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明福州見聞錄：葡、西、荷人筆下的城市描繪
第二節 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到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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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商業活動相當繁忙且人口眾多的大型城市。當中，更有許多小艇，往來於城 內外細密的水道網絡，供給城市各項服務。除此之外，它理所當然是帝國重要的 行政中心，並且還能夠兼負起外交機能的城市。外交機能主要是指中琉封貢制度 及朝貢貿易，這種兩面一體，既是外交性質，又兼具貿易機能的體制，在這個城 市中進行。當然，有時也會接待其他外國的使節團。以拉達為首的西班牙使節團 到福州進行訪問，便是個很好的例子。繼西班牙人之後，荷蘭人於十七世紀初期 也來到福州。
第二節 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到福州
荷蘭於 1602 年將境內各家海外公司合併成一個整體，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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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604 年 6 月 27 日(萬曆三十二年六 月初一日)，由韋麻郎(Wijbrand Van Warwijk，1569-1615)率領的荷蘭艦隊，自大泥(今泰國南部，馬來半島上之北大年府)啟航，於8 月 7 日抵達澎湖。他以原本居住在大泥的閩 南海商李錦、潘秀、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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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負責穿針引線，賄賂身處福州的礦稅使太監高寀，要求與中國通商。然而，在福建地方政局詭譎的政治角力下，最後無功而返，韋 麻郎率艦隊自澎湖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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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荷官方在福建的接觸地點在福州與澎湖兩處，但兩造首腦並未碰面。荷蘭人委以閩南海商為代表至福州，中國方面則是派遣福 寧參將沈有容(1557-1627)至澎湖交涉。
作為亞洲貿易後到者的荷蘭，必須與西班牙、葡萄牙相抗衡。於是荷蘭聯合 英國，以欺騙、戰爭、海盜等行為取得進展。直到1619 年(萬曆四十七年)，東印度 公司建立巴達維亞城，作為其在亞洲的根據地之後，開啟了壟斷香料貿易之路並 取得亞洲貿易圈的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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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巴達維亞城(Batavia)的總督庫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為了打開與明帝國的通商大門，於1622 年 4 月(天啟二年三月)， 任命雷理生(Cornelis Reijersen)為艦隊司令官，率領 8 艘船，共 1024 人，企圖攻擊 澳門並以武力阻斷中國沿海的貿易秩序，意圖將貿易網絡納入掌控。然而，澳門74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等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 與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3)，第三卷，頁 231；(荷)包樂史(L. Blusse)著，莊國土，
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89)》(阿姆斯特丹：路口店出版社，1989)，頁 36-37；(荷)費 莫‧西蒙‧伽士特拉(Femme S. Gaastra)著，倪文君譯，《荷蘭東印度公司》(上海：東方出版中 心，2011)，頁 6-15；楊建成主編，《蘭領東印度史》(台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
頁25-28。
75 關於李錦、潘秀、郭震三人之出身與其事蹟，參見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156-159。
76 (荷)包樂史(L. Blusse)著，莊國土，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89)》，頁 37-40；楊彥杰，
《荷據時代臺灣史》(台北：聯經，2000)，頁 7-17；曹永和，〈澎湖之紅毛城與天啟明城〉，《臺 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頁 149-183；湯錦台，《閩南海上帝國－閩南 人與南海文明的興起》(台北：如果出版，2013)，頁 157-159。
77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等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 與資本主義》，第三卷，頁23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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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對於經營亞洲貿易的態度也與初到亞洲時有所不同。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認為，當時的總督庫恩 (Jan Pieterszoon Coen) 「以驚人的洞察力，對局勢作了判斷，
