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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隋唐時代的朝集使，是在秦漢上計的脈絡下發展而來。上計制度起初帶 有「述職」的意味，地方將諸項統計資料上報官方，接受考核，官方藉此檢 驗官員一年來的工作表現。秦簡中規定上計的項目，有糧食、公器、衣物等，
展現國家對於物資的統一調配管理。上計制度隨著漢代國家的擴大而完備，
兩漢上計的內容多元，可謂地方一切情況都要入計，反映國家要全面掌控地 方的情形。地方上計的數據都被官方吸收整理，留在史書當中，讓後世得以 知曉當時的歲入支出、人民戶口數等；當統治者易主時，得到相關的圖籍文 冊，亦能快速瞭解統治地的基本樣貌。
漢代上計人員由地方長官的僚屬擔任，名為上計吏。上計吏於每年秋天 之際，攜帶著地方計簿、貢物與儒生等一同上京，先將計簿上呈中央，再參 加元會禮。漢代元會具有重新締結君臣關係的意義，上計吏獻上貢物，也有 臣服的意味。自東漢末到魏晉時期，在元會上發展出授予上計吏敕戒的儀 式。南北朝時期，南方與北方出現「冬使」與「奉正使人」，是在上計吏之 外，地方派遣至中央參與元會的使者。
隋文帝結束魏晉以來中國分裂的局面，建立一統政權。隋文帝改革上 計，創建了朝集制度。朝集使由地方長官充使入京，展現中央對於地方的直 接支配，也反映中央對地方的重視，帝國境內的每一吋土地都納入朝廷的統 治之下。上計吏的工作也一分為二，戶籍與計帳由計帳使在年初攜帶入京，
朝集使帶著考課與其他資料於年底入京，參加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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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朝集使攜帶的簿冊，有考課、刑獄、捉錢品子名、官畜私馬與官船 帳，以及僧尼身死還俗帳等，當中牽涉到官僚考績、司法運行、財政收入、
運輸體系和特殊身份者優待事項，無一不是國家統治大項。朝廷透過朝集使 的簿冊，掌握天下概況。朝集使提供的信息，除了有形簿冊之外，他對地方 風俗的瞭解、對國家政策的看法，亦為朝廷採用。朝集使多由都督、刺史所 任，兼具地方官的身份，朝集使群聚的場合，可作為天下的代表，唐代帝王 在新君登基之時，召集朝集使，有展現皇權之效；武則天掌權時屢次利用朝 集使，亦是仿此。
朝集使所上報的各種簿冊，其實皆與「考核」相關，中央皆可藉由這些 簿冊檢視地方長官當年的行政效能，因此「考使」不僅單指攜帶考簿之使，
更是接受中央全面考課的使者。這也突出了朝集使的角色，背後反映了中央 對於地方的直接控制，以及中央勢力的滲透度，其實又與朝集使成立的原 因：隋文帝實施朝廷直接任命刺史僚屬相關，是一體兩面的。
朝集使承襲了上計制度中，帶著貢士與貢物進京的傳統，展現國家對地 方的統治力與統治範圍。唐代元會雖已不具更新君臣關係的功能，但在參與 者的位次上，京官、朝集使、外藩的排序，為中國的天下觀的實際表現。唐 代的諸多使職當中，唯有朝集使會參與多項國家禮儀，顯示其特殊性。朝集 使參與的國家祭祀，絕大多數都是皇帝曾親祭過的、與皇權密切相關的儀式。
玄宗朝留下多道〈處分朝集使敕〉，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 會問題；敕戒發布的時間點，與官方遣使至地方監察的時間吻合，而〈處分 朝集使敕〉只到開元二十一年，因為在開元二十二年，官方就派採訪使常駐 地方監察，一改過往臨時遣使之例。
唐玄宗時派遣採訪使監察地方，權力日益擴大，逐漸從監察走向行政，
不僅侵奪朝集使的考課權，更仿刺史例入奏，在很大程度上危及朝集使身為 考使之權。朝集使會受到如此大的打擊，主要是朝集使由地方長官出任，朝 集使負責的事務與刺史息息相關，當行政首長的權力被剝奪時，朝集使亦受 連帶影響。採訪使的出現代表監察使職的固定化，反映地方治理的危機，以 及中央逐漸失去對地方的控制，這並非是朝集制度的不完善，而是皇帝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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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地方首長所致。
唐前期的君王雖然屢次在敕戒中表達對地方牧守的重視，君臣們也認識 到地方首長對地方治理的重要性，但唐前期「重內輕外」的現象，加上皇帝 降罪時，總是將官員貶到外州，在地方長官素質不一的情況下，冀求他們妥 善治理，無疑是緣木求魚。在此背景之下，才會有皇帝屢屢在敕戒中提及他 對刺史們的期許，卻又對刺史們的表現失望、不滿的現象。
由於官方會從計簿內容來評斷官員的績效，不論是上計或是朝集制度，
都會發生造假的行徑，這是制度設計之初，沒有考慮人性弱點所致，漢唐兩 代國家都注意到這個問題，一方面嚴令禁止虛報，一方面遣使巡行驗證檢 查。朝廷透過由下而上的朝集使，以及由上而下的監察使，兩種管道牢牢掌 握地方，徹底落實帝國統治的效力。
唐代朝集使受到安史之亂的影響，暫停了二十五年，到德宗朝曾短暫恢 復，但丕變的局勢，已不適合朝集使的運作。採訪使轉為觀察使，統領地方 大權，刺史不再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連接點，考課權、送貢士入京也由觀察 使負責。中晚唐信息傳遞的管道，由新起的進奏院來溝通上下。進奏院是在 肅、代二帝因時興起的機構，最初是為藩鎮服務。進奏院與朝集使曾一度並 存，但二者沒有繼承關係，朝集使的業務也沒有被進奏院接手。
信息傳遞是朝集使的事務性功能，雖然易被取代，但朝集使的禮儀功 能，背後代表的中央對地方的直接統治、展現唐代天下觀的精神，卻無人能 代替，縱使諸道派遣使者賀正，也無法與朝集使相比擬。因此，在朝集使消 失之後，唐代元會的意義也隨之降低，君王少在元會改元、舉行元會的次數 也減少。
唐代前期的不少重要制度，如均田制、府兵制等，皆是承襲前朝而來，
在當時自有其時代意義與代表精神。然而，隨著國家疆域擴大，人口增多、
經濟發展，發軔於南北朝的制度無法負荷日益擴大且複雜化的社會，現有制 度跟不上時代的變化，與現實脫勾，便產生了種種問題；若官方未加以改進，
制度實是名存實亡，縱使三令五申，也是枉然。均田制亦是，府兵制亦是，
朝集制度亦是。不能單就制度終結的結果，就將該制度的存在意義全盤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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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朝集使運行的時間，起始於武德時期，至玄宗開元年間達到巔峰；
採訪使的出現造成朝集使職能被削弱，安史之亂在實質上終結了唐代朝集制 度，而德宗朝的朝集使如曇花一現，不過是迴光返照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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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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