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詩經傳說彙纂》的纂修背景及其流布情況考述
第三節 《詩經傳說彙纂》的完成及其流布情況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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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部分有關。同時，亦有內容上不一致之處，即見於《彙纂》案語的內容，較 之於《毛詩疑義》，又有經作者或他人修正之跡。今傳世之《經傳徵實》殘本內，
並無作者自著年份，雖有一說成於康熙間，然亦無實據。71故其與《彙纂》之關 係，到底是王圖炳先有《毛詩疑義》之作，而後將之刪改、揉入《彙纂》之中，
故《毛詩疑義》實為《彙纂》「案語」之原稿；或《疑義》乃王氏抄錄《彙纂》
已有之文，而另作論辯，則因客觀證據之不足，實難以論定。然以「諸臣職名」
作考察，王圖炳既能在雍正時入值南書房而得到重用，以其地位，其對經義解釋 所提出之意見，無疑較之其餘在館分修人員為重要。亦即以《毛詩疑義》與《彙 纂》案語內容極為近同的情況下，足見《彙纂》後期之編纂，實與王圖炳有相當 密切之關係。
第三節 《詩經傳說彙纂》的完成及其流布情況考述
雍正五年（1727）春三月，清世宗雍正為是月完成之《詩經傳說彙纂》撰寫 序文時，曾首先指出《詩》之為教，有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等特質。
可是如同其他儒家經典，《三百篇》在歷代傳授的過程中，亦產生出諸家說解紛 紜，造成經義大旨莫衷一是的情況。降及宋代，朱熹《詩集傳》出，由於其「獨 得精意」而列在學官，為人傳習，四始、六義，由是曉然。認為朱《傳》能夠闡 明先王《詩》教之意，並點出其書與學官、功令之關係，間接表明《彙纂》之編，
本來就帶有為功令教習所用的實用性質。惟〈御製序〉又續指出：
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 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
故是書首列《集傳》，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
71 《清代稿本百種彙刊》提要謂「清康熙間著者手稿本」，而臺北國家圖書館之著錄則為「清康 熙間（1662-1722）著者朱絲欄手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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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己見，乙夜披覽，親加正定。72
指出《彙纂》之輯，是要以朱《傳》為中心，將諸儒之說折中異同，並經由皇帝 親自正定而成，可見在其實用性質背後，更有呈現以康熙「右文稽古」、「表章聖 經」為精神象徵的一種政治宣示，而且此〈序〉所論，實為清世宗對其父事功之 追述，本身即不無世宗本人的詮釋與演繹。
可是，不同於康熙汲汲於學術經營的方向，雍正對於康熙朝御纂諸經的態度，
多僅是繼承乃父遺志的意味。他對於儒家經典的態度，與康熙最大的不同之處，
是康熙不時以朱熹作為其躬身踐行儒家王道思想的對象，但雍正皇帝所縈懷的，
不過是對治世事務的興趣，而缺乏對學術探討的真正關心。73不過，雍正亦能把 握住御纂經籍在文教方面的實際用途，除了作為饋贈臣工的品項74，雍正八年
（1730，其時《書經傳說彙纂》亦完成刋刻），《彙纂》即首次連同《春秋傳說彙
72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說彙纂》，頁 2-3。
73 綜觀雍正一朝，皇帝敕令纂修之儒家經籍僅有《御纂孝經集註》一卷。其餘雍正朝修成之經 籍，實多為延續其父的業績。此外，從世宗對翰林職務的調整，亦能得見雍正真正重視的實為政 務而非學術。《清實錄》雍正二年十二月甲戌載：「諭刑部：刑名案件最為緊要，朕所賴者，諸大 臣之贊襄；諸大臣所賴以辦事者，各司之盡職。是以每司必得一二實心辦事之員，方有裨益。朕 思翰林院滿漢編修、檢討、庶吉士俱係進士出身，伊等即未必素諳律例，亦必不難於練習。爾等 於漢漢編修、檢討、庶吉士內揀選，或有情願在刑部學習、辨事者，或有為爾等所知者，共揀選 二三十員，帶領引見，分在各司學習辦事。如有辦事明白、實心效力者，酌量題補。」覺羅勒德 洪等奉勅撰：《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二十七，頁 4。
74 如雍正五年（1727 年）先後賜《詩經傳說彙纂》予吏部右侍郎河南副總河兼管山東黃河堤工 嵇曾筠、四川巡撫憲德、貴州巡撫何世璂、魏廷珍等。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宮中檔雍正朝 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年）第 08 輯，頁 846；第 09 輯，頁 083，193，326。此外，
雍正九年（1731 年）又曾將之賜予皇四子弘曆。時弘曆有〈御賜詩經傳說彙纂恭紀十韻〉之作。
其謂「學古初循壁，承恩尚面牆。二南風化首，六義詠歌長。邦國由閨闥，聲音叶紀綱。孔門傳 卜氏，漢代著毛萇。考訂憑先哲，要歸守紫陽。膠庠遵注釋，藝苑藉翱翔。秉一先生訓，排諸博 士場。羣言難約達，萃美得微臧。纂定遵皇祖，裝潢出上方，趨庭漸寡味，雒誦敢遺忘。」清高 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第一冊（北京市：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1993 年），卷 23 今體詩，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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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書經傳說彙纂》、《性理精義》等書籍，直接由中央頒發各直省學官接管、
