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道德教育之發展奠基於二大歷史脈絡，一為日治時期的修身教育，
二為中華民國在中國的道德教育。日治時期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在公學校修身 科中有國民精神之涵養、從順、誠實以及勤勞四大綱領，輔以教育敕語中的儒家 五倫秩序，目的在教出愛國、服從、守規矩的好國民。而遷臺前中國的道德教育 因受到民國初年政權不穩以及戰爭的影響，道德教育內涵變化極大。直到民國 18 年（1929）國民黨北伐統一後，將三民主義為主軸的道德教育推展全國，先強 調中華民族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傳統八德，而後為了準備抗日和剿共，在「復興 民族」的旗號下，民國 23 年（1934）更提出以發揚中國固有道德禮、義、廉、
恥四大德目為首的新生活運動，擱置傳統之五倫，對四維八德內容重新詮釋，使 其符合現代社會環境，並引進日本、德國所推行的軍事化教育，強調從國民生活 的具體改良以達救亡圖存之效，並強調較具現代性的整齊、清潔、簡單、樸素、
迅速、確實等德目。
戰後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後，在民國 34-41 年（1945-1952）延續了遷臺前中 國時期以三民主義以及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四維八德及軍事化精神教育，目的在 去日本化、行中國化。雖然在政治上戰後臺灣與日治時期並無延續關係，但在德 目的選擇仍有共通之處，如：服從、勤儉、信實等，可看出對於理想公民的共同 要求，而較為不同的在於增加許多積極性的德目，如：機智、創造、合作、學問 等，不論在德目抑或是課文的詮釋上皆偏向積極進取，強調個人對於他人、社會、
國家的利益有所主動貢獻、積極立功，是戰後臺灣道德教育的第一次轉變。
到了民國 41 年（1952），不論是國民學校、初級中學抑或是高級中學，為配 合當時「反共抗俄」國策，在課程標準上皆有大規模的修訂。第一、此次的修訂 在初級中學以及高級中學階段，道德有關之課文數量大幅增加，不論課文是屬於 哪一單元、德目，主題是家庭的重要、社會的道德或是世界的現狀，都和當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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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抗俄」、「保密防諜」、「反攻大陸」的政治需要做強力的連結，甚至在民國 41 年（1952）和民國 51（1962）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中皆有「謹慎」德目的出現，
由此可看出道德教育重心由民族文化之重視走向反共抗俄、忠勇愛國精神之灌 輸。第二則是傳統五倫的再受重視，原有的戰後初期所提倡的四維八德主要為國 民與國家之關係提供連繫基礎，但為因應兩岸政局之變化，需有更加力的統治理 論，因此在上下秩序的建立及領袖地位鞏固上再加入五倫秩序觀加以強調。蔣中 正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說明中國倫理習性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愛、
夫義、婦順等六項正德，可視為傳統五倫的闡述。在道德內容分析上，傳統五倫 的比例亦有所提升（詳見表 2-15－2-19），課文內容上許多德目亦採取傳統五倫 的家族道德觀來加以詮釋說明。此一時期的改變可視為戰後臺灣道德教育的第二 次變化。
到了民國 55 年（1966），蔣中正於孫中山一０一歲誕紀念日發表了一紀念文，
提示倫理、民主、科學三項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石，進而展開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同一時期的學校德育亦深受此一運動的影響，在德目選擇與詮釋上有所調 整並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道德宣傳相互呼應，其調整情況如下：
第一、忠孝德目之強化，在民國 55 年（1966）以前的道德教育的課文詮釋 係以仁愛為道德之重心，視仁為中國倫理之根本，但到了民國 55 年（1966）後，
仁愛的重要性下降，孝悌被視為一切倫理道德的中心，與家庭關係相關的課文數 量增加，並且在內容詮釋上除了對父母盡孝之外，更強調移孝作忠的重要，輔以 蔣中正為學習楷模人物，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強調「家庭為中華文化之基石，
對於家庭教育與孝悌之道，尤應特加注意倡導實踐」相互呼應。
第二、五倫秩序之強調，從民國 55 年（1966）以前各學習階段的道德教育 內涵的分析表格中，可看出戰後初期對於五倫觀念雖有零星的詮釋，但在課文中 並沒有反覆再三的強調，所佔課文數量比例也不高。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期 間不論在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抑或是高級中學在偶性道德（亦即傳統五倫）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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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例明顯提高，尤其在領袖－人民與父母－子女兩類，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 宣傳「中國的倫理關係是表示一種義務的關係，中國的五倫就是社會組織的基 礎。每人各有其所固定之地位，亦有其應盡的責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
因為要盡其責任，似乎人不是為個人而存在，而是為他人而存在」相互配合以建 構一強調上下尊卑社會秩序的穩定社會。
