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傳說彙纂》研究 ─以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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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一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車行健教授. 立. 政治大. ‧ 國. 學. 《詩經傳說彙纂》研究. ‧. n. al. er. io. sit. y. Nat. ─以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 Ch. engchi. i Un. v. 研究生：盧啟聰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3) 摘要本文以清初康熙、雍正年間編纂之《詩經傳說彙纂》為研究對象，討論其書之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並考察其書在清代學術發展、傳播中所產生的作用。本文認為清代官學，雖然如同元、明兩代一般概以南宋朱熹之經學著作，懸為功令所宗，然清代官方對經義的看法，實則與元儒之「述朱」、明代官學「尊朱」的學術立場有所差別。其在《詩經》學上之具體表現，則是《詩經傳說彙纂》對朱《傳》內容之訂正、抉擇「漢、宋詩說異同」之態度，以及《詩經》為政實用的價值維護。依此，本文之架構，共分為六章：. 政治大. 第一章「緒論」，依次闡釋本文研究視野之設定、研究範圍之限制、評述目. 立. 前相關議題之研究概況，認為當前相關研究因議題設定限制，導致論述成果多有. ‧ 國. 學. 偏重，故本文以背景、體例、思想三個面向作為研究核心內容，將能更全面了解. ‧. 《彙纂》的構成與性質。. y. Nat. 第二章「《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及其流布情況考述」先從《彙纂》之. er. io. sit. 編纂背景，觀察康熙、雍正二帝之纂修動機，以及相關承修人員的纂修歷程，以觀察權力因素在《彙纂》中之存在樣態，兼而考察《彙纂》之書在清代的流布情. al. n. iv n C 況與效果；第三章「《詩經傳說彙纂》則從《彙纂》「集說」、 h e的編纂原則及其意涵」 ngchi U 「附錄」、「總論」、「案語」等四種體例歸納出「宗朱」、「附見他說」、「間出己見」三種編纂原則，從中揭示清代官方對《詩集傳》說《詩》內容的支配方式及其可能存在之學術意涵。第四章「《詩經傳說彙纂》說《詩》之旨趣與態度」則從《彙纂》對傳統《詩經》學家經說，包括對朱熹《詩集傳》說《詩》內容的檢討、評論，觀察《彙纂》說《詩》之旨趣以及在漢、宋詩說異同方面的基本立場，而就《彙纂》言，則其重點實在於其對《詩序》說《詩》之依違，以及對《詩集傳》「淫詩說」所採持之態度。本章並從其經義的抉擇之中，點出《彙纂》實有「以《詩》觀政」的實用立場，作為經義去取、詮釋的主導。 1.

(4) 此外，第五章擴而及之，以「《詩經傳說彙纂》在清代經學發展中的意義」為主軸，綜合前述內容，對《彙纂》在康熙、雍正以後可能之實質影響進行判斷。主要分為兩個層面的討論：一是就其書與乾隆時期《御纂詩義折中》之互補關係進行分析，二是將之與乾、嘉以降的漢學思潮作為參照，並指出《彙纂》之輯在文獻、資料性方面所具有之參考價值。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提出後續研究之展望。.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2. i Un. v.

(5) 目次摘要 .........................................................................................................................1 目次 .........................................................................................................................3 第一章. 緒論..........................................................................................................5. 第一節. 官學化學術型態：研究視野的確立 ........................................................ 5.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目前研究情況 ...................................................................... 10.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案 .............................................................................. 17. 第二章. 治政大《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及其流布情況考述立. .............................. 23. 康熙與《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 .......................................................... 23. 第二節. 《詩經傳說彙纂》的承修人員及其纂修歷程 ...................................... 34. 第三節. 《詩經傳說彙纂》的完成及其流布情況考述 ...................................... 48. 第四章. ‧ 國. ‧. 第三節. y. sit. er. 宗朱與述朱：朱熹《詩經》學的總結 .................................................. 53. al. iv n C h e n g c h...................................................... 古義與徵實：附見他說的編纂原則 65 i U n. 第二節. 《詩經傳說彙纂》的編纂原則及其意涵 ............................................... 53. io. 第一節. Nat. 第三章. 學. 第一節. 折中與評析：間出己見的詮《詩》方式 .............................................. 77 《詩經傳說彙纂》說《詩》之旨趣與態度 ........................................... 87. 第一節. 《詩經傳說彙纂》說《詩》旨趣與基本立場 ...................................... 87. 第二節. 對朱熹《詩集傳》說《詩》之檢討 ...................................................... 97. 第三節. 強調發揮以《詩》觀政的實用意義 .................................................... 109. 第五章第一節. 《詩經傳說彙纂》在清代經學發展中的意義 ..................................... 115 朱學在官方經解權威中的賡續 3. 兼論《詩義折中》與《彙纂》的互補關係........ 115.

(6) 第二節. 《詩經傳說彙纂》對清代經學發展的貢獻與影響 ............................ 126. 第三節. 《詩經傳說彙纂》在文獻、資料性方面的參考價值 ........................ 133. 第六章. 結語...................................................................................................... 139. 附錄一. 《詩經傳說彙纂》「案語」整理 ........................................................ 144. 附錄二. 書影...................................................................................................... 181. 參考書目 ............................................................................................................. 185.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4. i Un. v.

(7)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 官學化學術型態：研究視野的確立. 清代經學復興，無論是文獻數量或研治成果，都可謂空前絕後。 1清人自負經學成就比肩兩漢，「國朝經術昌明」、「稽古右文，超軼前代」等語，比比皆是。皮錫瑞（1850－1908）曾盛稱「國朝」為「經學復盛時代」，陳寅恪（1890－1969）甚至認為清代史學發展滯後與經學發展過盛不無關係。2清代經學復興復盛、著. 政治大. 作豐富，客觀上的確無庸置疑。然縱向考察其復興復盛之因，以及如何針對相關. 立. 研治成果進行評價，則可謂於言人人殊，如皮錫瑞就認為「經學自兩漢後，越千. ‧ 國. 學. 餘年，至國朝而復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 3而將清代經學復興的原因歸諸於清帝提倡以及清廷編纂經籍圖書等相關的文治措施之上。. ‧. 但是在清代，此類文治措施，其實難以不為時人正面肯定，故除皮錫瑞外，. y. Nat. sit. 又如嘉慶時期禮親王昭槤（1776－1833）之《嘯亭雜錄》，即曾高度評價清聖祖. n. al. er. io. 康熙（1662－1722）對朱子學的提倡與當時宋學昌明的相應關係。4不過，其時之. i Un. v. 相關記載，往往存在著由於記載者特定立場而有欠公允的情況，惟值得注意的是， 1. Ch. engchi. 譬如阮元（1764-1849）纂輯之《皇清經解》，選收清初至清中葉期間漢學家之治經成果，凡一. 千二百一十二卷，收錄一百八十餘種專書；晚清王先謙（1842-1917）又接踵其事，輯錄《皇清經解續編》，共一千四百三十卷，收錄專書二百零九種。略可窺見清代經學文獻之豐富，至於其他理學文獻或清代宋學家之論著，不見於《經解》、《續經解》者，尚多有之。 2. 陳寅恪：〈陳桓元西域人華化考序〉，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38-239。 3.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95。. 4. 《嘯亭雜錄》：「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耆學，. 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耆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耆學，風俗醇厚，非後所及也。」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 年），卷一，〈崇理學〉，頁 6。 5.

