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詩經傳說彙纂》說《詩》之旨趣與態度
第一節 《詩經傳說彙纂》說《詩》旨趣與基本立場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 《詩經傳說彙纂》說《詩》之旨趣與態度
第一節 《詩經傳說彙纂》說《詩》旨趣與基本立場
將朱熹《詩集傳》標立為首，以附見他說與間出辨證之見的方式，折衷同異、
調和眾說，是《詩經傳說彙纂》藉朱《傳》闡釋經旨的主要途徑。此纂輯型態，
據清世宗〈御製序〉所述，是為了闡發《三百篇》為聖哲刪述垂教以著實用的經 世特質而言。1雖然，這可以說是過去經學時代學者研治經典的共同目標，也是 漢代以來經學作為被統治者奉為正統官學之重要基礎。2然而，對清世宗來說，
經典所蘊含的政教意義與先王之道，卻並非不辯自明，而是必須為人一再重申，
特別是學術上一時風尚之所趨，與學派門戶之間的角立爭逐，更極有可能使治經 者在細微末節的臆測中懸空義理，甚至是質疑、顛覆經典本身作為聖人手裁示教 的權威價值。清初帝王對學派紛爭的普遍反感，映現在《彙纂》之中，則是各家 之《詩》說，只要能為其所用，都被加以收編。3然其所用，並非無所省思，任 意採錄，如〈御製序〉中，即有針對《詩經》學史上的兩種詮經路線加以批評：
朕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世之大經，而後世文 人學士及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烏
1 清世宗〈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云：「朕惟《詩》之教，所以成教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其用遠矣」，又謂：「我皇考指授儒臣，勒為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刪詩之旨。
學於是者，有得與興觀群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 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 說彙纂》，〈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頁 1a 及 4a-5a。
2 許道勛，徐洪興：《中國經學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62-65。
3 就此而言，《彙纂》收集經說之範圍，相較於《大全》更為廣泛，其標準甚至較乾隆時《四庫 全書》更為寬鬆。以明代《詩經》學著作為例，《彙纂》共收集明代《詩經》經說 85 家，而《四 庫全書總目》詩類及詩類存目所收明代《詩經》著作則為 53 部（詩類 10 部、存目 43 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4
依此，兩種無關於「明勸懲」、「行黜陟」之實用原則，以及先王垂教之意，與孔 子刪《詩》之旨的障礙，即為《彙纂》之編纂者所加以排除：其一，是當時所謂 後世文士將《詩》視為「風雲月露之辭」之謬；二是經生講師「溺於訓詁詞章」
而未能深明經典涵蘊先王之道的陋習。可以說，前者乃擇宋、元以來《詩經》文 學闡釋之非；後者則是對漢、唐傳注疏釋繁瑣支離的批評。
其中，《詩經》的文學闡釋，是宋、元以來逐漸興起之一解經潮流，其與宋 之詩話、晚明評點之學、心學盛行等因素有所相承，尤其與明代科舉制藝，考生 揣摩經義之風密切相關。5據龔鵬程先生的分析，此文學之《詩經》學，概指有 二：一是順着朱註之解，將《詩經》視為後世豔情詩之始祖，如戴君恩（1570
－1636）、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7）、萬時華（1590—1639）、
賀貽孫（1605－約 1688）等人之說《詩》，而為四庫館臣批評為「纖仄佻巧」的
4 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說彙纂》，〈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頁 3b-5a。案：據序文所述，
可知康熙之編纂原意，是要「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刪《詩》之旨」，但至其子，則更要求讀
《詩》者除了要有得於「興觀群怨之微」外，還要深明詩篇所隱含「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之政 教理念，若細察康、雍二帝之編纂意圖，亦可發現康熙對《三百篇》的編纂，主要仍是基於其對 儒學經典的偏好，且以表現出「右文稽古」、「表彰聖經」的象徵意義而大於其實用性質，但是在 雍正「著以實用」的態度下，《彙纂》之編，以《詩》作為「治世大經」之經世意涵，則被加以 彰顯。不過，無論是康熙的原意，或雍正之敬述，《詩集傳》之於《彙纂》，只是依傍之一種手段，
解《傳》絕非其最終目標。康、雍二帝對儒家經籍纂修態度之不同，可參考鄧國光先生的分析。
見氏著：〈康熙與乾隆的“皇極”漢、宋義的抉擇及其實踐〉，收入《經學義理》（上海市：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478-479。
5 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年），頁 445-450；朱孟庭：《清代詩經的 文學闡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7 年），頁 11。劉毓慶則認為《三百篇》由「經」向「詩」
的回落，其因有三：一是受到明代社會由「理」向「情」、由「雅」到「俗」的轉變，而造就文 人「俗世情懷」的張揚，導致文學創作與批評往性情的體現；二是明代八股取士之制，造成經學 由經義注疏發展而為八股制藝的轉變；三是詩文評點與詩話發展延伸到解釋經典的層面，而使治
《詩》「走上了藝術審美與探求語脈、講論章法、字法的文學分析道路。」見氏著：《從經學到文 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230-27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一類著作；二是以時文評點的方式解《詩》，對《詩經》文本作字句分析，就其 語氣修辭、藝術結構進行評點與解構，卻「不旁徵事跡」、「於經義固了不相關」
