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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本文以清康熙、雍正年時下令編纂之《詩經傳說彙纂》為研究範圍，討論傳 統經解在經歷「官學化」後呈現知識面貌。首先，本文通過對《彙纂》纂修過程 的考察，發現《彙纂》之編除了有以「右文稽古」、「表彰聖經」來宣示清帝作為 文治之主的形象外，其編所呈現的經說內容，大致上亦能反映清初君臣對《詩經》
經義的理解，以及其對朱熹《詩集傳》說《詩》的態度。就此而言，《彙纂》與 明代官修《詩傳大全》之一大差異，實在於《彙纂》已不再如《大全》一般以拘 守朱學門戶為是，並開始將漢、唐以迄元、明間諸儒之說加以鎔裁。其中，除了 存在着曾為朱熹極力抨擊的《詩序》，也包括了不少元、明以來，以「述朱」為 宗的《詩經》學著作內容。
《彙纂》對經義的安排，在其編輯中，主要以三種方式來呈現：一是將朱《傳》
標立為首，並以「集說」的體例將「義理精當有裨經旨」之說，加以搜羅；二是 附見與朱《傳》相異之說解，以「附錄」的形式安排在每章之末，此外又有「總 論」之體例，針對每篇詩文大旨，錄入相同或相異之說；第三是以「案語」對經 說疑義之處進行辨證、剖析，但其中亦不無來自皇帝本人間出己意之心得。從上 述三種詮經方式的整理中，本文認為《彙纂》之於朱《傳》，並非傳統宗派意義 下的宗朱，而是在元、明「述朱」之基礎上，進一步把收錄經說的範圍進一步擴 充，包攬從文義小殊到大相徑庭的說解，通通綰合為一，可說是對朱熹《詩經》
學成果的一次總結與清算。然在附見他說之中，本文又認為《彙纂》之纂修者仍 稍有透露出其對「尊古義」與「徵實有據」之說的學術偏好，某程度上反映出清 初以來，一反明代獨抒心得的學術風氣。以此言之，《毛詩序》與《毛詩正義》
之說《詩》內容，即為《彙纂》大加以採錄，這實可就其附錄條目的統計結果中 發現此一事實。可是，《彙纂》對經義的操控並不僅於此，而在間出己見、剖析 辨證的「案語」之中，實又可以發現一種以折中漢宋、評析朱《傳》得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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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彙纂》解《傳》的實踐之中。
依次，本文進一步觀察《彙纂》說《詩》之旨趣及其論辨經說得失時所依據 的基本立場。首先，本文從清世宗〈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之中，擷取兩種關鍵 意見，一是其對宋、元以來《詩經》文學闡釋進路的批評，二是漢、唐經解繁雜 瑣細，使習經者容易溺於其中，卻不見聖人藉《詩》以存先王之道的用心。本文 認為，《彙纂》對此兩種詮釋進路之看法，前者主要為價值評斷，即否定僅將《詩》
視為一般文學總集，而以風雲月露，甚至豔情之作為說《詩》指歸。至於後一種 批評，則接近於技術上之修正，即對於徵實不誣，但有繁瑣之弊的經說加以採錄，
然後擷取其大義，對其考證過程，則多有刪減。故《彙纂》說《詩》，雖然多有 引證古義、而時有崇實之意，但畢竟並非漢學家專事訓詁、考據以為立論基礎的 進路，這也就是《四庫全書》謂《彙纂》「於學術持其至平」的現實呈現。
可是，持平之舉在《彙纂》之中，賓多帶有編纂者的學術偏見，而特別表現 在「案語」對朱《傳》的檢討與評析之中。《彙纂》對朱《傳》說《詩》之內容，
大致上肯定了朱熹對《二南》諸篇的詮釋，而較強烈地否定朱《傳》「淫詩說」
的觀點。從解經的角度而論，「案語」既認為朱《傳》能「據理與詞」固然正大，
但漢儒「以事證《詩》，考見當時得失」亦未可全盤否定，「總之，觀《詩》而不 膠其文，則前説皆可旁通；若執字句以求，則經旨甚淺。」不過，這種各成其是 的觀點，實未能正面回應朱《傳》對《詩序》等說《詩》「例以陳古以刺今」、「傅 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的抨擊，而當《彙纂》無法一一回應 這些觀點時，其說解即變成十分迂迴，甚至不無深文周納的用心。
但在此問題上，本文認為《彙纂》操控其龐雜之經說體系，其思想機制是要 嘗試透過對朱《傳》的解釋，來發揚「以《詩》觀政」的實用價值，而在緣政論 詩的主張之下，事實上《彙纂》即有特重《詩經》學上「正變說」之傾向。所謂
「正變說」，實與詩篇的排列次序有關的觀念，即時代愈早，排列愈前的詩篇屬 於正詩，反之則為變詩。《彙纂》對「正變說」持採較堅決的態度，除了隨見於
「案語」的評述之外，又可見於其卷首特別附錄「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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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意，以及六義的解說中特別重視風、雅、頌作為詩之體的價值。此二者，雖 皆與朱熹說《詩》注《詩》時的態度有着明顯的差別，但是在《彙纂》以《詩》
觀政，借詩言政的實踐中，卻有重要而且必要的作用。
就此而言，《彙纂》之一大弊病，即在於其無法真正擺脫朱《傳》的影響，
甚至溺於朱《傳》之中，導致其案斷往往只能各成其是，而無法非其當非。因此，