(8) 清代學術的發展大勢與政治因素，在部分清人記述之中，通常並非毫無關連。可是，清代以後，對清廷文化政策的闡述，轉多從消極面（如文字獄，查禁、銷毀圖書等事件）指摘滿洲君臣對學術發展的諸多不良示範，或是就科舉考試所形成的功利主義而對官方的文化統制加以撻伐。5然清代官學因其為政治權力所賦予之正當性和合法性，得以在傳播過程中擁有極大優勢，成為社會上至為龐大、最具權威的話語系統，並且作為當時知識階層所設身經歷的共同語境，實為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其影響實不能全然忽視。就此而論，清代教育史上有所謂「官學化」的現象，乃近來教育制度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特別是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以後，清廷對於民間書院. 5. 立. 政治大. 此類觀點，亦有直接針對清代官修書籍而發者，如魯迅曾在〈買「小學大全」記〉一文，即有. ‧ 國. 學. 扼要地指陳包括《詩經傳說彙纂》在內的《御纂七經》等書，在製造清廷文化控制方面之效果，而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 ‧. 的『文化統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 sit. y. Nat. 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鑑》，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 io. er. 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 al. n. iv n C hengchi U 效的。」魯迅甚至認為，如果「將其中的關於駕御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 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 輯成一書」，「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詳見《且介亭文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63-64。此外，章太炎、馬宗霍亦曾經針對《御纂七經》等書籍而進行批評，如馬氏所云：「要之此等官學，摭拾固勤，理解終少，名為折中，實持兩可。以較明之《大全》，誠為過之，尚未能望唐之《正義》也。所謂經學復興，當不在是。清世經學之盛，蓋在私學。」（《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139-140。）然馬氏所論，實本自其師章太炎之觀念，而章氏所論，言辭則更為激烈，其謂「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往鄙倍，雖蔡沈、陳澔為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糞雜糅，徒覩其污點耳。」（《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 年再版］，《檢論》，卷四，〈清儒〉，頁 29b。）只是，類似評論雖有一定代表性，也確能點出此類官書確實存在的某些缺點，惟其持論之立場，卻是深具近世以來反帝、反封建等思想立場，以及處在與官方全然對立的意識型態，本身並非客觀之論。 6.

(9) 發展從原來採持消極而限制的態度，逐步轉變為主動發展、普及化，並對書院體制、教學內容加以管理的鼓勵政策，導致原本相對獨立的民間私學，日益為官方勢力所滲透的教育現象。6不過，清代教育的「官學化」現象，不僅反映在官方施行的教育制度之中，同樣也反映在當時作為宣科授課的經典教本之上，這些經典教本除了是作為學術正統的表徵，更奠定了清代以儒家經典之學作為學術基礎的文化取向。若經由對官書內容所呈現的知識面貌進行討論，則除了有助於對這些教本本身的了解，也將能據以顯示出清代前期官方如何利用傳統學術，建構其作為右文之朝、學術正統的象徵，以及其自身意識形態之實況。此一類型之研究，在清代學術研究視野之中，論者過去多以乾隆時期編修之. 政治大. 《四庫全書》作為重要指標，並已產生出「四庫學」的專門學問。在經學方面，. 立. 尤以《總目》〈經部總序〉對「漢宋學」之歸納與闡釋，最能表現清廷面對傳統. ‧ 國. 學. 學術紛爭的基本態度與操控方式。經學史上有所謂漢、宋分立的問題，最早在元. ‧. 人對漢代學術體系的批評中已然開展，如《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傳，. sit. io. 雍正十一年，清世宗上諭云：「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 er. 6. y. Nat. 即可視為濫觴；明儒一方面繼承宋學之觀念，但與此同時提倡漢學者也日益增多，. al. n. iv n C hengchi U 以未曾飭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 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為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虛名者多，是. 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摒去浮囂奔競之習。則設立書院，擇其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扎之所，為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群居讀書，豫為籌劃，資以膏火，以垂永遠。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儲國家菁莪棫樸之選。如此則書院之設，有裨益於士習民風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鄂爾泰等撰：《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市北：華聯出版社，1964 年］，卷 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條，頁 7b-8b。）此諭，無疑奠定了清代書院成為準官方教育機構的濫觴。清代書院教育官學化的歷史考察，另可參考馬鏞：《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02-211；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5 年），頁 563-574。另外，漆永祥先生認為清初對民間書院的解禁，是有鑒於明末東林講學結社之風不利於政權的鞏固，詳見氏著：《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8-59。 7.

(10) 漢學又成為明代經學發展中一道潛伏的潮流7；不過，直至清高宗乾隆（1736－ 1795）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之際，「漢宋學」才終於成為較完整的學術概念而為《總目》所論述，四庫館臣曾在〈經部總序〉中通過提綱挈領的方式歸納出漢學、宋學在歷史遞演過程中的六種變化，並從中嘗試開展出能夠彌合兩造畛域的經學史觀。8只是《四庫全書總目》之提出「漢宋學」，原意乃在於「務取持平」、「兼收並蓄」，藉此展現官方學術具有宏觀視野，並非一人一派，或一時風尚所能概括的表象。9 但是，追蹤《總目》「漢宋學」學術立場的來源，則在康熙、雍正年間官方纂修的諸種經籍之中，可以發現一種以漢、宋兼采作為治經、詮經的原則，已然. 政治大. 應用在官方編纂的經籍之中。譬如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 年）撰寫之〈御制詩經. 立. 傳說彙纂序〉所云：. ‧ 國. 學. 是書首列《集傳》（朱熹《詩集傳》），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 ‧. 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己見。10. sit. y. Nat. er. io. 可見在四庫開館以前，清代官方已經注意到「漢宋學」分歧的存在。然而康熙時. al. n. iv n C U h e n g c h i （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4 林慶彰：〈明代漢宋學問題〉，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年），. 7. 頁 18-25。 8. 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收入. 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141-170。 9.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第十七則：「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並. 蓄，如渤澥之納眾流，庶不乖於全書之目。」〈經部總敘〉：「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都不難發現清代官方欲總攬學術、將各家經說收編為一的目標。詳見紀盷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影印同治七年廣東書局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9 年），凡例，頁 11；經部總敘，頁 2。 10. 王鴻緒等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要籍集成》第 24 冊（影印. 清雍正五年翻刻內府《御纂七經》本，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2 年），頁 2-3。 8.

(11) 之崇儒政策，主要仍是以程朱理學為宗，其時任用之儒臣，諸如湯斌（1627－1687）、熊賜履（1635－1709）、李光地（1642－1718）等，實皆當時理學耆宿。11他們對「漢宋學」的基本立場，以及治經方法，則或與乾隆時期傾向於考據之學的四庫館臣有所差別。若是，則欲了解清代官方對傳統學術所採持的觀點與立場，除《四庫全書》外，康熙、雍正時期官方編纂的經籍文獻實亦應該特別注意，惟這類官書過去較不為論者所重視。據楊晉龍先生的看法，他指出這類官書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在普及的層面，是由於當時無人不讀官書，故亦不必發生有意義的所謂「研究」，而在學術意義方面，則因官書以輯錄前人成說為主，缺乏創見，較不具學術價值，. 政治大. 又不如唐代《五經正義》般具有保存亡佚經說的文獻價值所使然，不過若從傳播、. 立. 影響的角度來看，則對這些官書的關注，實能有助於更進一步了解清代經學發展. ‧ 國. 學. 之實況。12不過，清初官方藉由獎崇儒學與修撰經籍的作為，本身亦不無帝皇「君. ‧. 師合一」的企圖，鄧國光先生即認為「帝王經學」是清代經學的組成部分，其對. y. Nat. 士林學術有著深刻的誘導與制約作用，並且反映出傳統學術與權力意志之間的呼. er. io. sit. 應關係。13可見官書自身所折射出的意義，除了是作為當時政治文化的一種表徵，以及社會性功能外，更反映、建構出清代統治者對待傳統知識的態度、世界觀乃. n. al. 至治國理念等內涵。. Ch. engchi. i Un. v. 依此，本文雖以《詩經傳說彙纂》一書中呈現的知識問題作為觀察的起點，但亦注意清初官撰經籍在清代學術發展之中所引起的正反作用，而所謂清代學術. 11. 清初理學名臣之思想，詳見楊菁：《李光地與清初理學》（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以及《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2008 年）。 12. 楊晉龍：〈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 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頁 367-368。 13. 鄧國光：〈清代經學流變的宏觀考察〉，《經學義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504-505。 9.