的著作，如許天贈、宋景雲、錢天錫、陳天綬（以上約明天啟至萬曆年間）等。
6就此而論，上述諸人之作，確未為《彙纂》所引；不過他如孫鑛（1543－1613）、 鍾惺以及徐光啟（1562－1633）等公認為明代《詩經》文學闡釋之大家，卻又在
《彙纂》徵引之列，然所佔比例極低。7而其引見內容，則多與經旨闡釋無涉，
如《小雅》〈車攻〉之篇，《彙纂》援引鍾惺之說，對《詩集傳》「田車，田獵之 車」之訓釋進行補充，謂「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蓋樸素渾堅之 制也。」8 又如《大雅》〈鳧鷖〉五章「公尸燕飲，無有後艱」，「集說」引孫鑛 之《詩》說，而謂：「曰：『無有後艱』，可見古人兢兢戒慎意」9，則僅為釋解詞 意；再如《周南》〈桃夭〉首章「集說」之一引錄徐光啟之說：
徐氏光啟曰：詩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被化之深，風俗 素美，閨門素飭，可望而知，其爲宜家之婦矣！
此實為補充《詩集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 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等《二南》教化觀之解 說。10可見《彙纂》於文學家《詩》說之取用，是以能否補充《集傳》之意，或 闡釋名物制度為其依歸，而對那類視《三百篇》為吟風弄月之辭而自託風雅的文
6 龔鵬程：〈以詩論詩：文學詩經學導論〉，《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 局，2008 年），頁 179-198。
7 據伍純嫻所作之統計，徐光啟引用共三十九條，鍾惺八條、孫鑛一條，其餘文學類的引文均不 過百，可知其引錄比例較低。相關統計可參考氏著：〈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頁 85-87 表一。
8 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說彙纂》，卷 11，頁 23a。案：然此條並非出自鍾氏評點之作，而 是其編定之舉業用書，轉引季彭山之語。見鍾惺：《詩經圖史合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經 部第 47 冊（影印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12，頁 10b。
9 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說彙纂》，卷 18，頁 28b。
10 王鴻緒、揆叙等著：《詩經傳說彙纂》，卷一，頁 34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學闡釋，特別是將詩篇推往豔情方向的詮解，則概以摒棄。
漢、唐經解，自兩漢章句之學，到魏晉經義、講經，形成所謂義疏之學，至 唐孔穎達之《正義》，則依一家之注以解經，經、注並釋，其疏解雖多有詳實之 處，然亦容易流於細瑣。11自宋而下，以「集傳」、「集解」為體之經籍，如朱熹
《詩集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劉瑾《詩傳通釋》、胡一桂（1247－？）
《詩集傳附錄纂疏》以至明代官修之《詩傳大全》等，各書之間雖主旨不一，然 於注解方式上，則多能呈現簡明之風格。12陳文采《兩宋詩經著述考》曾經指出：
時有古今，地隔南北，古籍簡奧，端賴訓詁以明乎音義大旨，述其體制，
凡「傳」、「注」、「說」、「微」、「箋」、「章句」，備乎秦漢之際，其解不相 通假，不出一家之言，所注者難曉處耳。迨及南北朝，義疏之學起，致令 經學多門，章句繁雜。宋人解經雖本訓詁之體，然不守章句之學，漢宋之 爭遂起，《詩經》一門，則有守〈序〉、廢〈序〉，褒貶毛鄭之別。朱熹《詩 集傳》，亦疑〈序〉說之誤，其言兼采眾說，繁簡有則，得為百世之宗；13
可知其中關鍵所在，實在於宋人雖本乎訓詁之體，而不守章句之學。因之，《詩 經》學上守《序》、廢《序》之爭遂起。不過《詩集傳》之說《詩》，雖然不信《小
11 張寶三：〈毛詩注疏之詩經詮釋及其得失〉，收入《東亞《詩經》學論集》（臺北市：臺大出版 中心，2009 年），頁 38-39。
12 這是就注解內容而言。雖然，據林慶彰先生對經學史上注經形式的簡繁更替進行研究，指出 從元代到明初之際為注經形式趨於繁瑣的階段，理由是既由於宋人注經多有拋棄漢注，而傾向獨 立作注，故注本來就簡單；嗣後元代如「述朱」之作，則實多為彙集《語類》、《文集》中之經說 內容，在客觀上雖有資料彙編的特色，但亦造成著作內容非常繁瑣。詳見氏著：〈中國經學史上 簡繁更替的詮釋形式〉，收入《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年）， 頁 74-76。不過，筆者認為由於宋人注經多有傾向拋棄漢注，而且元人因「述朱」而彙集的《語 類》、《文集》，其論說文字，較唐代注疏往往更為通暢簡易，因此儘管其一書之整體內容的確非 常繁瑣，但在文字內容上，卻又呈現出宋人注經簡明的風格。
13 陳文采：《兩宋詩經著述考》（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20。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文訓詁為目標，其性質主要仍是延續宋代以來重視義理的解經特色。19因此，《彙 纂》「集說」、「附錄」以及「總論」之附見他說，雖然徵引內容廣泛，但其引用 方式，對原文內容，多有刪節，並非全引，且其內容多集中於考證或論說之結論，
以及經說、詞意之闡發。其引見《詩》說，主要仍著重在義理方面的闡發，而不 是漢學家專事訓詁以為立論的說經途徑。《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描述清初 學術特色時，曾述云：
以及經說、詞意之闡發。其引見《詩》說，主要仍著重在義理方面的闡發，而不 是漢學家專事訓詁以為立論的說經途徑。《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描述清初 學術特色時，曾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