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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會運動期（2000-2010）
在前一章中，本文發現在二〇〇〇年之前的智利主要投放注意力在經濟議題 上，希望能夠解決嚴峻的貧窮問題。在艾爾文和弗雷總統的治理下，當地貧窮問 題獲得很大程度的改善。雖然社會團體力量式微，不過在國家政府的幫助下，在 部分程度上改善了過去資方與工會組織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另一方面，本文也 發現當時智利並未對教育議題展現高度關心。不過這情況在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
〇年間得到轉變。首先，社會團體實力開始上升，能夠在欠缺國家政府幫助之下 發起行動，向政府表達訴求。再者，教育議題在當地愈來愈受到重視，而貧窮議 題的排名則開始下滑。是什麼機制使得這兩大轉變發生，將是本章主要回答的問 題。
隨著中間黨派的艾爾文和弗雷總統在任期結束退位後，出身自左翼政黨的拉 戈斯總統（2000-2006）和巴切萊特總統（2006-2010）分別為中左聯盟繼續執政。
在兩位總統的執政之下，當地社經環境的轉變持續不斷，如前所述，因為艾爾文 與弗雷總統的扶貧政策，當地的貧窮問題已經獲得大大的改善。在過去威權政府 治理下，尚有接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在艾爾文與弗雷總統的努力之下，
當地到了拉戈斯總統開始執政的時候貧窮問題已經獲得大大的改善，加上生活在 貧窮線以及極端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數量也不斷在減少。當地吉尼指數在拉戈斯總 統執政的最後一年降至後威權時期的最低點，不足百分之五十二（見表 10）。而 生活在貧窮線與極端貧窮線以下的人口也在持續下降中，前者由拉戈斯初開始執 政的百分之二十，下降至百分之十五，人數減少達了四分之一；後者則由百分之 五．七降至百分之三．七，人數也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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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智利威權與後威權時期貧富差距狀況（2000-2009）
年份 吉尼指數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per capita）
2000 55.59 11242 2003 54.61 12837 2006 51.79 16401 2009 52.00 17899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表格由筆者自行整理
表 11 智利官方貧窮率統計（2000-2009）
年份
貧窮率
（Poverty Rate %）
極端貧窮率11
（Acute Poverty Rate %）
2000 20.6 5.7
2003 18.8 4.7
2006 13.7 3.2
2009 15.1 3.7
資料來源：CASEN surveys（1983-2009） 轉引自 Solimano（2011）。
社經環境的轉變除了影響社會團體的能力之外，也會使得民眾認知（Idea）
產生改變。在過去，生活在貧窮線和極端貧窮線以下的民眾希望新政府能夠制訂 直接且快速見效的扶貧政策，用以解決急迫的貧窮問題，政府亦透過國家補助型、
市場導向型的方式落實相對應的政策，用以解決問題以及滿足人民訴求。在當時，
大量人口因為受惠於扶貧政策而得以從下層階級脫離並開始向上流動，往中產階 級趨近，不過隨著他們離貧窮區域愈來愈遠，他們所能繼續受到的補助就愈來愈 少。在欠缺政府的扶助之下，他們便只能夠自力更新，透過在市場中賺取更多收 入來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
Barozet & Fierro Carrasco（2011）認為，中產階級十分脆弱，他們只要經歷重 病或是失業就會失去所有，並重新回到貧窮人士的循環裡，這是他們所不樂意見 到的。在他們的眼中，教育是最主要的向上流動工具，也是唯一能夠改善或是維
11 同註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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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們現實生活條件，讓他們能夠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的工具，因此他們十分願 意把薪水中的很大一部分投資在教育上（Fabris & Ambrosio 2013; Stillerman 2010）。 雖然中產階級十分看重教育，但是在過去，教育議題並未被受重視，再加上社會 團體力量相對較弱，因此當地直至到拉戈斯和巴切萊特總統執政時期，仍然繼續 沿用威權時期遺留下來的教育體制。
當地階級組成的轉變，在部分程度上能夠反映在意識形態上。由下表 12 可 以得知，基於後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所落實的社會政策，當地貧窮問題得到大大 的改善，因此進入到拉戈斯和巴切萊特總統執政時期，貧窮問題不再如同以前一 樣困擾著當地民眾和政府，他們也因此不再認為政府應該投放更多心力去解決貧 窮問題，所以貧窮議題的排名開始不斷下降；相反地，教育議題的排名則是不斷 上升，愈來愈多民眾希望政府能夠投放心力去處理教育議題。CEP 的資料一方面 進一步地反映了艾爾文與弗雷政府扶貧政策在當地的成效，另一方面，也部分程 度上反映了當地階級組成的轉變。如過去研究所指（Barozet & Fierro Carrasco 2011;
