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由郭士立著作來查考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和宗教。以下是本論文所得出的幾點結論：
第一，郭士立所描述的中國，時間場域包含了「過去」與他所身處的「現在」， 不完全是十九世紀前期中國的情況。例如郭士立談到中國的火藥，他對中國火藥 抱持肯定態度，但對照學者對十九世紀前期有關中國火藥、武器的描述，當時中 國應已大不如西方。郭士立對火藥的印象仍停留在「過去」。郭士立在 1838 年出 版的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時，認為中國皇帝有極大權力，臣下或士兵都不可過於求表現，以免招致
疑似反叛的罪名。中國皇帝有花園、可任意使用國庫錢財、可隨心所欲賜予人頭 銜…等，中國政治運作是圍繞著皇帝一人在運轉。但是，郭士立去世後才出版的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裡，說明中國皇帝仍必須遵守祖制等規範，其實他比中國農夫還不自由。本論文 認為，這樣的轉變，反映出郭士立到中國的時間愈長，愈洞察到中國皇帝無助於 他的傳教事業。中國皇帝即使擁有權力，只要是對傳教士沒有幫助，那皇權仍是 虛弱的。因此，郭士立去世前的作品，描述中國皇帝有許多無奈。郭士立的中國 印象，並非全然是十九世紀前期的中國實際情況，而是交織著十九世紀以前的「過 去」，與十九世紀前期當時的「現在」。當然，他為西方讀者所建立的中國印象也 是夾雜著「過去」與「現在」。
第二，郭士立對中國的地理、歷史掌握不清，在他的文章裡可以發現一些錯 誤描述。例如他說中國的運河四通八達，實際上中國運河集中在東部，呈南北向，
並非「四通八達」，不能通往中國各地。郭士立說運河連接天津到廣東，然而，
中國的大運河最南是通到杭州。他把天津旁的「海河」說成是「淮河」。歷史也 是如此，郭士立說中國明朝南方人民是因為明朝與蒙古作戰而移往海外，實際 上，這些移民是因為原處家鄉人口多、田地不夠才移往海外謀生。清朝將台灣納 入版圖時間在 1683 年，但郭士立卻誤寫為荷蘭人撤出台灣的 1662 年。郭士立說 英國在 1700 年將一位領事送到舟山以維持與中國的貿易，但是察考歷史無此事 件存在。郭士立不是中國人，他無法正確掌握中國的地理和歷史並不令人意外，
但從他的著作裡卻發現，他對西方歷史也有錯誤認知，這點倒是令人訝異。十六 世紀到亞洲傳教的天主教士法蘭西斯‧薩夫爾(Francis Xavier)實際上未到中國，
但是郭士立竟然描述他「在中國克服種種苦難，最後抵達北京」。529郭士立錯誤 的歷史、地理知識，也會使西方讀者建立錯誤的中國印象。
529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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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郭士立對中國的描述，兼有稱讚與批評。張志惠在《閱讀中國：《中 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與書寫》文 中指出，傳教士利用篩選過的知識發表在《中國叢報》上，向西方人介紹中國，
這樣的報導是刻意為西方人建構中國的負面形象，而傳教士也藉此形塑自己傳教 的正當性。530但是，本論文研究則認為，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並非單方面刻意 營造中國的負面形象，事實上，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亦有所稱讚。郭士立在著作中 談到中國農耕技術比西方優越，中國農人相當勤奮。中國的管道、建築技術優秀，
中國的手工業者可以製作出相當精巧的手工藝品。郭士立對中國文化批評之處，
包含教育、音樂、美術、文學、宗教等方面。此處可以發現，郭士立對中國文化 稱許之處，偏向實際眼見、可觸摸的「物品」，這些是物品都不會影響到郭士立 的傳教事業。反之，郭士立所批評的中國教育、音樂美術、文學、宗教等，都是 與郭士立為了傳教呼籲中國應該開放有所關連。郭士立藉由批評中國教育呆版，
僅是要求學童重複誦念四書五經，向西方讀者傳達中國應該開放，才能改變中國 人因受到傳統教育而塑造出的僵化心智。郭士立說中國的音樂雜亂無章、美術缺 乏立體感、明暗技法，因此中國應該開放，讓西方的音樂、美術進入中國，才能 使中國人具有美感、藝術感。郭士立說中國人信仰佛教、道教都是迷信，所以中 國應該開放，讓中國人接受真正的宗教信仰。郭士立呼籲中國要「開放」，這「開 放」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指「實際活動空間的開放」，這包含要讓外國商人自 由進出中國作生意、讓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另一個層面，是指「心靈的 開放」，中國人的思想層次應該提升，讓思想「開放」以接受西方觀念。對郭士 立而言，中國人信仰佛教、道教，使自己的心靈被蒙蔽，所以最重要的是，讓信 仰「開放」，摒棄佛教、道教這種錯誤的信仰，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中國人才 有希望走入正途。
另外，對於傳教士是否刻意塑造中國的負面形象，也必須重新思考。張志惠 認為，郭士立、裨治文等傳教士在《中國叢報》上報導中國人有虐殺女嬰、纏足 等惡習，以此來證明中國人道德墮落，必須藉由基督教來拯救中國人的心靈。531 不過，本論文在第四章第一節中，除了談到郭士立關注中國女性社會地位低落，
