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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本文站在歷史制度論的立場，並透過 Skocpol（1995）的政體中心理論與 Korpi
（1985）的權力資源取徑，描繪了國家政府與社會組織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來 探討智利在後威權時期的教育改革。本文一再強調教育改革法案是雙方你來我往，
不斷相互挑戰、議價、妥協和協商之下的產物。本文透過仔細地分析國家組織與 社會團體兩者之間的權力變化對互動關係的影響，來回答在一開始提出了兩個主 要的研究問題：（一）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了教育方面的改革？背後直接促 使改革出現的原因以及箇中機制又是什麼？（二）自政權移交以來，智利中左聯 盟連續執政長達二十年，為什麼改革的出現並非是在政權過渡到民主政府的初期，
而是到了政權移交後的二十多年以後才出現？
本文把智利自皮諾切特交還權力至今切分為三個時期。在第三章，本文針對 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〇年的智利指出，在經濟面向上，後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繼 續依循新自由主義原則來維持發展，使得智利在不引起衝突的情況下「和平」地 渡過後威權時期的最初十年。在當地的認知性和結構性因素影響之下，經濟與貧 窮議題吸引到更多注意力；相反，教育議題則因此被蓋過而缺少討論，所以教育 並未能夠在後威權時期之初獲得改革機會。不過隨著後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開始 落實扶貧政策，使得貧窮問題獲得大幅度的改善，當地的社經環境也出現了轉變。
社經環境的轉變與制度政策的變遷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Huber &
Stephens（2012）認為，在極端不平等問題之下，無論是左派政黨和社會團體動員 都將十分困難，因為在極端不平等問題會讓當地工會實力持續式微、侍從主義更 容易在當地生根發芽、左派政黨因為缺乏金錢來源而加深左右派政黨實力不平均 問題，使得左派更難勝選。基於以上原因，作者認為社會中的物質資源不平等，
將會為當地帶來政治資源不平等問題。因此，國內收入不平均問題獲得改善的情 況之下，左派政黨實力將會有所提升、社會運動也因而更容易爆發。
智利在社經環境上的轉變在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〇年間漸漸發揮著作用。本 文在第四章中指出，因為當地貧窮問題獲得改善，所以民眾開始脫離下層階級，
並往中產階級趨近。在這結構性轉變之下，社會團體實力漸漸上升，不再需要完 全依賴國家政府的幫忙。當地學生組織也開始如雨後春筍般一一浮現，在採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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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協作的方式推動教育改革未果之後，便改以較激烈的行動來表達訴求。他們無 論在二〇〇一年的「背包抗議」或者是二〇〇六年的企鵝革命中都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其中，企鵝革命的規模更是當地後威權時期以來最大，因此吸引了媒體的 廣泛報導。隨著媒體報導，更多民眾能夠借機會了解到教育體系中長期存在的問 題，產生認知解放的效用。在數十萬人上街遊行，加上超過九百間學校罷課的情 況下，逼得政府當局創立教育品質總統顧問委員會，並在二〇〇九年的時候以「換 湯不換藥」的方式平息學生組織與國家政府之間的衝突。學生組織對這樣的回應 方式並未滿意，並在兩年之後以更全面的抗爭行動捲土重來，對當時政府發動挑 戰。
本文認同社會運動對教育改革的正面影響力，然後這影響力仍是受惠於民主 政治下的產物，所以就教育改革的出現而言，背後關鍵原因是民主政治，而不是 社會運動。Huber & Stephens（2012）認為，政黨之間的競爭較左派政黨一黨獨大 更容易為一國帶來福利政策，因為左派政黨在選舉中穩操勝券的前提下，不需要 透過推行福利政策來換取選票，所以不必然會把福利政策最大化；然而在政黨競 爭的情況下，左右派政黨都必須透過推動福利政策來換取選票，以在選舉中取得 優勢。
本文在第四和第五章中驗證了以上命題。在二〇〇六年企鵝革命剛爆發的時 候，時任中左聯盟總統巴切萊特對於學生運動視若無睹，一直到了任期結束都拒 絕推動免費的公共教育；隨著中左聯盟在二〇〇九年大選中首次落敗，無論在選 舉或執政上，都備受極大的挑戰，這也是使得巴切萊特對教育的態度出現了轉變 的主要原因。學生組織在二〇一一年引發了智利之冬學運，規模較企鵝革命大了 許多，也聯合了其他工會發動共同罷工，迫使時任總統皮涅拉多次更換教育部長 以平息民憤。但皮涅拉反對教育改革立場堅定，因此雙方陷於膠著狀態。此時皮 切萊特以總統候選人的姿態出現，向學生組織承諾假如在下一次的總統大選中獲 得勝利，將會優先推動教育改革。
