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詩經傳說彙纂》在清代經學發展中的意義
第二節 《詩經傳說彙纂》對清代經學發展的貢獻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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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詩經傳說彙纂》對清代經學發展的貢獻
《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既有互補之關係，而同樣成為清代官學體 系下指定的《詩經》教本，然二書對清代經學發展之貢獻卻不明顯，尤其是隨着 漢學成為學術主流，這種宋學立場下之漢、宋兼采，在清中葉以後，已明顯有所 不足，而作為一種治學門徑，御纂經籍等實亦未為清代士人特別重視，譬如晚清 張之洞在其以示治學門徑為宗旨的《書目答問》中，就僅把《御纂七經》等置於 諸經總義之屬，而不是最重要的正經正注。25又如光緒新政時期一度擬定的《高 等學堂章程》之中，其「經學大義」課程之設計，即有放棄使用《彙纂》而選擇
《詩義折中》作為講習《詩經》大義的讀本。26
但作為科舉時代的教習讀本，《詩經傳說彙纂》在科舉教育中的重要性，又 因為清代教育制度的各種弊端而大打折扣。由於清代科舉考試首重頭場《四書》
文，士子於五經之中僅需選研一經，雖然《詩經》往往為人選讀，然八股制藝，
本意又在於代聖人立言，僅需熟讀強記固有之經義說解即可，不必考辨經說異同，
更不能遽讀全部經典，而且內容龐雜的《彙纂》在清代以考課為導向的教育體制 之中，其適用性甚至還不及於繁簡有則的《詩集傳》。27可見《彙纂》之輯，在
25 江人度《書目答問箋補》云：「注疏本漢學也，明監本宋學也。此書乃薈萃歷代傳說，裁定則 漢宋兼採，宜移置經注合刻類，次於《四書章句集注》之後，雖於漢學家法有異，然廁此書於解 諸經碎義之中，究不若隸之經注合刻，較為妥洽。」可見這種兼采駁雜的書籍，在嚴分家法等方 面，的確多有不足。又，《書目答問》經部卷首「正經正注」標目下注云：「此為誦讀定本，程式 功令，說經根柢。注疏本與明監本五經，功令並重。」《箋補》曰：「注疏本漢學也，監本五經宋 學也。功令並重者，漢宋並留，不必分門戶也。《御纂七經》，即漢宋兼採。」詳見張之洞撰；來 新夏、韋力、李國慶匯補：《書目答問匯補》上冊（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 及 158。
26 端方編撰：《大清光緒新法令》（清宣統上海商務印書館刊本），頁 1000-1006。案：當時擬定之
《高等學堂章程》，定高等學堂課程三年主課皆有每週兩小時的「經學大義」課程，係參考自外 國高等學堂倫理學科的制度。據《章程》，該課程目標有二：「一全經之綱領、一全經之會通，講 說以簡明為主，勿令學生苦其繁難，此堂所講諸經大義，應即用欽定八經講授。」不過，所謂欽 定八經，並不包含《詩經傳說彙纂》。
27 這可從《詩集傳》在乾隆以後翻刻的次數進行比對，據《中國古籍總目》載錄，現存中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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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經學的發展之中，不僅不為私學所重視28，甚至亦為官學制度自身所排斥。
皮錫瑞《經學歷史》之述明代經學，指出有明一代，為經學積衰之世，並引 據顧炎武「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之論，而將明代經學凋敝 之責歸於官修之書與取士之制，並指出：
案：官修之書，多剿舊說，唐修《正義》，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 舊籍，故該洽猶可觀。明所因者，元人遺書，故譾陋為尤甚。此《五經正 義》至今不得不鑽研，《五經大全》入後遂盡遭唾棄也。元以宋儒之書取 士，《禮記》猶存鄭注；明並此而去之，使學者全不覩古義，而代以陳澔 之空疏固陋，《經義攷》所目為乙兔園冊子者。故經學至明為極衰時代。
而剝極生復，貞下起元，至國朝，經學昌明，乃再盛而駸駸復古。29
其謂官修之書多剿舊說、譾陋尤甚，就此而言，則清初纂御諸經，其兼采之性質，
事實上亦近於是。然皮錫瑞對其時所謂國朝經學卻多有頌揚之詞，而且《經學歷 史》將首功歸於「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之故，其謂：
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國朝而復盛。兩漢經學所以盛者，由其上能 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
地之清刻本《詩集傳》就達到七十餘種，這與《詩經傳說彙纂》十餘種翻刻本（且集中於同、光 年間），構成強烈對比。詳見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經部》第 1 冊，頁 322-325。
28 此往往被視為清代官、私學對立的表徵，過去已多為學者所論。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認為清代思潮是對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之觀點，就頗有以官、私學之對立為其立論前提。又如艾 爾曼（Benjamin Elman）曾經指出，明清文人的學術意見和經學立場，在科舉制度內，其意見之 多樣性往往會因為帝制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受到限制。今人劉墨則認為這是官方正統思想發展之下，
有意無意地壓抑民間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詳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94 年臺二版）頁 6；艾爾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 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69；劉墨：〈18 世紀的官學和私學〉，《乾嘉學術十論》
（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43。
