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作為一種對抗文本的形式

原住民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以口述史的方式，挖掘過去決少被公開承認的社群記 憶作為一種對抗記憶，讓那些原本被排拒在主流文化架構之外的，或是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得以被重新建構與詮釋，同時也讓特定社群的認同與主體得以實現。

第四節 紀錄片作為一種對抗文本的形式

本節首先說明紀錄片作為對抗性文本的意義，其次則是分別討論三支紀錄片的內容，

最後討論我族與原住民族如何看待紀錄片的內容。

壹、紀錄片作為對抗文本

McLaren 認為如果教學的形式，是採用 Giroux 所說的「一種充滿可能性的語言」（a language of possibility），那麼它就有很大的潛力讓學習變得更與生命相關、更批判、以及 更具有改造的性格，也就是說只有在學生將生活周圍的文化帶進經驗中時，學習才開始與 生命相關，只有在這些經驗被清楚的指出它們可能問題重重時，學習才有可能是批判的，

只有當學生開使用知識去協助別人增加他們的能力，包括鄰近社區的個人，學習才具備改 造的性格。」（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313）。原住民紀錄片為何具有解放與改造的性 格？因為，受訪者B 所拍攝的紀錄片內容，均是與原住民學生及鄰近部落的生命密切相關 的主題。Freire 也說過：「當學生不斷地被問及與其生活於世界中，以及其與世界之關係的 相關問題時，他會逐漸感覺到被挑戰，並且也會被迫對挑戰作出回應，他們會領會到這個 挑戰是與其他問題相關連的，結果會使他們更具批判力。」（方永泉譯，2003：119）。受訪 者B 之所以會想要用紀錄片來為部落發聲，是由於他反省到主流的媒體在呈現原住民的社 會或文化時，出現了許多的扭曲以及強烈的漢人詮釋觀點。他說：

「自從我拍片的時候，我就注意看電視他們怎麼去拍片啊、怎麼去呈現這個東西。我就開 始想說這個詮釋[…]它有很強烈的漢人詮釋的意義在裡面[…]我發現他們一般人去拍的 話，就是講話的人都是漢人在講話，都是主持人在講，就講很多，而且他們根本就是..嘖..

部落的人沒有發言權，然後他們可能有訪問啦，可是訪問的之後，經過他們的嘴巴出去就 是會很多的曲解或是解釋的不夠深入。那我就想說因為我自己是泰雅族人，那我就想說泰 雅族什麼東西是很重要的東西，可是沒有透過自己族裡面的人自己去拍，然後自己去詮釋 這個東西，我說那我去拍呀！」

原住民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將原住民生活經驗以紀錄片的方式帶入校園中，而 紀錄片作為對抗文本，以原住民的發聲對抗漢人的發聲，以原住民的詮釋觀點對抗主流文 化的詮釋觀點，使得那些在過去極少被公開論述的社群經驗得以再現。

一、有關部落土地流失的紀錄片

受訪者B 所拍攝的紀錄片除了作為對抗漢人詮釋的觀點之外，更是深入地去挖掘那些 不為人知的社群記憶，他說：

「在很早以前，我很小時候祖父就會帶我去我們附近的山上這樣走[…]他就會跟我講說：

『啊！這是我們的土地』這樣子，那個時候他都講得很清楚[…]那一直到我去念師專二年 級還是三年級，有一次我回來的時候..『嗯？！那不是我們的土地嗎？』怎麼上面就貼一 個：『私人土地、不得進入、違者就怎樣怎樣』，我就說：『不會吧？！怎麼會這樣呢？』

那個時候我心裡就開始在想這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子？然後我畢業開始教書的時候，我就 開始在做田野調查問老人家他們是怎麼樣怎麼樣[…]那個時候我發現就是輕人對這些事 情沒有反應，他只是：『啊..好像聽過』這樣」

Giroux（1997：105）指出轉化型知識份子就是要去認出歷史記憶的壓迫與立即的壓迫。

原住民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透過訪問部落老人去紀錄這些被邊緣化的社群的歷史經 驗，受訪者B 進一步說明部落土地的消失的歷史：

「就是日本政府把那個原住民的地區分成..如果用國民政府的說法就是那個「國有林地」

跟「山林保育地」。他在劃分的時候是沒有知會當地的原住民，就是在政策上就這樣給他

制訂，就把那個我們傳統的林地就劃成國有土地，那就是一個部分。第二個就是這片子談 的就是在土地買賣的時候，當時的漢人、商人就把那個土地就是用承租，可是第一次承租 就把那個當事人的那個印章啊全部拿過來，因為他承租是九年嘛！他到第二個九年的時候 就變成他們的地了，其實它最主要就是談這些東西，然後就是把這整個過程拍下來，利用 那個回溯式的方式重構當時歷史的現場」