(12) 發展，則主要是指擺盪在「漢宋學」之間的清代學術大勢。14另外，本文亦將隨時借鑑於近年「四庫學」研究中的若干視野，諸如持平漢宋的學術宗旨、集體創作的纂修性質15、官學的引導性權威等作為清代官學系統的參照16，並注意《彙纂》等書在《四庫全書總目》等之表述，在清代官學之中是否具有相應或一致性的評價。.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目前研究概況. 清廷以官撰之名編纂的經學典籍，種類完備，一經之中，往往出現數種因不. 政治大. 同目標而以不同形式纂修而成的著作。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所載，清初. 立. 官方下令編訂的經部典籍即有三十餘種，其中經解類著作，包括：《易經通註》. ‧ 國. 學. （順治十三年，1656）、《日講易經解義》（康熙二十二年，1683）、《御纂周易折中》（康熙五十四年，1715）、《御纂周易述義》（乾隆二十年，1755）；《日講書經. ‧. 解義》（康熙十九年，1680）、《欽定書經傳說彙纂》（雍正八年，1730）；《日講詩. y. Nat. sit. 經解義》（佚）、《欽定詩經傳說彙纂》（雍正五年，1727）、《御纂詩義折中》（乾. n. al. er. io. 隆二十年，1755）；《欽定周官義疏》、《欽定儀禮義疏》、《欽定禮記義疏》（乾隆. i Un. v. 十三年，1748）、《日講禮記解義》（乾隆元年，1736）；《日講春秋解義》、《欽定. 14. Ch. engchi. 清代漢、宋之爭，自江藩撰《漢學師承記》表彰漢學，方東樹刊刻《漢學商兌》加斥其非以. 後，學者不論各有宗主，或主調和，其延續至今，實是學術史上爭論不休的課題。詳見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頁 164。 15. 司馬朝軍先生就曾經指出《總目》作者的問題，歷來有三種代表意見：「第一，《總目》是集. 體創作而非一人所為……第二，《總目》是官撰而非私撰。《總目》體現的是官方意志而非個人意志。」詳見氏著：《《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24-725。 16. 周彥文：〈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書目季刊》，第 39 卷第 3 期，2005 年 12 月，. 頁 34-37。 10.

(13) 春秋傳說彙纂》（康熙三十八年，1699）17、《御定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註孝經》（順治十三年，1656）、《御纂孝經集註》（雍正五年，1727）；《日講四書解義》（康熙十六年，1677）；《御纂律呂正義》正、後編（康熙五十二年、乾隆十一年，1713－1746）、《欽定詩經樂譜全書》（乾隆五十三年，1788）等，涵蓋《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孝經》、《四書》、樂書，共二十餘種。18而這些官訂著作，按其編纂目標，約可分為四類：一是「日講解義」類，此類是將清初帝王御前經筵內容加以彙編而成；二是「御纂七經」，即《御纂周易折中》、《春秋》《詩》《書》三經之「傳說彙纂」，以及其後《欽定三禮義疏》等七部折中同異以闡經旨的著作；三是通註類如《易經通註》、《御纂孝經集. 政治大. 註》等以注釋經文為主的讀本；四是樂書。. 立. 本文主要以康熙六十年（1721）下令纂修、雍正五年（1727）成書之《欽定. ‧ 國. 學. 詩經傳說彙纂》（以下簡稱《詩經傳說彙纂》或《彙纂》）為研究範圍。其原因如. ‧. 下：首先，清初官方編纂之諸種「日講解義」，主要為經筵講官早年對康熙的授. y. Nat. 課、討論、甚至規勸，反覆討論的文獻記錄，其代表之意義，主要是進講官員欲. er. io. sit. 藉經義之闡發向皇帝傳達或教化，或治道之主張，其性質較不符合觀察以君權為首的官方如何操控經典知識的詮解。19而且儘管「日講解義」之中容或真有滲透. al. n. iv n C 帝王的個人思想，然就編纂時間來看，此類解義之所能反映的，實多為康熙早年 hengchi U 17. 北京大學博士王豐先曾就纂修緣起、總裁官與其他纂修人等三個方面的檔案資料中，對《春. 秋傳說彙纂》之纂修進行考查，而認為該書之敕纂時間，應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非《總目》所謂的三十八年（1699）。詳見王豐先：〈欽定春秋傳說匯纂纂修時間考正〉，《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9 年第 2 期（總第 69 期），頁 29-34。 18. 此外，又有小學類著作，如：《御定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欽定清文鑑》（康熙敕令編. 纂、乾隆增訂、又有《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欽定西域同文志》（乾隆二十八年）、《御定音韻闡微》（康熙五十四年）、《欽定同文韻統》、《欽定叶韻彙輯》（乾隆十五年）、《欽定音韻述微》（乾隆三十八年）；此外，《四庫全書總目》之著錄尚未包括清廷對儒家經典的通註、讀本、圖譜，以及滿漢合璧等繙譯著作。 19. 何銘鴻：〈《日講書經解義》之帝王教化觀探析〉，收入林慶彰、錢宗武主編：《首屆國際《尚. 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年），頁 231-233。 11.

(14) 的思想，其後隨著康熙思想日益成熟，其對經筵的態度，也從虛心學習逐漸轉為訓導臣工的心態。20其次，通註類與樂書類著作，由於性質上之限制，對瞭解清初官學十分有限，故暫不採用。第三，「御纂七經」之中，乾隆初年下令開館編纂《三禮義疏》，近來已為學者進行詳細考察，而且認為《三禮義疏》之撰，既有乾隆欲承繼父祖志、以蕆五經之全的現實意圖，同時也代表清代學術在理學向經學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過渡作用。21可見《三禮義疏》實已呈現出學術轉向的勢態，不過相關研究，由於論題的設定，多未能闡釋清初經學在《三禮義疏》所代表的「轉型」以前，其學術上的實質面貌到底為何。就此而論，稍早於《三禮義疏》的「御纂四經」（即康熙、雍正年間陸續完成的《御纂周易折中》. 政治大. 與《春秋》、《詩》、《書》之「傳說彙纂」），則或能提供更進一步之線索。不過，. 立. 雖然「御纂四經」皆以朱熹之說解為宗，然朱熹在解經方面之著述，「四經」之. ‧ 國. 學. 中，僅《易》、《詩》二經有成書之作。22而在經學史上，則又以《詩集傳》去《序》. ‧. 詮《詩》，以及朱熹反對以《詩序》說《詩》的立場所引起的爭議最為強烈，更. y. Nat. 是漢、宋《詩》說分歧之一項明顯指標。故本文認為藉由對《詩經傳說彙纂》在. al. iv n C h e n g（哲學社會科學版）林存陽：〈三禮館與清代學術轉向〉，《南開學報 c h i U 》，2007 年 01 期，頁 50-58。 n. 21. er. io. 20. sit. 《詩集傳》、《詩序》說《詩》的選擇與評析中，或能較快掌握清初官學的學術立. 楊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頁 28-34。. 此外，林氏又有《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之作，以經籍的纂修進程、人事變遷為探究視角，通過討論《三禮義疏》的學術取向與架構、《欽定大清通禮》等御纂禮書所發揮的政治文化功能與歷史意蘊，發掘清廷在「以禮為治」、「崇儒重道」的政治文化如何被建構，同時討論這種兼具學術與政治意義的知識形態與清中期學術轉型的關係。 22. 故如《欽定儀禮義疏》「凡例」即曾指出：「《易》有《程傳》、朱子《本義》，《詩》有朱子《集. 傳》，《書》有蔡沈《集傳》，亦經朱子指授，故《折中》、《彙纂》皆以之為主，視其離合，以為眾說之去留；《春秋》則有不胡《傳》更立一義者；《三禮》自朱子請修而未果，羣言莫適為主，即《儀禮經傳通解》，亦第開其端緒，而意義則未暇發明。」可知「御纂四經」之編纂，原則上皆以朱熹成書之作，如《易本義》、《詩集傳》為先。其次則是與朱熹有密切關係的著作如蔡沈《書集傳》等。詳見允祿等著： :《欽定儀禮義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凡例，頁 2。 12.