29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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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義》十卷；康熙六十 年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 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欽定《周官義 疏》四十八卷，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康熙三十八年，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 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經部列首，
分爲十類。夫漢帝稱制臨決，未及著爲成書；唐宗御注《孝經》，不聞徧 通六蓺。今鴻篇鉅製，照燿寰區；頒行學官，開示蒙昧；發周孔之藴，持 漢宋之平。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後，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
唐宋莫逮。30
此段敘述，過去不為論者采信，如周予同注《經學歷史》即謂「皮氏生於清末，
君主之淫威尚存；此段記述清帝獎勵經學，雖屬史實；但贊頌之辭，近於阿諛，
不足憑信也。」31然周注受其意識形態所左右，僅堅持清帝獎勵經學之負面價值，
而有意忽略皮錫瑞之論點。若從《經學歷史》前後承接所論，可以知道，皮錫瑞 將清代經學復興歸於清帝獎勵之功，其因有二：一是在於清帝能夠稽古右文，此 係相對於明人不覩古義之弊而言；二是清初其承明極衰之勢，而能推崇實學，開 示蒙昧。簡言之，御纂經籍之價值，就皮氏而言，乃在於其所呈現的「稽古」、「篤 實」兩種學術風格。
就此而論，「稽古」、「篤實」也是清人自詡其學術超越前代，直承兩漢，能 夠復興經學時所舉出之一重要基礎。譬如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即謂：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孼，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 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天亶
30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95。
31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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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六十年，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 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説彙纂》。凡御纂 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為 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卽位之後，卽刊行聖祖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
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 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乎侔資，貴刀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
多文日富。……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 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 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 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皆治經之津梁，
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 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馳騖仁義之塗矣。32
江藩所言，其中固有所謂阿諛之辭，然其指出御纂經籍的頒布，使「負笈之徒，
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33雖然江氏所論，其中或真有符合 清代學術發展的某些實況，如清初御纂經籍在矯正明代學風、推廣經學、維繫文
32 江藩撰，鍾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 年），卷一，頁 4-5。案：
基於排滿反帝等思維，周予同為《師承記》作注時，即將此段自原文刪去，而歸入注釋之中。
33 此外，又如王先謙所云：「聖祖、世宗、高宗三朝，欽定、御纂諸經，揭日月而章雲漢，於是 海寓承學之士，憬然於聖教所先，羣以研經為首務。而又殿本庫書，布在寰宇，凡優游盛世者，
咸得悉其智能，闕仰美富，家纘戶述，流風益昌。」詳見王先謙輯：《皇清經解續編》（臺北市：
復興書局，1972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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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傳統等方面，確有其不應忽視的積極作用。34但以「稽古」、「篤實」看待《彙 纂》、《折中》等官書之內容宗旨，實多有清人附會之嫌，特別是御纂經籍（尤以 乾隆時期纂修之各類書籍）所承載的思想內容，由於其維護經世實用之旨的意識 過於強烈，以至其有意識地將各種論說會通為一之舉，也許真有達到各成其是，
卻未能非其當非，甚至脫離現實，即便不甚篤實，至謂「天亶睿知，典學宏深，
伊古以來所未有」等，更不免有所誇大，而幾近阿諛。不過，其中亦不無反映出 江藩為其學術尋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淵源有自的一種焦慮感。此類稱述，又 如夏修恕〈皇清經解序〉所云：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成，而唐、
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
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