不僅是語言本質的應 用，也旁及各學門方法論上的差異。而更重要的因素就在於，論述分析的方法論 定位是詮釋學（hermeneutic）的傳統，而非實證研究典範的面向。實證典範是立 基在認識論（epistemology）上所堅持完美不變的自然法則，及制式的研究方法 與步驟。研究者堅信依此方法步驟，研究得以瞭解自然真實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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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論述分析所屬的詮釋典範卻以為真實非永遠不變，沒有所謂的自然真實，

只存有建構的（constructive）的社會真實。因此，論述分析進一步聚焦於語言展 現社會真實的建構與維持。在此顯現的既是一種研究方法（method）也是 方法論

（methodology）的觀點：以認知概念解釋世界的構成，則事物的意義並非個人 的展現，其實是社會的認可。因此，論述分析具有高度的反身（reflexivity）—

一是對既定存在的質疑，二是質疑既定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藉以探討研究方法是 否能有效的回答研究問題（蘇峰山，2004；Phillips & Hardy, 2002）。

探究論述分析不同的取徑，必須追溯論述後設層面的語言設定（倪炎元，

2003）。而影響當代論述分析的兩大語言學系譜，一為結構主義語言學，二為功 能主義語言學。結構功能主義語言學以 Ferdinand de Saussure 為代表，其語言理 論的重點在於：區分「語言系統」（langue）和「言說行動」（parloe），語言系統 是抽象穩定的，言說行動則是個別偶然的。Saussure 語言系統的基本單位為符號

（sign），是由表達形式的符徵（signifier）與代表概念的符旨（signified）透過任 意性（arbitrary）來連結；同時，符號間的關係除了差異性的區別，還包括語句 的連結組合，以及語句元素的選擇替換（倪炎元，2003；Culler,1992）。換言之，

Saussure 著重「語言作為一系統」（language as system）的概念。結構主義語言學 影響所及，包括 Barthes 符號學應用與 Foucault 的論述形構。Barthes 聚焦在言說 行動，以符號學方法針對媒體文本的意義，對社會文化內部的符號編碼與文化成 規加以檢視（倪炎元，2003；Barthes, 1963）。而 Foucault 關注重點為符號不穩定 性，以此揭示符號背後知識與權力的關係。Foucualt 同時指出日常生活的知識體 現了各種權力、權威，而特定時期的知識權力關係生產了論述，個人主體化的過 程就是藉由論述形成（Carabine, 2001）。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後續發展是將語言、

文化與意識形態一同分析處理，在此的「論述」是「句子之上的語言」（language above the sentence），用以建構客體規約的陳述（Schiffrin, 1994）。

功能主義語言學源自 M. A. K. 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說。Halliday 的分 析理路奠基於人類學、社會學，揭示了 「語言能力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

（language ability is a product of social structure）的宣稱：依循社會意義與文本的 關係，可以發現語言是在情境的脈絡中習得。而語言的結構既然能反映溝通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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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需求，語言結構的形式就應帶有回應社會結構的功能。因此，語言形式的選 擇即是意義的所在，亦是觀照的內容（Fowler & Kress, 1979；Halliday,

1978,1993）。Halliday 所謂「作為社會符號的語言」，主要是將語言視為一種可以 選擇、表達意義的資源，其任務是由語言的形式及意義完成社會行動中的各種功 能。Halliday 將語言概括為：認知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文本功能（textual function）。三種功能並非游離於語言結構之外，而 是與語法層次緊密連結以體現意義，如：認知功能主要是由句法與及物動詞表 達；人際功能主要是透過語氣及副詞形容詞模態顯現；文本功能則是以主題及訊 息系統傳達。在此「論述」是「語言作為一種應用」（language in use）的觀點，

將社會文化的結構與脈絡共同考察，讓微觀的語言系統得以與鉅觀社會體系連 結。此觀點將言說者、語言情境與社會做整體聯繫，這也是後來社會語言學、批 判語言學、會話分析、敘事分析等批判取徑的理論基礎（倪炎元，2003；Schiffrin, 1994）。