雖然民主體制之下的政黨競爭無疑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教育改革法案，但是 Huber & Stephens（2012）認為，關鍵不只是在於「一國是否民主」，「一國已經進 入民主時期多久」也對福利政策的出現至關重要。他們認為，因為民主體制之下 的政黨競爭會讓政黨投放更多資源在弱勢社會團體身上，而社會團體在這樣的環 境下仍需要時間去組織，並強化自身實力，來影響國家的政策制訂過程。Hu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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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s（2012）和 Muller（1989）認為，一國經過二十年的民主政治，社會團體 將處於較成熟的狀態，能夠更大程度地發揮他們的影響力，表達他們的訴求。
在智利的個案中，社會團體清楚展現出組織和動員能力，大約也是在進入民 主政府後二十年左右。自皮諾切特將軍在一九九〇年交出權力，重新由民選總統 開始執政以來，一直到二〇〇〇年之前，社會團體實力仍然式微，在各個面向上 都需要國家政府的介入和幫助，才能夠向企業主、右派政黨與軍方陣線談判協商，
以爭取福利或權力。到了二〇〇六年的時候，社會團體已經能夠單憑一己之力發 動抗爭；到了二〇一一年更串聯其他工會發動聯合罷工，以更大規模的行動向國 家政府發動挑戰。本文在第三章中引用 Burton（2012）的研究指出，當時的社會 團體能力式微，無法獨自面對資本家、軍方和右派政黨所組成的聯合陣營；隨著 進入民主時期愈來愈久，當地的物質資源差距開始縮減，社會團體勢力也獲得相 對應的提升，並開始獨自發動了數次抗爭，並在二〇一一年聯合其他工會組織發 動罷工罷課行動，挑戰當時的國家政府。由此可見，社會團體在民主體制之下，
仍需要時間累積實力，因此隨著一國進入民主體制超過二十年，該國社會團體實 力將更為強大，從而影響國家政策制訂。
基於本文上述的整理，本文對於兩個主要研究問題的回答如下。首先，本文 認為，教育改革出現一事，社會團體實力在後威權時期的增長十分重要。隨著後 威權時期首兩任政府努力改善當地物質資源不平等問題，社會團體的物質資源和 政治資源都獲得相對應的提升。壯大後的社會團體開始以行動向國家政府表達訴 求，過程中吸引到更多民眾關注教育議題，使得支持教育改革的人數不斷上升。
在人數加持之下，社會團體的力量變得不容忽視。雖然當時未能如願達成訴求，
但在中左聯盟希冀重新贏回總統位置的情況下，巴切萊特改變過去立場，向學生 許下承諾，並在當選後確實推行了教育改革。其次，針對為何改革出現在政權移 交後的二十多年一事，本文認為長期的民主政治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一方面，
在長期的民主政治下，最初處於較為弱勢的社會團體能夠獲得更多資源，以改善 自己勢力微弱的處境；另一方面，中左聯盟在連續執政二十年後首次敗選，迫使 巴切萊特必須改變立場，以重返總統位置。
最後，本文寄望能夠透過此一個案研究，貢獻到拉丁美洲民主化浪潮與新自 由主義浪潮的討論中。首先一方面，智利是全球首個徹底落實新自由主義改革的 國家，因為在有關討論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民主化浪潮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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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國家之間的關係，在有關討論中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對末來展望主要 有二，首先，筆者認為，智利在過去數十年的際遇，與台灣有高度的相似性。兩 國同樣在二十世紀末期經歷了數十年的威權統治，並隨後重新回到民主體制之中，
台灣社會團體在後威權時期實力有著何種變遷、對政策制訂發揮多大程度的影響 力，將值得後續研究關注。再者，智利將在本年年底再次舉行總統大選的第一輪 選舉，中左聯盟與右派聯盟兩大黨派之間的角力，對當地福利政策有何種影響，
將是筆者接下來繼續深耕的議題。不過，後者也是本文的限制之一。在下一輪總 統選舉結果未定之際，教育制度在未來的發展動向，並非本文能夠掌握。不過，
二十多年前仍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免除了全國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家庭的 學費，這個劃時代制度的出現，本身就佔據著不可消弭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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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林國明. (2003). 到國家主義之路: 路徑依賴與全民健保組織體制的形成. 台灣社會學, 5, 1–71.
葉長城. (2007). 誰否決? 新興市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分析: 智利, 南韓與巴西經 驗的比較.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學位論文,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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