(15) 場，以及其所反映之學術意義。雖然「御纂四經」過去較不為論者所關注，但近年來已逐漸產生一部分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學王豐先所撰寫之博士論文《康熙朝御纂諸經編纂研究》即從編纂過程的角度來對「御纂四經」的總體意義進行爬梳，指出：（一）諸經為集體創作，非一人所為，總體上則體現了康熙以朱子學來統一天下學術思想的意圖，實為一意識形態化的朱子學；（二）諸經乃在明代《五經大全》的基礎上完成，並對其作出大量的增刪。基本上以朱子為宗，但不完全遵從，所引經說、除注朱、釋朱、闡朱、翼朱外，尚有正朱、糾朱、非朱之論，可稱得上朱學的諍臣，是朱學乃至宋元明三代經學的集大成之作。23楊自平先生則以明清之際士林《易》學. 政治大. 與殿堂《易》學的框架，對《周易折中》折中經、傳的原則與實踐進行分析。24. 立. 又如劉家和先生對《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進行調查，即是從《春秋》四《傳》經. ‧ 國. 學. 說之依違去取來觀察纂修者的學術立場。25伍純嫺撰寫的碩士論文則從比較的角. ‧. 度，討論《詩經傳說彙纂》與明代官修之《詩傳大全》在體例形式與內容形式的. y. Nat. 異同。26其後，楊晉龍先生又進一步比較《詩經傳說彙纂》與乾隆《御纂詩義折. er. io. sit. 中》的詮釋形式，指出朱熹（1130-1200）《詩集傳》在清代官方經解的地位，有明顯下降的趨勢。27此外，洪湛侯先生在其《詩經學史》中則別立一章，專門討. al. n. iv n C 論清代兩部官訂《詩經》著作的體例特色，並認為二書的出現，預示著清代《詩 hengchi U 經》學轉型的重要信號。在洪著之中，則又特別注意到《詩經傳說彙纂》「案語」 23. 王豐先：《康熙朝御纂諸經編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2009 年）（未. 刊）。論文提要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 年 04 期（總第 71 期），頁 88。 24. 楊自平：〈從《周易折中》看康熙殿堂《易》學〉，收入《世變與學術──明清之際士林《易》. 學與殿堂《易》學》（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303-324。 25. 劉家和：〈春秋三傳與其底本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 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43-244。 26. 伍純嫺：《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0 年 6 月）。 27. 楊晉龍：〈從《詩經傳說彙傳》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 《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文集》，頁 389-392。 13.

(16) 所呈現的四種形態，分別為：一、推崇《集傳》；二、采用朱子舊說；三、少數揭朱之失；四、調和漢宋。而且，「案語」更有會通經說以符合詩教為大前提的傾向。28不過，總的來說，目前針對「御纂四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編撰過程、體例形式與思想內容等方面的研究。而相關之研究成果，則或因議題設定之殊異，導致論述偏重有所不同，如王豐先注重於編撰過程，楊晉龍等集中在體例形式的轉變，洪湛侯、楊自平則注意到思想內容的部分。因之，本文以《詩經傳說彙纂》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雖然清初御纂經籍，在編纂形式、體例安排等皆有所相承，《詩經》之「傳說彙纂」只是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故討論其書，本來不宜將之視為獨立個案。29只是，也正是因為. 政治大. 其書存在著官學建構期間的過渡性質，吾人恰可將之權作為標誌性的存在，通過. 立. 其呈現出之內容和風格，將之與前後期官書進行對比，據以作為觀察其書特色、. ‧ 國. 學. 甚至評析其優劣得失的一種定向。. ‧. 當前針對《詩經傳說彙纂》之研究，在經過伍純嫺、楊晉龍、洪湛侯三位研. y. Nat. 究者之分析，對該書之體例安排、形式意義，以及在明、清官學系統中之比較研. n. er. io. al. sit. 究，雖已經累積相當經驗。可是誠如楊晉龍先所言：. i Un. v. 比較兩本官書（指《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的關係，較接近「承先」. Ch. engchi. 研究的範圍，這類關係比較的研究，大體上也可以分成形式、內容、思想等三項。「形式」的比較，歸納分析不同作品，考察體例的異同及其原因與意義；「思想」的比較，探討分析不同著作解說意旨上的差別及其解說. 28. 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477-485。. 29. 故伍純嫺、楊晉龍、洪湛侯三位之研究，主要即在於對《彙纂》與明代《詩傳大全》，或乾隆. 之《御纂詩義折中》進行比較，而且頗有暗示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如楊晉龍先生即從「回歸原典」的循環，提出「《詩經》文本→《詩集傳》→《詩傳通釋》→《詩傳大全》→《詩經傳說彙纂》→《詩義折中》→《詩經》文本」在體例安排的變化上，或具有一致性的發展趨勢。詳見楊晉龍：〈從《詩經傳說彙傳》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文集》，頁 387。 14.

(17) 的根據、淵源等。由於全面性的比較，茲事體大，非一篇短文所能解說清楚，因此（本文）先進行體例之探討：「形式」比較。「內容」與「思想」的比較，容後另文探討。30. 則對於該書在「內容」與「思想」的比較方面，實仍可進行相應之反省工作，儘管本文之研究宗旨，與楊氏舉出的「承先」的比較研究有所不同，然其說實為本文緣起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詩經》學上所謂《詩序》存廢之爭議，是觀察清代「漢宋學」的標誌性而重要的經學議題，《四庫全書總目》甚至稱之為「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31，而且反對《詩序》、去《序》言《詩》無疑正是朱熹. 政治大. 《詩集傳》在《詩經》學上最具代表意義之所在。《詩經傳說彙纂》既然將《詩. 立. 集傳》標立為宗，而清初官方在「漢宋學」之態度、取向，無論是支持、反對，. ‧ 國. 學. 以至所謂兼容並蓄，都將難免反映在其應對以《詩集傳》為首的宋代疑《序》反《序》思潮之中。因之，伍純嫺則曾指出明、清官學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有所相. ‧. 承，故本文亦將觀察《詩經傳說彙纂》與明清另外兩部《詩經》官學書籍：明代. Nat. sit. y. 《詩傳大全》及乾隆《御纂詩義折中》之間的對應關係。32不過，本文對於三種. n. al. er. io. 官修《詩經》注本之相互關係，實多作為《彙纂》的參照、借鑑，而實仍以《詩經傳說彙纂》的問題為主。. Ch. engchi. i Un. v. 相較而言，談論清代官學或教育制度之官學化問題，史學或學術思想史之研究者，往往更關注於清代統治者的權力話語是如何加諸、施展在現實中的各種層面之上。譬如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進興先生即從政治化的道統觀作為觀察視野，討 30. 楊晉龍：〈從《詩經傳說彙傳》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 《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文集》，頁 368。 31.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經部詩類一，頁 3a。. 32. 如《四庫全書總目》即曾批評《詩傳大全》「未能究心經義」、「循聲附和」、「剽竊舊文以應詔」. 等，相形之下，《詩經傳說彙纂》則是「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眾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而且不是「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萬一」詳見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經部，詩類二，詩經大全提要，頁 10；詩經傳說彙纂提要，頁 18-19。 15.