也舉例提到，同時期的英國外交官亨利‧查爾斯‧席爾(Henry Charles Sirr ,1807-1872) 在自己的著作裡對中國女性地位低落多所著墨。可見，「中國女性地位低落」是 十九世紀前期抵達中國之西方人普遍觀察到的中國社會現象，這種現像是真實存 在的，它令西方人感到中西文化間存在很大落差，所以無論傳教士或非傳教士都 要把這種現象書寫出來。傳教士不見得是刻意要利用中國溺女嬰、纏足等惡習，
塑造出中國的負面形象。如果在現代人眼中，纏足、溺女嬰等習俗代表一種歧視 女性的落後行為，那麼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在當時對此習俗做出批判，也未嘗 不可說傳教士是具備了先見之明。
530張志惠，《閱讀中國：《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 與書寫》，台大歷史碩士論文，民國 95 年，頁 122。
531 前引書，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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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論文嘗試查考郭士立對中國的認識，有可能得自於十八世紀西方人 的中國印象。郭士立對中國的建築技術、工匠技巧多所稱讚，然而卻說中國人不 懂教育、藝術與文學，這種區分並非始於郭士立。1792 年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 國，副使斯當東在 1797 年回國後於倫敦出版《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裡頭 記載他親眼見到中國工匠卓越的工藝技術，相當欽佩。532斯當東本人對中國人發 明的火藥、造紙術、印刷術讚譽有加。533他也談到中國繪畫不懂得透視法、立體 感。534此外，郭士立將中國的「儒家」當成一種宗教，顯示他還未真正瞭解中國。
這樣的誤解，與 1772 年倫敦所出版的
The Chinese Traveller 一書如出一轍。郭士
立在 1831 年抵達中國，1838 年出版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一書，對中國作全面性的介紹，他如何在
短短七年內得到有關中國的所有知識呢？他書中描述內容，有可能是參考前述二 書，延續十八世紀後期西方人對中國的描述。郭士立的著作裡沒有加註釋標明資 料來源，因此本論文不能肯定地說郭士立對中國的認知必定出自何處，僅能嘗試 探索與十八世紀後期西方著作之間的關聯性。第五，從郭士立的著作中，可看出他帶有西方人的自我中心觀。郭士立在向 西方人介紹中國時，會使用到當時中國尚未存在的「西方觀念」。比如，郭士立 拿「自然法」、「國際法」來批評中國不願開放貿易，將西方國家的法律概念套用 到中國，其實以十九世紀前期尚未開放的中國來說，是不合時宜的。郭士立也多 次提到，廣東工匠工藝技巧比其他地方的工匠優秀，廣東畫家得以接觸來自世界 各地的風景畫，模仿技巧相當優越。彷彿由於廣東能接觸到西方人、西方物品，
所以當地文化水準較高。郭士立是以「像不像西方」、「有沒有符合西方『法』」
之標準來評價中國。
第六，為了加強自己「要求中國開放」的正當性，郭士立會虛構歷史、捏造 不實事件來佐證自己的論點。第三章裡，探討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經濟，郭士立為 了說明中國必須開放，指出「以前曾有中國官員抗議政府閉關自守的作法」、535「乾 隆曾說自然法不適用中國」，536這些都查無史實，也不符常理。鴉片戰爭以前，
律勞卑舉證過去英國商人多次直接與中國官員接觸往來，537其舉證內容也多處虛 構。可見，要求中國必須接納西方時，利用「虛構」中國「過去」來否定中國「現 在」，是西方人慣用手法。
從郭士立的著作中，可看出他對中國的認識有正確也有錯誤。這些認知也許
532(英)斯當東著 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371。作者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在跟隨馬戛爾尼使華時，擔任副使(Secretary)一職。
533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374.
534前引書，頁 379。
535前引書，頁 61。
536前引書，頁 77-78。
537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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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於更早之前的西方著作，也許是出於郭士立自己對中國的觀察體驗。郭士 立不見得完全是本著傳教士身分，要刻意帶給西方讀者負面的中國印象。仔細分 析，可發現牽涉到傳教者，郭士立會說中國的不是，而與傳教無關者，他亦不吝 給與肯定，或者呈現出中國真實的一面。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裡的中國印象，
可說是既豐富又複雜，而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印象，可說是混合了「過去」與「現 在」、「讚賞」與「批判」、「真實」與「虛假」。郭士立的著作裡有許多對中國的
可說是既豐富又複雜，而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印象，可說是混合了「過去」與「現 在」、「讚賞」與「批判」、「真實」與「虛假」。郭士立的著作裡有許多對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