第三、愛國精神培養方式之轉變，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前如：民國 41 年（1952）、民國 51 年（1962）初級中學以及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中皆有一課與科 學修養相關的課文，其課文詮釋內容以科學精神來改革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各項 缺點以達強國、興國之目的。到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期間，雖然在目標上強 調倫理、科學與民主三者皆為中華文化之精華，但在課文詮釋上國民中、小學自 民國 57 年（1968）課程標準、高級中學自民國 60 年（1971）起皆將原本與科學 復國相關課文刪除，改以中華文化、固有倫理的發揚為復國的重要途徑之一，強 調中華民族係以文化而非武力來融合、征服外族，除了在中共加入聯合國後反攻 無望外，亦和其所推行的文化大革命做一正統性之對抗，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 所強調以精神、文化來取代武力反共之論調一致。
第四、領袖崇拜對象的轉變與重要性之提升，首先是領袖人物的轉變，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期間的課程標準，不論哪一教育階段課文中皆有中國聖人孔 子孫中山蔣中正道統繼承觀的闡釋，利用繼承關係強調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 統治之正當性。另外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期間的各項德目模範亦從先前的孫中山 改為蔣中正，另外則為領袖重要性之提升，在此一時期出現許多專門介紹蔣中正 的課文如：「平凡的偉人」、「先總統 蔣公的庭和少年生活」等，目的在鞏固黨 國威權體制，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所強調的領袖道統繼承觀相互呼應。
以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期間在道德教育上的變動可視為戰後臺灣道德教 育的第三次變化，亦可視為戰後第二次的再中國化。此次變化係在戰後初期以四 維八德為基礎的道德教育上，加入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強調的傳統五倫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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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崇拜以及文化復國道德觀，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做的道德宣傳相互配合，
在黨國威權體制中雙管齊下的透過社會運動與學校德育進行社會控制，以型塑出 官方的理想公民形象，充分顯現回歸傳統農業社會以家族倫理為中心的反動性，
並且在動員勘亂時期結束前不論是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以及高級中學再沒有大規 模的課程修訂，亦可表示上述道德教育之改變可說是戒嚴時期，在黨國威權體制 之下，德育內容之最後一次調整及確立。
戰後臺灣社會隨著經濟發展已快速走向現代化，尤其在解嚴前的臺灣亦有許 多社會運動之發起，代表有社會價值衝突必須解決。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之下，
黨國體制的道德教育內容調整仍僅針對國內外政治局勢做調整，而少針對現代社 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衝突做出相對應的德育調整。另外，此一時期學校及 社會道德教育的特色為黨國道德目標硬性地外加於國民身上，係屬於灌輸、填鴨 式的學習，而忽略了個人之主體性及反思性之開展。
最後，在解嚴後雖然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但真正的全面體制調整需等到動員 勘亂時期結束之後。動員勘亂時期結束後所做的德育調整可視為戰後臺灣道德教 育的第四次變化。德目調整與詮釋上一改過去受政治主導，由上而下的道德教 化、灌輸，隨著社會風氣之開放、教育鬆綁的提倡，在德育課程的建構上強調學 生自主性的提升以及道德的判斷及批判能力，如：在課程標準方面，民國 84 年
（1995）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目標之一即為「發展道德判斷能力，陶治健全品格」。
因應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推展，人與人的關係日益密切，在德目的調整及詮釋方 面，則新增了負責、尊重、民主、自由與公德等現代社會中必備的道德修養，而 即使是相同的德目，在課文詮釋上與以往也有極大的差別，如：孝順德目由過去 的五倫上下秩序觀轉化為家庭成員間的互相尊重與聆聽、仁愛德目由過去強調對 民族同胞的愛進而解救大陸同胞轉化至對社會以及自然環境的愛護、正義德目由 過去行為的正當以及為國家犧牲的成仁取義精神轉化為對於社會弱勢團體的仗 義與幫助等，皆可看出在解嚴後，隨著教科書版本的鬆綁以及黨國威權體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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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控的力量的減弱，讓臺灣的道德教育漸漸脫離為政治服務的範疇，以培育 出對於道德觀念能獨立判斷思考、批判反思的現代公民為課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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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文獻資料
參考文獻 一、文獻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