(18) 論宋儒以來道統觀的發展，並指出康熙藉由政治機關的改造、宗教儀式的實施，使學術傳統上「治教合一」的象徵意義與現實的皇權結構真正化而為一，而這種結合卻終又致使士人失去批判政治權威的理論立足點。33此外，對清初官方權力話語在傳統學術領域的施展，在史學、文學思想研究方面已漸為論者所關注。34 雖然，這一類型的研究成果，未必與《詩經傳說彙纂》或「御纂四經」等有直接關係，但對瞭解清代官學術的背景、意識形態之結構等，皆有創見，對宏觀考察清代學術思想，與研究清廷如何控制傳統學術的走向，甚有助益。除此之外，清代御纂經籍雖為皇帝敕令編修，而其書之編纂主體，則實為總裁其事之受命詞臣。以《詩經傳說彙纂》為例，據書首所載「諸臣職名」，可知. 政治大. 除了擔任總裁之職的王鴻緒（1645－1723）、揆叙（1674－1717）之外，另有二十. 立. 六人曾經負責分修、校對之工作，可見是書在客觀上實為一集體創作之成果。與. ‧ 國. 學. 此同時，《詩經傳說彙纂》之編纂時間，從康熙晚期一直延續至雍正年間才正式. ‧. 刊行，其纂修之經過，儘管沒有在《彙纂》之中得到全面反映，但通過清初帝王. y. Nat. 《實錄》、《御纂文集》，相關纂修官員之文集著作、條陳奏疏等文獻之中，實亦. er. io. sit. 可以略窺概梗。他如《清史稿》、《欽定學政全書》、《清會典》、《清朝文獻通考》等史料文獻，對考察人物生平、典儀制度、書籍流布情況等，皆有值得注意之參. n. al. 考價值。. 33. Ch. engchi. i Un. v.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型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 （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1994 年，頁 88-124；〈擁有聖君的代價：康熙皇帝統治下政治機構對道統的同化〉，收入《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138-162。 34. 如曾守正先生即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的角度，對《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文學思想. 進行探討；香港大學陳永明先生則以明代遺民與清代君主、士人之「政治認同」作為清代前期諸種歷史書寫的觀察角度。詳見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6.

(19)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案. 本文以康熙、雍正年間編訂之《詩經傳說彙纂》為研究範圍，據以觀察清代前期官方對傳統儒家經典知識的掌控以及詮釋，並假設清初官方對傳統學術的興趣，主要是要通過編纂、頒發書籍等手段，以達致彰示以清帝「右文之主」為首的權力象徵。依此，如《詩經傳說彙纂》等官方編訂的經典注本，除卻傳統經學議題之外，實又滲透著清代官方的意識型態。《四庫全書總目》曾稱《彙纂》之書，乃康熙帝「別白瑕瑜，獨操衡鑑」、持學術至平，協經義至當的著作。 35故欲了解官方意識型態之實況，應可從其書對經義與門戶的闡述與評斷作為切入點，. 政治大. 觀察其對傳統學術論爭的協調與消解方式，並據以探討此一歷經「官學化」後的. 立. 知識樣態，在清代學術發展中所獲得之的正反影響。. ‧ 國. 學. 據此，上述所謂對「經義」、「門戶的闡釋與評斷」或「傳統學術論爭」，在. ‧. 本文研究範圍之中，主要是指經學史上「漢宋學」之分立詰難；而在《詩經》學. y. Nat. 史上，則反映為《詩序》的廢立依違等從屬於詩旨詮解之際所產生的學術問題。. er. io. sit. 《詩經》學上有漢、宋《詩》說異同之爭議，儘管朱熹《詩集傳》之說《詩》向來被視為宋代「廢《序》派」集大成之作，但朱熹反《序》的實際態度，本身. al. n. iv n C 卻不無疑問，雖然朱熹生前曾極力批評「實不足信」、「謬戾有不可勝言」、 h e n《詩序》 gchi U. 「所言都一無是當處」，但不少學者仍對此表示懷疑，譬如清代姚際恆（1647－ 1715）即曾指出：「其從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不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不然之而終不能出其中範圍者，十之二三。故愚謂尊《序》者莫若《集傳》，蓋深刺其隱也。」36民國以來，如古史辨派學者鄭振鐸等人也有類似的見解，然類似之意見，過去多僅是宏觀之鳥瞰，而未及全面、仔細的討論，直至上世紀七零年代以來，香港的李家樹先生與中國大陸的莫礪鋒先生先以統計的方法來進行異同分. 35.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經部，詩類二，詩經傳說彙纂提要，頁 19。. 36. 姚際恆：《詩經通論》（香港：中華書局，1963 年），頁 3-4。 17.

(20) 析，頗有釐清朱熹反《序》廢《序》的實質態度。37不過，以統計分析的方法作為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因為數據的質性變項以及主觀辨析是否客觀合理的偏差，導致其效度可能不彰，甚至過度詮釋。陳明義先生在《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異同之研究》一文中即曾批評李氏之統計，存在著論說不妥與《詩》旨異同判定錯誤等兩大問題。38由此可知，統計法之困難，乃在於數據材料的分類與呈現，李氏、莫氏等所據以利用之分類法，往往僅從文字表述的層面呈現《傳》、《序》雙方「異」、「同」之客觀情形，忽略考慮撰作者的主觀思維與詮釋態度，以及朱《傳》否定《詩序》說解的根本原因。依次，本文以《詩序》問題作為導引，其實是要藉由《彙纂》對《詩序》、《詩集傳》說《詩》之理解與. 政治大. 依違去取，來檢視其詮釋《詩經》之態度與目標。39. 立. 李家樹先生《國風毛序朱傳異同考析》將《國風》160 篇進行分類統計，將之分類為「相同」、. ‧ 國. 學. 37. 「大同小異」、「大異小同」、「相異」、「未知異同」、「異同各半」等六大類。而認為「大同小異」. ‧. 可歸入「相同」一類；「大異小同」則歸為「相異」一類；「異同各半」則歸半篇相同半篇相異計算，得出《詩集傳》暨《詩序辨說》跟從《詩序》的說法幾近 70%，而說法相異的則有 30%。莫. sit. y. Nat. 礪鋒先生〈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一文，按《詩集傳》中對於每一首詩主題的解說其與《小序》的關係，進行分析，指出朱熹同意《小序》說解的部分，佔《詩經》總數的 27%，對《小. io. er. 序》說解異議的部分，則佔《詩經》總數的 70%的統計結果。此外，以統計法對《詩集傳》廢《序》. al. n. iv n C h e n g c h i U ，《中國古典文學論叢》第 2 輯學津出版社，1979 年）；莫礪鋒：〈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 問題進行研討，尚有楊晉龍、簡澤峰、楊新勛等。詳見李家樹：《國風毛序朱傳異同考析》（香港：. （1985 年 8 月），頁 140‐155；楊晉龍：〈朱熹詩序辨說述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2 期（1998 年 3 月），頁 348；簡澤峰：《宋代詩經新說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頁 69；楊新勛：《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87-188。 38. 此外，該書又對李家樹的統計進行了詳細的分析和批判，認為「在《國風毛序朱傳異同考. 析》一書中，遂處處可見李先生營造、鋪染朱熹釋《詩》並未反《序》、和《詩序》的詮說多所相同為《詩序》的尊奉者、攻《序》不過乃出於意氣的氣氛。」此外陳氏又在書中列舉出數十條力證李氏論說之不妥，尤其指出「大同小異不應歸入相同一類」，可謂相當深刻。參見陳明義：《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異同之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8 年），頁 16‐63。 39. 此方向主要受到中央大學岑溢成教授《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影響，據岑氏在該書指出：「清. 代學術史中有所謂漢宋之爭。在經學的一般範圍，這個論爭表現為『義理』與『考據』之爭，但在具體的經書研究上，則主要出現在詮釋《詩經》的立場上。所以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在概述 18.