延續系統功能學脈分析途徑，首推 Roger Fowler 討論新聞論述中意識形態的 研究，主張個體的語言使用取決於其社會體系中的位置，及情境脈絡下的選項與 抉擇。Fowler 分析重點在揭露公共論述下隱藏的意識形態符碼，並指出此分析策 略是為「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Fowler 隨後和 Gauther Kress, Theo van Leeuwen 等學者形成學術社群並發展共通的分析策略，包括：源自功能語法的即 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句法轉換（transformation）、辭彙結構（lexical structure analysis）、模態分析（modality）等。他們將分析策略廣泛應用於媒體文 本，進行批判性解讀（Fowler, 1991；翁秀琪，1998）。

討論至此，我們不難發覺「論述」在實際文本的操作策略出現了涇渭分明的 情況。一些採取 Foucault 分析策略的進路，強調揭露出隱藏在文本的支配性鉅觀 論述；而批判語言學則先拆解特定文本的語言單位，進而再與社會情境中語言功 能表徵的意識形態連結。實際上，這兩種分析策略並非全然互斥，問題點在於如 何整合鉅觀的組織結構和微觀的語言單位。1980 年代後期的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 致力於將兩種層面連結，發展了「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van Dijk 分析新聞文本，將之分為新聞結構、新聞生產過程、新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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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三部分，而結構分析下又有新聞總體內容與微觀的語意分析。Fairclough 則依 循文本、論述實踐與社會實踐三個向度交互進行。換言之，批判論述分析文本的 處理上，除了重視意識形態功能，更強調語言的生產與理解（van Dijk, 2003;

Fairclough, 2003；倪炎元，2003）。綜觀批判語言學和批判論述分析，皆是將拆 解特定文本所生產的知識與權力，探討其如何影響閱聽眾的認知。兩種語言途徑 在此其實已經是殊途同歸。

二、社會符號學（social semiotics）：符號作為一種資源（resources）

立基於系統功能語法「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符號」與批判語言學「揭露論述隱 藏下的意識形態符號」之觀點，社會符號學者 Kress 與 van Leeuwen 進一步將此 概念拓展並宣稱：符號作為一種資源（semiotic resources）。符號資源是人們用以 溝通的行為（action）和人造物（artifacts），符號的研究應重視理解的政治性、

關注不同參與者位置的文本分析（van Leeuwen，2005）。使用「符號資源」此一 概念的目的，是在強調符號是可供人們運用及發掘的潛能，而非僅是遵循的規約 與限制。

社會符號展現了不同於傳統語言學與符號學的觀點。傳統語言學將語言視為 一種約定俗成的「規則」，人們使用規則產製正確語句。以被動式為例，英文句 型的表達形式為「Be 動詞 + 過去分詞」，若依此文法去檢視各種被動句型，語 言符號就成唯一種規則而非符號資源。因為我們將會忽略不同語言文化（甚至同 一語言文化）對於被動型態的表達方式（黃齡儀，2008）。社會符號學修正了傳 統符號學強調符號的差異性理解。傳統符號學者將符號再現時，呈現將人為約定 俗成視同如自然法則的鐵律，意即符徵與符旨是被綁死，如影隨形地體現（van Leeuwen , 2005）。然而，我們知道符號的表達不會是一成不變，也並非憑空想像。

因此社會符號學將參與互動的概念帶入，閱聽眾與傳方並不截然二分，兩者皆是 為帶有閱讀位置、影響詮釋意義的「參與者」和「行動者」。下就社會符號學的 操作原則與分析策略做說明：

1. 符號原則：符號資源（semiotic resources）和符號功能（semiotics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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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資源的概念能避免先入為主（pre-given）的將「符號代表什麼」視之為 理所當然。在資源的意涵下，各種符徵（語言、符號、圖像、行動或物品）皆能 促成社會溝通。這不僅修正了傳統符號學任意性的缺失，也正視社會情境因素，

進而保留參與詮釋者相當的權力（van Leeuwen, 2005）。Kress 指出，符號的意義 是在使用中產出，因應參與者的動機及事物的特性來決定（Kress,2003）。社會符 號學提出另一項觀點：符號事物的「符擔性」（affordance）（或言客體性質）要 被強調，因此資源的範疇將不僅侷限於語言文字，更可以擴及圖像、影音、身體 姿態、建築等廣泛的事物。符號事物因其不同的客體性質，符號事物也會有不同 的最適功能（modes and fitness for purpose），如：圖像無法表達文字抽象的細節，

但圖像透過畫面細微調整能呈現不同的變化；空間符號的認知來自與事物位置的

但圖像透過畫面細微調整能呈現不同的變化；空間符號的認知來自與事物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