78 (荷)包樂史(L. Blusse)著，莊國土，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89)》，頁 41-44；楊彥杰，
《荷據時代臺灣史》，頁17-24。
79 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80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3)〉，《台灣文獻》54：4(南投，2003)，頁 242-282。
81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等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 與資本主義》，第三卷，頁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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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小的河，我們渡過一個以鐵鎖、舢舨聯合所造的橋，到達一個叫做Gousoua 的村落稍做休息。」91
從渡過大河後，還必須藉由浮橋渡過小河的描述，究竟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據清乾隆三十年(1765)刊本影印，卷 2，頁 19a 所載，考訂為洛 陽舖。
86 雷理生稱該地為 Thouuia，林偉盛譯為塗嶺。本研究據(明)莫尚簡修，張岳纂，《惠安縣志》(上 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九年(1530)刻本重 印，卷8，頁 6a 載，「國朝增為白水、塗嶺、驛坂、居仁、縣前、盤龍、上田。自北而南，相
《福清縣志》(北京：線裝書局，2001)，據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影印，卷 2，頁 21b-22a 載，
「宏路驛在縣西善福里。宋時建于太平舖之左……洪武十二年改為宏路驛。」據上可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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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1841-1921)在其研究中提到，「他們一抵達福州，即被帶領到一座華麗的 宮殿，或者稱做漂亮的別墅。這座別墅是一個擁有十六個妻妾的中國人所有，她 們每人都各自分配到一間類似的房間。這座別墅座落於市郊，離衙署約 1.5 英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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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雷理生一行人之後又出城，並在城外私人的華麗別墅過夜。圖1-2、雷理生一行至福州路線圖
圖版來源：據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頁115，〈福建驛路分布圖(萬曆十五年)〉修改。
雷理生一行人是在天啟三年正月初七日入城，他描述道，「傍晚我們到達福州 城前，在此我們必須由許多士兵以及市民間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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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雷理生所走的官道，最 後應是由南門進入福州城。因此，他所描述城門擁擠的情形，有兩種情形。其一 是，南門是福州城外南台商業區入城的主要孔道，原本便是福州城七門中，人潮 進出最為頻繁之地。況且時值傍晚，城門即將關閉，人員進出當然更為洶湧。但 也是因為進出人員數量龐大，因此守城官兵稽核人數也增加，導致市民及士兵擠 在城門口。另一個原因是，初七日為福州開始行香之日，整個城市熱鬧非常。據 鄭麗生纂輯之《福州歲時風俗類徵》中載，「行香，自初七日至十八日，各境分 別行香。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侵入藤山，見人則殘暴異常，老弱者死，壯 者逃避他鄉。是年冬，戚恭懿(戚繼光)將軍擊之，殲寇於高蓋山。凱旋日，適值四 十三年正月初旬。安民告示，遍貼各鄉，避亂者陸續回鄉。到家之日，家具破壞94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Taipei : Ch'eng-wen Publishing, 1967), pp.31.
95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3)〉，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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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盡，相率而聚於各境之寺廟，煮飯度饑。以黃豆送飯，甘蔗止渴。迨後遂以歸 家之日，為慶祝生還之日，而名之曰行香。今各境行香之日不同者，以歸家之日 不同也。其名為行香者，以昔無紀念日之名詞。今觀各境於行香時，為福首者尚 在廟中分飯、分豆、分蔗，其遺風猶未艾也。所惜者，鄉人不知意義之所在，故 特表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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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行香是福州在城市發生重大歷史事件之後，將城市共同 記憶轉化為儀式行為，納入春節活動的一環，成為福州專有的集體行動。上述乃 是鄭麗生記述於民國年間。換言之，十六世紀發生的歷史事件，成為特有的風俗 活動，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又由於發生在春節期間，遂成為福州特有的春節活 動之一環。然而在經過四個世紀之後，對於行香日之原因，已從市民的記憶消逝，轉而成為福州當地的特殊風俗。當然，身為外來者的雷理生，對於這座城市的活 動並不清楚，僅能敘述自身所見聞。