(21) 因之，為達到觀察《詩經傳說彙纂》對《詩序》、《詩集傳》說《詩》之態度，本文將依沿兩種基本思路來進行研讀：一是就《彙纂》中「集說」、「附錄」、「總說」、「案語」四種解《傳》體例，以及其經說之擷取、說解邏輯來進行歸納、整理；第二，就《詩》的正典化現象作為指引，並以「權力因素」與「支配原則」為主軸，重塑《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及其編撰成果的後續影響。40其中，前者涉及清初官方對朱熹《詩經》學的觀感與看法，雖然《彙纂》「凡例」第二條曾明確地指出：. 朱子表章聖經，惟《詩集傳》與《周易本義》為成書，尤生平精意所屬。. 政治大. 今標以為宗，而自漢迄明諸儒先之解詁，采其義理精當有裨經旨者，錄在. 立. 朱《傳》之後為集說，其文義小殊彼此相備者，為折其中，或二說各成其. ‧. ‧ 國. 學. 是，則別為附錄，用資參考，一依《周易折中》之式。41. 各經的研究情況時，獨於總論《詩經》的部分提到漢、宋之爭。」又認為：「清代的『漢、宋之. sit. y. Nat. 爭』主要表現在《詩經》的解釋上面，而爭端的重點則在於對《詩序》採取宗信的態度還是攻擊的態度。」詳見氏著：《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93-95。. io. 「正典」（canon）一詞，源出於希臘文，其後西方將之和基督教《聖經》聯繫起來，意指「包. er. 40. al. n. iv n C hengchi U 引伸為指稱教學機構的選書。而在歐美學界，近十年逐漸興起對儒家經典「正典化」過程與經典含在聖經之中的經目，即被公認為值得列在一個崇拜群體所用的神聖著作範圍內的經目」，後又. 註釋關係的探討。認為儒家經典作為神聖文本，其興起與固定化的過程中總是受到各種歷史作用. 力，及經典價值的捍衛者即儒家學者們藉由不同的詮釋手段，來解決世俗權力與學者信仰的經典神聖性相互之間或張或弛的衝突。而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中，政治力量則成為此類研究首要的關注焦點。關於正典化的相關討論，詳見 Harold Bloom 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臺北市：立緒文化，1998 年），頁 21；Bruce M. Metzger 著；劉平、曹靜譯：《新約正典的起源、發展和意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9 月），頁 1-2；F. F. Bruce 著，劉平、劉友古譯：《聖經正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4，以及林思慧：《正典與權力：以六藝為中心論漢代學術與政治的互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頁 7-10。本文以「權力因素」與「支配原則」來作為正典化現象的分析對象，主要參考自林啟屏：〈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石渠議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08 年），頁 373-420 一文的觀點。 41. 王鴻緒等著：《詩經傳說彙纂》，凡例，頁 1。 19.

(22) 此外，雍正為是書所撰寫之〈序〉文又有「折中同異、間出己意」之語，可知是書雖以朱熹說解為綱，但又錄入「自漢迄明」義理精當之說加以附益，以至遇有疑義之處，再有「間出己意」折中其間的注釋進行說明。42可見其書之編纂體例大致可分為「宗朱」、「附見他說」與「間出己意」三種模式，而在這些注解模式，《彙纂》則或採取折中、會通、辯證等方法，對《詩集傳》之說《詩》內容進行評析、批評、甚至置換等實踐，而且這種《彙纂》對《詩集傳》之評判，實多有學術上之依據，又不僅為立場之陳述。不過《彙纂》解《傳》之實踐，其總目標，則無非是要將各種經說統攝在「詩教」的大前提下。43當然，這種強調「詩教」的價值取向，實不始於《彙纂》之中，在康熙早年撰寫的〈日講詩經解義序〉中，已有所表現：. 立. 政治大. ‧ 國. 學. 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 ‧. 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 y. Nat. sit. 之，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迫. n. al. er. io. 矯強之弊，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44. Ch. engchi. i Un. v. 可是，這種在感發情性、窮理致知等傳統儒家《詩》教精神之外，強調《詩經》是作為維持政教典禮紀綱法度的詩教觀，無疑更接近於漢、唐《毛詩》系統以《三. 42. 「《彙傳》正文，首先列出『朱《傳》』，全錄《集傳》之文，並在每段文字下，列出先儒相關. 的論說；其次是蒐錄明代以前，先儒解經訓釋之與《集傳》合者為『集說』；再次羅列先儒之說與《集傳》不符，然可備一說者為『附錄』；最後則蒐錄先儒合論幾章、或總論一詩之說者為『總論』。『集說』、『附錄』、『總論』中，若有解說不清、或有爭議，或訛誤之說，則加『案語』予以辨正說明。」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簡析明代《詩經》官學的延續與發展〉，頁 85-92。 43. 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頁 482。. 44. 清聖祖著，張玉書等編：《聖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31，. 頁 1b-2a。 20.

(23) 百篇》為緣政而作的政教觀。45而《詩經傳說彙纂》所表現出對《詩》為政實用的重視，實即清代官方以政治力量試圖介入、支配並詮釋《詩經》神聖價值的一項明證，而這種支配學術的舉措，除了是對經說是非得失進行評鑑，同時也不無清王朝以「右文之朝」作為文化正統的政治宣示。考察這種在《彙纂》的編纂背景中所揭示的政治宣示，在乾隆以後清廷其他學術成果之中，往往被視作為清帝「聖聖相傳，心源是一」的表徵；但與此同時，清代漢學家陣營的相關文獻之中，又可以看到漢學學者對這些以宋學為主御纂經籍，實抱持較為寬裕的態度，如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夏修恕（？－1840）〈皇清經解序〉、王先謙（1842－1917）〈皇清經解續編序〉等，即曾有. 政治大. 稱述《彙纂》等諸經之情況。46譬如夏修恕〈皇清經解序〉所云：. 立. ‧ 國. 學.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 ‧. 康熙時《通志堂》之刻。我大清開國以來，御纂諸經，為之啟發，由此經. y. Nat. n. al. Ch. engchi. er. io. 今人各執一說，以待後人折衷者。47. sit. 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疏之疎失者，有發明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 i Un. v. 以「御纂諸經」之刊刻，上接《通志堂經解》、宋、元經解，以至《十三經注疏》的經學傳統。不過夏氏此論，尚不足據，甚至反映出部分乾嘉學者欲為其學問尋找自身存在之合法性，以及淵源有自的焦慮感。不過考察《通志堂經解》、御纂諸經以至乾嘉漢學間之關係，對重新觀察清代經學發展之發展軌跡，畢竟或能提. 45. 孔穎達：「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 其謂《三百篇》「緣政而作」，故其要旨，實在於讀者可藉《詩》而觀政治上之得失。詳見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 1955 年），卷 1 之 1，頁 11a。 46.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二節之討論。. 47. 阮元編：《皇清經解》（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2 年），序一，頁 1。 21.