原住民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透過紀錄片的方式讓原住民社群關於土地流失的苦 難記憶得以保持鮮明，而這些記憶包括受訪者B 查閱舊有的土地移轉資料上，發現從未接 受漢文教育的族人卻有著工整漢字簽名，他還指出部落的族人嘗試向政府請求歸還原本屬 於原住民祖先的土地時，但是當時省政府的答覆竟然是—「原住民祖先究指何人，亦不可 考」。另外，由於政府不願意承認泰雅族所指稱的土地是屬於泰雅族祖先所有，因此部落 的頭目、副頭目和長老回到了祖居地去找尋他們的祖先曾經居住於此的證據，他們找到了 許多先人遺留下來的遺跡，例如：slanan（甕）是祖先放醃肉醃菜或酒的容器、祖先遺留 的石頭基座與石灶以及祖先種植的竹林。部落頭目、副頭目與長老述說祖居地被執政者劃 為國有林地以及政府政令禁止採收竹筍，最後部落副頭目也在紀錄片中表達不管時間要多 久，祖耕地無論如何一定要歸還給原住民因為這是後代的希望，也是全部落的希望。

Giroux（1997）除了指出轉化型知識份子要去解放那些歷史性的壓迫記憶與立即性的 壓迫記憶，他更進一步提示說這樣的記憶並不只是去講述這些被邊緣化的社群的歷史，更 是要建立一種新的主體性去消除造成這些苦難的狀況，亦即，危險記憶同時具有苦難的與 希望的面向。受訪者B 不僅去陳述部落土地消失歷史記憶，更進一步將這樣的論述帶進教 室裡，他說：

「其實小孩子看完之後他們說：『啊』，就是讓他們自己去發現說為什麼會這樣，他們通常 都會問這個問題，那我就是會把比較多的歷史、土地或者是日本人的政策是怎麼對我們，

這部分我就會跟他們講，因為小朋友也不會瞭解這麼多啦，我就是把當時的狀況怎麼樣，

我一直覺得像拍紀錄片或者是像影片這種東西，它是歷史的重建，我的想法是透過這個影 像的東西再把這個歷史能夠重建，然後試圖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我看所有的紀錄片很

少..從來不會因為這個片子的完成然後改變這個未來，是有改可是不多啦！永遠會有下一 個問題，那我拍這個片子然後給他們看就是希望小朋友知道這個東西，說不定可能幾年後 他們突然就想到這事情，就..『啊！這應該要去解決』」

受訪者B 提到部落土地流失的過程，影片所呈現出來的是漢人政權與原住民族之間非 常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原住民土地的流失過程是一種被掩埋或壓抑的歷史記憶，即使有種 種的遺跡證據指出這是一塊原本屬於這個原住民部落的土地，但是這樣的證據在漢人政權 的認知裡面是缺乏科學證據的，然而，隨著熟知這段歷史的部落老人逐漸凋零，這個記憶 將永遠被埋在歷史的灰燼中。受訪者藉由紀錄片的呈現方式，讓族人的苦難記憶保持鮮明 並且藉此增進原住民學生對於這段歷史的了解，讓部落的族人或學生可以發展一個批判的 地方性語言，進而在未來可以去轉化這個壓迫的關係。

二、有關泰雅紋面的紀錄片

受訪者B 在紀錄片中，不單單只是讓紋面老人自己去說明當初紋面的經過與紋面消失 的原因，他在紀錄片裡面也同時呈現紋面老人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困境，例如，醫療 資源與社會福利制度的缺乏。紀錄片中一位一百餘歲的紋面老人因為腳受傷，有好幾天都 痛得不能走路，但是，她必須花上一天的時間坐公車，以及好幾百塊的車錢才能就醫，這 些都不是這位家境清貧的老人可以負擔得起的，以致於看醫生變成是不可能的任務。除了 上述醫療缺乏的問題之外，山上社會福利制度的缺乏，也使得片中一位紋面老人面臨斷炊 的窘境。此外，紀錄片亦呈現了原住民文化權遭受漠視的處境。其中一幕是關於泰雅族的 紋面老人被邀請進入總統府，進行所謂的「世紀之旅」，受訪者B 說：

「台灣所有的執政者對原住民其實是很忽略，他就是做他選票上的考量或者是他不會從根 本去解決問題，他只是你喊什麼，他就給你一點點東西，我是在講這些東西啊！因為她們 那個時候她們到台北，他們打的是『國寶到總統府』，可是國寶是一百年才一次耶，那到 底國寶的定義在哪裡？然後她們去那邊，你不要說她們只來一次，然後對他們回去之後她 們的生活起居..她們這一群人在台灣生存這麼久，她們的文化權你根本就不重視，你只是 今天要顯示你的那個執政的功德、那個能力，把她們請來一次然後回去的時候還是一樣

啊，對不對..那如果就這些老人家她們最關切的..是她們的生活有沒有照顧？那如果對她

啊，對不對..那如果就這些老人家她們最關切的..是她們的生活有沒有照顧？那如果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