收貯，惟初時僅由官方許可之書賈販售流布。乾隆御極以後，官方對此類「有裨 文教」的工作更為積極：乾隆元年（1736），《彙纂》聯同其他官撰典籍，由直省 刊刻書板，招募民間坊刻鳩工刷印，通行售賣；乾隆九年（1744）又諭令各地督、
撫、藩司多行刷印，並向每學每種給發兩部，以備士子鈔誦。但在乾隆初年，包 括《詩經傳說彙纂》在內的《御纂七經》等官修典籍，其流行情況並不十分理想，
故乾隆十四（1749）、十五年（1750），又再三諭令各地司學官員多行刷印以資推 廣。75可是，乾隆年間，隨着官修各類典籍日益繁多，統一頒發各地的書種也不 斷增加，據嘉慶二十三年（1818）重修本《大清會典》所載：
凡御纂諸書，頒發直省，依式鋟板流傳，並分給各學存貯尊經閣，俾士子 咸資誦習，書坊賈肆，願行刋印者，聽其頒行各省者：聖祖仁皇帝《御纂 周易折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欽定春秋傳說 彙纂》、《日講四書解義》、《欽定孝經衍義》、《御纂性理精義》、《御製律書 淵源》、《御纂朱子全書》、《御纂古文淵鑑》及《資治通鑑綱目》等書；高 宗純皇帝《御製文初集》、《御製詩初集》《二集》、《御纂周易述義》、《御 纂詩義折中》、《御纂春秋直解》、《欽定三禮義疏》、《御選唐宋文醇》《詩 醇》、《欽定四書文》，其十三經、二十四史、三通諸書，令各督撫購買，
給與有尊經閣之府、州、縣，交學官收貯，以資諸生誦讀。學官時率諸生 與之講貫，令其熟習。學政考試經解，於御纂諸經中摘取先儒異同之處發 問，令生童等條對；民間刪本經書版片，由各督撫嚴飭所屬，查收銷燬，
其有刋刻小本講章及編輯經書、擬題、套語、策略等概行禁止。嚴禁淫詞 小說、有乖風化及一切非聖之書，違者從重治罪。76
75 素爾納等纂修，霍有朋、郭海文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收入陳文新主編：《歷代科舉文 獻整理與研究叢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卷四，頒發書籍，頁 18-23。
76 原文未見，轉引自吳榮光：《吾學錄初編》（同治庚午年秋七月江蘇書局重刊本）卷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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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江西書局刻本、光緒十四年（1888）戶部刻本、光 緒間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江南書局刻本、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等六種；至於翻刻
《詩經傳說彙纂》則另有光緒四年（1878）廣州翰墨園刻本、四川總督蘇廷五刻 本、尊經閣印本以及日本刻本等四種。80此外，同、光之際，又有民間書賈將《御 纂七經》改稱《御纂七義疏》（石印本），或將《御纂七經》中各種案語摘出，彙 集成書，甚至假借「欽定詩經」之名，製作舉業用書的例子。81考察同、光年間
《御纂七經》流行之因，或與印刷條件之改變有關，首先，一部原內府刻本《御 纂七經》之篇幅共二百九十四卷，分別裝訂亦需百數十冊，價格不菲，一般士子 實難以負擔，故如馬新貽翻刻本，當時即有將板式縮小、增加行數，以降低成本 的處理方式。82與此同時，石印技術在晚清傳入中國，對降低書價、增加書籍流 通速度則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考察御纂經籍在清代社會的傳播情況，可以發現其書之發行、流布，與清代 科舉教育、考試需求有密切關係，甚至可說是其文化政策之一個部件。不過清末 以後，隨着西學東漸、科舉廢止，此類官書的實用價值已大為減低，及民國肇建，
這些象徵着帝制時期文化政策的書籍，亦隨着滿清的覆亡，迅速為人遺忘。
80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經部》第 1 冊（北京市：中華書局；上海市：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22、350。
81 據李暢然先生考察，《御纂七經》「在民間，早在嘉慶十六年即有揚州十笏堂刊康熙帝《御案 五經》（《中國叢書綜錄‧總目》，頁 595），或許是將康雍乾三朝御纂七經的按語彙集到一起（三 禮合算一種的話就是「五經」）；道光十四年又有劉廷陞的《御案七經要說》（《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經部）》，頁 1369），蓋為『御纂七經』一名之濫觴。」（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
頁 70，註 6。）此外，清代民間假借「欽定詩經」之名的例子，如光緒間陳抒孝所撰之《欽定詩 經喈鳳詳解》，即有籍《彙纂》之名而行製作舉業用書之實。
82 馬新貽〈建復書院設局刊書以興實學摺〉：「再從前欽定諸經，卷帙濶大，刷印工價浩煩，寒 士艱於購取，臣此次刊刻，略將板式縮小，行數增多，以期流傳較易，庶幾家有其書，有裨誦習。」
（《馬端敏公（新貽）奏議》，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第 104 冊，頁 101。）就此而 言，早期御纂經籍的刊印，其板片皆直接由清內府發送，再由地方官府自行或招募商賈翻刻流布，
其規格板式，則不容許隨意改動，故馬氏縮印《七經》，需事先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