(24) 供新的線索，故本文仍將安排篇幅進行探討。最後，為達研究目標與回應研究進路之選擇，本文論述架構將作如下安排：第一章「緒論」，依次闡釋本文研究視野之設定、研究範圍之限制、評述目前相關議題之研究概況，以及說明本文以採用「漢、宋詩說異同」、「詩教／政教」作為觀察、回應《詩經傳說彙纂》與清初《詩經》「官學化」議題的原因。其次，為達到對《彙纂》產生過程以及當中的編纂問題進行基本了解，本文亦參考近年流行的正典化現象的研究為切入點，作為了解《彙纂》相關纂修背景的引導。為達到對《彙纂》產生背景作出較全面之考察，第二章「《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及其流布情況考述」先從《彙纂》之編纂情況，觀察康、雍二帝之纂. 政治大. 修動機，以及承修人員的纂修歷程，以觀察權力因素在《彙纂》中之存在樣態，. 立. 兼而考察《彙纂》之書在清代的流布情況與實質作用；第三章「《詩經傳說彙纂》. ‧ 國. 學. 的編纂原則及其意涵」則從《彙纂》「宗朱」、「附見他說」、「間出己見」三種體. ‧. 例的納歸、整理，說明其書體式之源流變遷，以及體例所反映出之內涵特性。. y. Nat. 第四章「《詩經傳說彙纂》說《詩》之旨趣與態度」則轉從《彙纂》對傳統. er. io. sit. 經學家，包括對朱熹《詩集傳》說《詩》內容之檢討、批評，觀察《彙纂》說《詩》之旨趣以及基本立場，並點出其「以《詩》觀政」的思想觀念。. al. n. iv n C 第五章擴而及之，以「《詩經傳說彙纂》為主軸， h e n g c在清代經學發展中的意義」 hi U. 綜合前述內容，對《彙纂》在康熙、雍正以後作發揮的影響進行判斷，而對其可. 能之影響進行兩種層面的討論，一是就其與乾隆時期《御纂詩義折中》之互補關係進行分析，二是將之與乾嘉以降的漢學思潮進行參照，兼而試論《彙纂》之編在文獻、資料性方面可能之參考價值。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補充主要章節未盡之處，並提出後續研究之展望。. 22.

(25) 第二章《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及其流布情況考述本章以《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作為考察對象。雖然，《彙纂》名為官撰，但其編纂主體，實可分為三個階層，即皇帝、總裁與分纂官員，在此，則是康熙、雍正二帝，王鴻緒、揆叙兩位總裁官，以及其他分修人員。其編修歷程，則實橫跨康熙、雍正兩朝約十年的時間，惟過去對其書之始修、完成時間，實未進行過深入的考察，與此同時，諸位纂修者間之學術立場，如何反映在其書之內容，亦有必要加以釐清。職是，本章首以此兩項問題進行分析，而以纂修群體為主，時間推移為輔，對其書之. 政治大. 背景進行考述。除此之外，又因《彙纂》作為指定教本的性質，故本章亦另闢一節，. 立. 對其書之實質作用，以及流布情況進行分析。. ‧ 國. 學. 第一節. 康熙與《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 ‧ sit. y. Nat. 清聖祖康熙（1654－1722）晚期的文化政策，以提倡程、朱理學，特別是尊. n. al. er. io. 崇朱子理學最具代表性。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康. v. 熙五十二（1713）、五十六年（1717）先後刋定《朱子全書》、《性理大全》諸書，. Ch. engchi. i Un. 宣揚朱子理學；更有所謂表彰聖經，右文稽古，以「御纂」、「欽定」之名，編纂經學書籍。包括康熙五十四年（1719）完成之《御纂周易折中》，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五年（1727）、八年（1730）間陸續完成的欽定《春秋》、《詩》、《書》之三經《傳說彙纂》；及至乾隆年間開館纂修之《三禮義疏》，構成了以《御纂七經》為中心的經學體系。復因清廷以《御纂七經》作為科舉教育的標準用書，功令所及，影響士林最深。考康熙晚期之「右文稽古」，固然與皇帝本人崇信朱子學有關，如《御纂周易折中》即以朱熹（1130-1200）《周易本義》為主、《詩經》以《詩集傳》、《尚書》則以蔡沈《書集傳》為宗。至於《春秋》一經，據康熙六十年（1721）御製〈春秋傳說彙纂序〉所云：. 23.

(26) 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説，而莫能悟。特命詞臣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于經者刪之，以「集説」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錄。書成，凡四十卷，名之曰「傳説彙纂」。……是書之輯，亦唯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1. 由於朱子於《春秋》無成書之作，故康熙以朱子明道正誼之論為綱，敕命儒臣對. 政治大. 《春秋》四《傳》之說進行纂輯。其編纂原則，是「以四《傳》為主，其有舛于. 立. 經者刪之，以集説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錄。」據劉家和先生所作的調查，. ‧ 國. 學. 指出《春秋傳說彙纂》於《春秋》四《傳》經說之中，較為重視《左傳》，而對胡安國《春秋傳》中「穿鑿附會」之說，則多有刪除，且批評甚烈。 2同時，又. ‧. 於四《傳》之外，收集歷代諸儒之經說，並采錄其中有當於理者，彙為「集說」。. y. Nat. sit. 對乖舛于經、《傳》義理者，則加以辨正。其編纂目的，乃在於將有資於屬辭比. n. al. er. io. 事之教而不在四《傳》之列者，透過編纂來加以整合。3若從御製序文所言，可. i Un. v. 見當時所謂的「傳說彙纂」，實際上就是以出自朱熹之手（《詩集傳》、《周易本義》）. Ch. engchi. 與朱熹密切相關的文獻（蔡沈《書集傳》），或以朱熹的經學觀點為原則（如對《春. 1. 清聖祖著、張玉書等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 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2，頁 6b-7a。 2. 劉家和：〈春秋三傳與其底本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 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43-244。 3. 《四庫全書總目》亦謂是書之編，舊因胡《傳》懸為功令，後人雖知胡《傳》舛誤，仍不得. 不從而習之，而「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鑒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弃弗習者，亦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永瑢、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總目》（影印同治七年廣東書局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29，經部，春秋類四，〈日講春秋解義提要〉頁 2b-3a。 24.

(27) 秋》明道正誼之論）為優先，輔以集合眾家經說的方式加以編纂，以期有資於闡揚聖人設教之旨。然彙纂之書，亦有不全為聖教之旨而已，若將《彙纂》之書與康熙早期纂修之《日講解義》系列作比較，可發現《彙纂》與《日講解義》之作，雖同為官方訂定之經籍注疏，但性質迥異。《日講解義》系列之編纂，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前帝皇經筵的階段性記錄，其內容實為當時經筵講義的彙編。其中《四書》、《書經》、《易經》之《解義》分別告成於康熙十六年（1677）、十九年（1680）、二十二年（1683），《春秋》、《禮記》二書《解義》則完成於乾隆年間，獨於《詩經》無成書。4《解義》、《彙纂》間之差異，以《尚書》為例，《四庫全書總目》謂《日. 政治大. 講書經解義》「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脩之根本。. 立. 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聖人御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儒. ‧ 國. 學. 生異。故黼幄之所對揚，玉音之所闡繹，亦惟是大者遠者，與儒生音訓，迥然有. ‧. 殊。」5可見《解義》之纂，其要旨既在於「敷陳政典」，而以「闡發心源」為纂. y. Nat. 輯目標，以為滿州貴族教育提供一帝王教化觀念之教本。至於《書經傳說彙纂》，. er. io. sit. 《總目》謂之「聖祖仁皇帝……既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復指授儒臣，纂輯是編。雖仍以蔡《傳》居前，眾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別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 al. n. iv n C 證佐，……其不可從者，辨訂譌舛，……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為附錄，以明不專 hengchi U. 主一家。蓋即一訓詁之學，而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 6. 則是《彙纂》之編，實更重視在辨別瑕瑜的工作之上。《彙纂》與《解義》雖同. 為清初官方編纂之儒學經籍，但在編纂之旨上，前者是出於帝王教育之需要，後. 4. 葉高樹先生認為《日講詩經解義》並未付梓，其因或為滿文本《詩經》流通已久，而後又有. 《詩經傳說彙纂》之纂修，故為之擱置，「或有其他原因，實未得其詳。」然今康熙《御製文集》收有〈日講詩經解義序〉一文，則可知清廷當時確曾為《詩經》作《解義》之輯，惟未有成書之因，實難以稽考。詳見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縣：稻香出版社，2002 年），頁 76。 5.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2，經部，書類二，〈日講書經解義提要〉，頁 22a。. 6.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2，經部，書類二，〈書經傳說彙纂提要〉，頁 23。 25.