2 月 7 日，雷理生說，「近午，中國官員召喚我們前往與他會議，他坐在城外 的一個平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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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雷理生接觸最為頻繁的官員，多是軍方官員，也就是指揮 使系統下的武官。由於「平地」位於城外，然福州城外的「平地」並不多見。屬「平地」又是武官系統下所管轄之處，最有可能的地點便是南門外的南教場。8 日，「今天是他們的聖日(heylige dach)，沒有什麼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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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為正月初九日，對中國傳統習俗而言，是個大日子，為玉皇大帝的生日。福州人稱為玉皇誕及玉 皇報。玉皇誕當日，整個城市相當熱鬧，「家家蠟炬共輝煌，萬眾虔誠迓玉皇。
拜手揚休原一體，人間天上正當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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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家家香蠟，望空頂禮，玉皇大帝的 神像則被「迓」著穿梭在大小街巷，此即謂之「接玉皇」。至於玉皇報，可見〈榕 城元夕竹枝詞〉所描述初九日的情形，「料絲銀線碧於煙，十里香風明月天。已 報玉皇初九信，今年燈市十分錢。」100
玉皇誕之後便是福州最為重視，也最熱鬧 的城市慶典，即元宵燈市。但是燈市的興隆與否，在於天氣。若天氣不佳，元宵 燈市便無法舉辦。因此，福州人認為，觀察初九日玉皇誕的風信，可以預測元宵 節當日晴雨，故稱為玉皇報。從雷理生無事可做的描述，可知正月初九日是官員 們不處理政務的假日。據楊聯陞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官員的假日有長達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欽天監的官員會選擇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做為全國官員「封印」的日子。
大約一個月之後，又會宣布另一天來「開印」。在這段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他 們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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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雷理生雖是獲邀而來，並且 是官員為了解決荷蘭不斷搶掠，引起沿海地方社會動盪之下所做出的決定。但是，
96 鄭麗生，《福州歲時風俗類徵》(民國年間傳抄本，藏於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古籍部)，卷 1，頁 16a-b。
97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3)〉，頁 251。
98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3)〉，頁 252。
99 鄭麗生，《福州歲時風俗類徵》，卷 1，頁 23b。
100 鄭麗生，《福州歲時風俗類徵》，卷 1，頁 24a。
101 楊聯陞，〈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國史探微》(台北：聯經，1983)，頁 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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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的時間確實不湊巧，行程上也造成許多耽擱。但從另外一面來看，由於雷 理生從廈門到福州恰巧是歲末年初，因而能使我們獲知天啟年間，福州年節的情 形。再者，雷理生與拉達同樣是外交使節，但相較之下，兩者所受的待遇卻不大 相同。拉達在往福州的路途，沿途所經城市，都可進到城市中居住休息。但雷理 生卻未受到同等待遇，地方官員通常是要他們繞道，不准其進城，甚至有一天他 們需要住在城外寺廟過夜。待遇如此不同，與兩者來明的原因不同有關。拉達是 為了解決林鳳事件，中方認為其乃是帶著善意，前來中國進行合作。而雷理生所 代表的，即是問題的根源，明帝國對其入侵破壞、燒殺搶掠的行為無法容忍，視 其為海盜，稱之為紅夷或紅毛夷。這是很大的不同，也導致了所受到的待遇有很 大的差異。
雷理生一直到了 2 月 11 日，才見到福建巡撫商周祚，並進行正式會談。會 談結束後，雷理生一行於13 日自福州出發，返回澎湖。雷理生一行人，入福州 城與省城官員會商，答應自澎湖撤退之後，事實上荷蘭仍佔據澎湖。明方在商周
雷理生一直到了 2 月 11 日，才見到福建巡撫商周祚，並進行正式會談。會 談結束後，雷理生一行於13 日自福州出發，返回澎湖。雷理生一行人，入福州 城與省城官員會商，答應自澎湖撤退之後，事實上荷蘭仍佔據澎湖。明方在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