Fabris & Ambrosio 2013; Stillerman 2010），相較於教育議題，生活在下層階級的人 民普遍更在意貧窮與經濟發展等等，希望政府能透過制訂政策來直接改善他們的 生活狀況。教育議題對他們的影響太過間接，而且無法在短期內收到成效，故此 對下層階級的民眾來說，社會福利、健康補助、就業機會等等的政策才是他們所 在意的。而對於脫離了下層階級的民眾來說，隨著他們社經地位的上升，能夠領 到的相關補助就愈來愈少，部分甚至不再符合領取補助的資格，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更傾向透過教育來進一步追求向上流動。
表 12 智利民眾認為政府應投放心力解決的議題排名 (2000-2009)
年份 貧窮 教育
2000 2 7
2001 2 6
2002 2 6
2003 2 5
2004 4 5
200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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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貧窮 教育
2006 5 3
2007 3 4
2008 6 4
2009 6 2
資料來源：CEP 資料庫。表格由筆者自行整理。
上表 12 一方面反映了隨著扶貧政策所帶來的成效，在意教育議題的中產階 級人數不斷上升，使得主流意見出現轉變趨勢；但是另一面也反映了，在拉戈斯 總統任內，教育議題仍然是未能進入前三名12。在後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任內，
艾爾文與弗雷總統追求和平的政權交換過程，不願與軍方、右派政黨和企業主發 生衝突，因此在多數議題上仍然需要妥協和讓步。不過拉戈斯總統的態度與前兩 任政府有著很大的差異，如果說後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追求的是穩定和不變，那 麼在拉戈斯和巴切萊特總統執政時期，追求的就是轉變與改革（Fuentes 2010）。
拉戈斯任內最重大的功績就是成功修改威權時期遺留下來的憲法，該憲法也是右 派在野黨在後威權時期的權力來源。修改憲法後使得原本保障右派能夠在參議院 取得多數的制度（指定參議員制度）被刪除，減少對執政黨中左聯盟在推動法案 時所受到的限制。
後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在推動法案上處處受阻，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在野黨右派聯盟在參議院佔有多數優勢，所以眾議院所推動的法案在送進參議院 表決的時候都會被否決退回。不過，右派聯盟在參議院中的多數並非立基於能夠 反映民意的民主選舉，而是威權時期的制度遺緒；相反，假如沒有威權制度遺緒，
能夠在兩院取得多數的將是中左聯盟而非右派聯盟。執政黨的中左聯盟固然有想 要改革的意圖，曾經數次在國會動議修改憲法（Hesis & Navia 2007），但受限於修 憲的門檻、軍方與右派勢力等因素影響而無法通過。
Sierra（2012）指出，修改憲法的門檻較修改一般法律條文高，在這套有利於 保守派政黨的遊戲規則下，後威權時期的中左聯盟民主政府往往難以更動過去的 制度。一方面，修憲門檻使得中左聯盟無法單靠自己力量在國會中推動修憲；另 一方面，威權時期也設立了憲法法庭，使得民主政府與制訂的法案不得與憲法有
12 二〇〇六年的統計為十二月份，當時拉戈斯總統已經卸任，故不計算在拉戈斯總統任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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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衝突。換句話說，憲法門檻與憲法法庭大大限縮了後威權時期的民主政府政策 制訂的空間，並且讓執政黨難以改動。
不過，皮諾切特將軍在國外被捕的偶發事件（Contingency），為拉戈斯總統 創造出去除威權遺緒的契機，讓他能夠通過修改憲法來廢除它們（Fuentes 2010）。 隨著軍方與右派的核心靈魂人物因為人權議題被捕，他在海外銀行的大量現金存 款也被公諸於世，因此對名聲造成極大的損傷。由於右派聯盟與軍方關係密切，
所以也受到軍方在威權時期的負面評價所波及。Fuentes（2010）認為，當時的右 派聯盟假如不回應主流民意，那將會對右派聯盟的利益造成長期的損害，因此，
右派聯盟裡主要政黨的領導人都迫於無耐的情況下同意進行改革。最後，在兩黨 擁有共同目標的前提之下，兩大聯盟展開長達五年的磋商，修憲案最後於二〇〇 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國會通過，成功廢除了指定參議員，使得右派聯盟不再能夠 確保自己成為參議院中的多數；把總統任期由六年減少至四年且不能再連任；付 予總統更換國防部最高領導人以及警察總長的權力等等，一共五十八處修改13
（Hesis & Navia 2007）。
這一起偶發事件，對當地政治環境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首當其衝的就是 軍方淡出智利政治舞台。隨著皮諾切特在海外因人權議題被抓，以及他在美國銀 行的現金存款曝光，使得他掌權期間的所有作為和制度遺緒被重新放大討論。再 加上在二〇〇五年修憲案通過後，憲法付予總統更換國防部最高領導人以及警察 總長權力，這逆轉了過去總統受制於軍方的情況，在總統可以撤換國防部長和警 察總長的情況下，總統職權便不再被軍方單位所操控，軍方勢力也因此開始漸漸 淡出智利政治舞台。隨著軍方的淡出，右派聯盟便成為了中左聯盟在後威權時期 的單一敵人，中左聯盟在政策制訂上已經不需要再顧慮到軍方的立場。
即便修憲案成功在國會通過，使得軍方退出當地政治舞台，但是右派聯盟仍
即便修憲案成功在國會通過，使得軍方退出當地政治舞台，但是右派聯盟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