(28) 者則更着重學術考訂，而不僅為義理觀念之闡發。7《總目》謂《書經傳說彙纂》「明不專主一家」，復又稱之為「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實表現出一折中無尚之思維。而此折中之思維，據清世宗雍正皇帝〈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所言，可知《彙纂》之編，最早與康熙纂修《御纂周易折中》有關。8據康熙在〈御纂周易折中凡例〉所云：. 今經傳之說，先以《本義》為主，其與《程傳》不合者，則稍為折中其異同之致。《傳》《義》之外，歷代諸儒各有發明，足以佐《傳》《義》所未及者，又參合而研核之，並為折中，以繫於諸說之後。或前人之所未言，. 政治大. 朕亦時出己意，參錯其間，鉆仰高堅，何敢自信！庶幾體先賢虛公無我之. 立. 意，求合乎此理殊途同歸之宗云。9. ‧ 國. 學. 即其所謂「折中」者，乃首以辨別程、朱《傳》、《義》以外之經說，再以諸儒經. ‧. 說之發明能否參合《傳》、《義》之說，而為之折中。因而，其判別標準為程、朱. sit. y. Nat. 對經義的解釋。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亦時出己意，參錯其間」。. er. io. 可見《周易折中》所以冠以「御纂」之稱，是由於康熙在是書的編彙過程中，無. al. n. iv n C U h e n g c h i，為輔養聖躬，薰托德行，治國之本。齊家、勤民、用人、納諫、兵刑。其中「德」乃「君德」 7. 何銘鴻曾就思想內容作觀察角度，指出《日講書經解義》的核心思想有六項，分別為：德治、. 而其餘五項，則皆為治國大要，「文本所載，雖未及枝微末節之處，然君臣之間以史論政之語，躍然紙上，皆足見講官成就君德之志與帝王勤政向學之意也。」由於可見，其與《彙纂》之編纂背景，有所不同。詳見氏著：〈《日講書經解義》之帝王教化觀探析〉，收入林慶彰、錢宗武主編：《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年），頁 231-247。 8. 清世宗云：「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彰聖經。《御纂周易折中》，一既以《本義》為正，於《春. 秋》、《詩經》，復命儒臣次第纂輯。」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說彙纂》，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要籍集成》第 24 冊（影印清內府本，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2 年），〈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頁 1。 9. 李光地等著，劉大鈞整理：《御纂周易折中》（成都市：巴蜀書社，2006 年第二版），頁 33。. 案：清初官方以御纂、欽定之名來編定之經籍，歷來較不為人關注。對相關文獻的整理、標點亦比較缺乏。過去僅有劉大鈞先生整理、標點《周易折中》。近來則有馮雷益、鍾友文重新整理《周易折中》（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其餘諸經，則尚未見有整理。 26.

(29) 論在體例或內容上，始終起着重要的主導力量。又，康熙〈御製周易折中序〉云：.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奧，唯朱子兼象數天理，違眾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開之微旨，或有議論己見，漸至啟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脩《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隻字片句，斟酌無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 政治大. 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10. 立. ‧ 國. 學. 則是書雖由李光地（1642－1718）承命領修，但書成之後，康熙本人更是以「隻字片句，酙酌無遺」的嚴謹態度來加以審定。11事實上，康熙對《周易折中》的. ‧. 編纂極為重視，這可以從《折中》的纂修規模來加以觀察。據書首所載康熙五十. sit. y. Nat. 四年（1715）春三月十八日纂修人員領銜分職表，則當時共有五十人參與修書之. er. io. 事。12除李光地總裁其事外，其餘纂修人員，有「御前校對」、「南書房校對」、「分. n. al. 10 11. i n C U h e n，頁李光地等著，劉大鈞整理：《御纂周易折中》 hi g c22。. v. 康熙對《御纂》、《彙纂》等書的審校，除了非常嚴謹，其對修書官員的學養水平，亦十分瞭. 解。據《康熙實錄》載康熙六十年三月庚午：「諭大學士等：會試中式卷內，勞必達等十二名文章俱劣，今科着停殿試。……此番應試之人有學問優長，不得中式以致抱屈者，朕亦無從而知。即有人奏聞，亦難深信。如舉人王蘭生學問，南人中或有勝彼者，若直隸人則未能及之。前《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魏廷珍、王蘭生生在朕前晝夜校對五年，不遺一字。讀書人少讀性理者，王蘭生甚為精熟，學問亦優，屢試未中，或文章未佳，抑別有故耶？……今番滿洲內，巡撫蘇克濟之親屬二人俱中，張伯行幕中修書之人，數年來皆相繼中式，惟王蘭生、留保俱未得中。此在朕前行走之人，朕深知其學問，非屬偏向也。王蘭生、留保俱賜進士，着一體殿試。」覺羅勒德洪等奉勅撰：《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市：華聯出版社，1964 年），卷 291，頁 23b-25a。 12. 劉大鈞先生認為，此「諸臣名單」連同總裁李光地之所以合共為五十人，是要取「大衍之數. 五十」之旨。見劉大鈞整理：《御纂周易折中》，〈前言〉，頁 1。 27.

(30) 修」、「武英殿校對」、「武英殿繕寫」、「在館校對繕寫」等多重分工。13儘管李光地被授予總裁一職，然康熙本人對《折中》的重視，超出了尋常帝王對修書或研討學問的興趣。時李光地〈謝周易折中列銜改承修為總裁劄子〉奏云：「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十二日侍講魏廷珍傳下聖旨：《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列銜將臣『承修』字樣改為『總裁』，欽此。臣伏惟歷代修書，多是儒臣承詔編修，及書成投進，即與頒行，未必皆經覽閱也。今此書自開編下筆，片辭隻字，悉費聖心，大義微言盡歸明訓，無間晨夜，再曆春秋，探賾鈎深，旁搜遠紹，其裁定之精審，檢校之勤劬，非臣等所能庶幾於萬一也。臣忝承修之名，已極榮悚。聖恩易以總裁，下情不勝跼蹐惶懼之至，謹具摺稱謝以聞。」14此劄行文雖不無奉承之虞，. 政治大. 不過對康熙親力操持的描述，亦甚可信。至於康熙自己似乎亦相當滿意《折中》. 立. 的纂修成果。如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二十二日兩廣總督趙弘燦呈奏的請. ‧ 國. 學. 安摺上，有康熙硃批：. ‧. 朕安。《御纂周易折中》告成。每人賜一部、朕書扇一柄。15. sit. y. Nat. n. al. er. io. 其時《周易折中》編纂告竣，或正在刊刻。而皇帝喜悅之情則溢於言表。康熙意. v. 滿志得地準備分送新書予各地大員。此種情狀，在往後諸《傳說彙纂》中，卻不. Ch. engchi. i Un. 復見。儘管在完成《周易折中》以後，三經之《傳說彙纂》亦隨即開館纂修，但康熙六十年（1721）完成《春秋傳說彙纂》以後，《詩經》、《書經》二書之《傳. 13. 康熙朝御纂四經在總裁以外的領修分職，以《周易折中》分設「御前校對」、「南書房校對」、. 「分修」、「武英殿校對」、「武英殿繕寫」、「在館校對繕寫」、「武英殿監造」最為複雜。其餘三經《傳說彙纂》則僅有「南書房校對」、「在館分修校對」，以及「校刋」一職。在人員編制上，《折中》分職表共有五十人，而《春秋傳說彙纂》則有四十四人、《詩經傳說彙纂》三十人、《書經傳說彙纂》二十一人。 14. 李光地：《榕村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9，. 頁 326。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 5 輯（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頁. 538。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