乾隆登極以後，又有進一步降低過度依賴朱《傳》說解的問題，其釋《詩》即開 始直出己意，而不再依傍朱《傳》，甚至不取與其不能相通的其他諸儒之見，其 時所撰之《詩義折中》，即為針對《彙纂》此二弊迹而加以導正。雖然，《四庫全 書總目》以為《詩義折中》「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但根據相關材 料之比對，可以發現書編實亦未有如是安排，而且其於經義之解讀方向，大致上 仍是依沿宋學治經尚論的風格，而只是在篇幅上較《彙纂》大為精簡，因而構成 了《彙纂》、《折中》二書在清代官學中互為補充的存在。
《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既有互補之關係，同樣成為清代官學體系 下指定的《詩經》教本，然二書對清代經學發展之貢獻卻不明顯。民國以後，在 排滿、反帝思維籠罩之下，論者對這類御纂經籍的態度，亦近乎一概抹殺，如章 太炎、馬宗霍等雖能從學術角度加以檢視，但評價十分惡劣，甚至認為這些缺乏 學術理解的皇朝舊典，不過是些「薰糞雜糅」、不足為道的歷史陳跡。在此而下，
本文注意到清代某些漢學學者的著作，就曾有稱引御纂經籍的情況，如江藩、夏 修恕、王先謙、皮錫瑞等。然所論多為奉承之語，不無反映部分漢學家為其治學 立場建立正當性的闡釋，但其中又以夏修恕〈皇清經解序〉謂《通志堂》之刻，
為御纂諸經之啟發的說法最值得關注。然本文就其所論進行考察，發現方苞與張 廷玉等曾有刪訂《通志堂宋元經解》的構想，而且方苞對刪定解經之見解，實頗 有與《彙纂》等書之編纂思維有相近之處，惟方氏之書並未傳世，已難考察其實 質關係。不過從中可以進一步確定，類似《彙纂》的編纂形式，雖然多有接受漢、
唐經解之內容，然其基礎畢竟仍是宋學的延續。以此言之，本文以為皮錫瑞等以 清代考據學實本自宋儒之學的觀點，實有其獨到之處。皮錫瑞〈南學會講義〉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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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漢學出自漢儒，人皆知之；漢學出自宋儒，人多不知。國朝治漢學者，考 據一家、校勘一家、目錄一家、金石一家、輯錄古書一家，皆由宋儒啟之。
又謂：
漢學專門精到之處，自視較宋儒所得更深，然觴源導自前人，豈宜昧所自 出！則漢宋兩家之交鬨，亦自可解紛矣。1
雖然此處所述，考據、校勘、目錄、金石、輯錄古書等，皆未能見於《彙纂》等 御纂諸經之中，然這些乾嘉以來日益為人重視的學問門徑，其背後代表徵實、崇 實的治經精神，與清初官方纂修者的解經立場是有所呼應。由此可見，從徐乾學 納蘭成德之《通志堂經解》，到康熙、雍正年間之御纂經籍，以至乾嘉考據學的 治學精神，此徵實、崇實之治經精神，恰好構成了清代由宋學向漢學的學術轉型，
然此從屬於縱向發展的考察，原非本文設定之研究範圍，故本文之進程暫且留下 疑問，以待將來進行細察。
除此之外，本文在整理《彙纂》纂修人員之相關文獻，發現王圖炳《毛詩疑 義》一書之內容與《彙纂》「案語」之內容多有相同之處（兩者之異同，詳見本 文附錄所作之整理），然王圖炳其人其書之背景、事蹟，今已難考。就此問題，
本文實採持較保守之立場，認為此或表示王圖炳對《彙纂》的編纂，或真有一定 程度的實質影響，然就二書內容亦非完全相合的情況來看，則此或表示《毛詩疑 義》之內容，原為《彙纂》所據之本，而後又為其他編纂者所刪訂，所謂其他編 纂者，除了是康熙、雍正，也包括了參與纂修工作的其他承命官員。
1 認為考據學源自宋學，明末方以智《通雅自記》、乾嘉時期章學誠《文史通義》、近人張舜徽先 生《廣校讎略》〈論兩宋諸儒實為清代樸學之先驅〉等，均有所申論。此處所據，轉引自漆永祥：
《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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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此之外，另一值得關注的，是王圖炳實為康熙時工部尚書，《欽定書經 傳說彙纂》總裁官王頊齡之子，而《彙纂》總裁官王鴻緒實又為王頊齡之仲弟，
王鴻緒、王頊齡之父王廣心，為順治六年（1649）進士，其人先後任兵部主事、
監察御史等職。此外，王廣心三子王九齡也為康熙間之進士。王廣心、王鴻緒、
王頊齡、王九齡等四人在乾隆五十六年（1786）完成的《華亭縣志》〈名臣傳〉
中均有傳略。可見華亭王氏一族，在清初實為官宦世家，地方望族，而且皆有文 名。2就此言之，清代士人的政治認同與儒學地域化的問題，雖早已成為近來學 術研究頗為人所重視的課題，不過論者則多關注在對滿洲政權持異議、反抗的漢 族群體、遺民，或乾隆時極為清高宗所批判，出仕於明、清二朝的貳臣。3相較 之下，對於在康熙、雍正年間參與、協助清廷進行文化建設的漢族士人群體、地
中均有傳略。可見華亭王氏一族，在清初實為官宦世家，地方望族，而且皆有文 名。2就此言之，清代士人的政治認同與儒學地域化的問題，雖早已成為近來學 術研究頗為人所重視的課題，不過論者則多關注在對滿洲政權持異議、反抗的漢 族群體、遺民，或乾隆時極為清高宗所批判，出仕於明、清二朝的貳臣。3相較 之下，對於在康熙、雍正年間參與、協助清廷進行文化建設的漢族士人群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