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新區域地理學將區域研究視為一個動態的歷史地理過程，是以本文以時間為 序，透過歷史性的爬梳分析，去理解灣寶農村的區域發展脈絡，以掌握區域的特 定性，接著藉由 Gilbert（1988）三個批判性的區域概念來檢視灣寶的區域特性，

最終並檢視追求土地正義的灣寶如何實踐。

（一）資本主義作用過程中的灣寶回應（圖 5-1）

透過奪取而積累的方式，為資本主義存活的必要條件（David Harvey，王志 弘譯，2008：86）；又「資本主義系統要能達致任何穩定外貌，就必須維持規模 龐大的奪取式積累。據此推論，透過奪取而造成的不均地理發展，乃是資本主義 穩定性的必然結果。」（David Harvey，王志弘譯，2008：88）英國在 15 至 16 世 紀為配合毛紡工業發展的需要，透過「圈地運動」剝奪農民的土地，即為這種奪 取積累最典型的例子，而資本主義的奪取積累也進而影響區域生產方式的變化。

圖 5-1 灣寶生產方式的轉變

於是日治時期，資本主義透過殖民手段，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策略 下，確立臺灣以米糖為主的農業圖像，也藉此榨取臺灣農村的生產剩餘，而灣寶 卻因邊陲位置和風沙肆虐的環境特色，使得這種奪取無法有很大的作為，僥倖地 未成為資本主義關注的焦點。這種狀況從清領、日治持續到 1970 年代，大致沒 有很大的改變，灣寶農村維持著「旱作為主、牽罟為輔」的生產方式。接著灣寶 居民在土地所有權逐漸穩固確定後，配合國家政策，致力於農村生產條件的改善

（包括土地重劃、土壤改良和灌溉改善等），成為「非稻即瓜、水旱輪作」的特 背景：殖民時期米糖經濟的剩餘榨取

背景：光復後生產條件的改善

背景：工商思維下的圈地運動

生產方式的變化

旱作為主 牽罟為輔

非稻即瓜 水旱輪作

以農為本

定農業區。再緊接著，臺灣因產業結構轉型，工商發展和利益追逐成為主流，國 家機器也刻意忽略和低估農業價值，農業政策逐步棄守，農地於是被商品化，成 為自由買賣市場中被交易的物件，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政府理當保障私人產權不 受侵犯，國家機器卻成為把農村農地推向資本主義市場的主要幫兇，而灣寶也成 為新一波「圈地運動」的受害者。

分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導的竹科四期擴建案和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

導致灣寶成為工農競逐角力的場域，這種以行政官僚為首、配合地方派系和資本 集團所組成的龐大成長機器，在臺灣各地以雷同的模式對農地進行奪取積累，造 就一波民怨四起的「圈地運動」，許多農村在不敵其奪取攻勢下，被迫選擇生產 方式的置換，農村不再是農村，聚落最終崩離四散，地方也不再是地方。此時灣 寶回應資本主義的方式是全然的抵制不服從，在第一波的徵地危機後，生產方式 基本上維持不變，但因地方凝聚力量強化和社區總體營造進入，有機栽培的生產 方式成為社區發展的共同目標，也成為地方農業生產特色，接著第二波的徵地危 機再度襲擊時，這些內化的地方力量和永續的生產方式更成為其抵制的武器，地 方魅力也吸引外部組織的介入和協助，再度成功抵擋資本主義的奪取。在許多農 村失守、生產方式被迫置換的當代，我們在灣寶看到小農面對奪取的積極抵抗和 回應，其堅持「以農為本」，並實踐了地方從資本主義中突圍的可能。

（二）灣寶的文化／地方認同（圖 5-2）

圖 5-2 灣寶地方認同的建構

在區域視為認同的焦點上，其注意的重點「乃置於象徵景觀的分析、區域政 治文化的組成，及面對區域外遙遠的決策及作用時，對獲致地方及區域認同的努 力」（王秋原等，1997：92），而這種認同若有一個關鍵開關去啟動，地方對於區

開發案的 奪取與剝削

地方殞落 在地草莽的鬥爭與抵制

從地方到整體的論述升級

地方認同

域的意識和歸屬就會產生一連串的作用。例如，資本主義帶來的剝削，其往往導 致「在地原生的力量和文化特殊性，遭受這些橫跨全球大片區域的力量破壞或摧 毀」（David Harvey，王志弘譯，2008：66-67），所有面臨「圈地」的農村居民皆 深諳此理，但往往也未戰先降，認為以地方的弱勢力量無法與龐大的政經成長機

以及那些置身其影響範圍內的人的認同」（David Harvey，王志弘、王玥民譯，2010：

281），於是第一波徵地危機後，在地方頭人的帶領下，原本鬆散缺乏組織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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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胡慕情（2016）：〈天問〉，《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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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灣寶居民每每參與但全然抵制。他們不在主辦單位準備的簽到簿中簽名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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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信心與認同。

綜上所述，灣寶的文化認同並非定義在灣寶農村和其他農村間的差異，而是 身為一個農村聚落，在工商發展強烈環伺之下，突顯出的農村獨特且多元價值，

這些價值透過反徵地行動的論述和辨證而被強化，在成功抵擋資本主義剝削的同 時，灣寶的特殊性和地方認同也自然形成。

（三）社會互動下的灣寶地方實踐

區域是社會互動的媒介，因此本文透過結構歷程去分析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

行動者和社會結構在灣寶的地方實踐（圖 5-3）。

「自然環境」為影響灣寶早期農村發展的主要結構力量，在邊陲位置和風沙 肆虐的貧弱環境中，灣寶先民發展出「旱作為主、牽罟為輔」的生產方式，另一 社會結構「土地政策」則在不同年代涉入，灣寶先民藉此逐步獲得土地所有權，

加深在地行動者和土地間的連結，農村早期的發展風貌逐漸形塑而出。

1970 年代以後，「國家機器」成為關鍵的社會結構力量，農委會和水利局首 先涉入，協助當地進行農地重劃和灌溉設施的補強，加上居民的自主力量（土質 改良），共同改善灣寶的生產條件，使其轉變為「非稻即瓜、水旱輪作」的生產 方式，貧瘠弱勢的農村也蛻變成生產環境優良的特定農業區；接著國科會和地方 政府帶來的開發案帶來危機，經過抗爭、危機解除後，在地行動者結合文建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和主婦聯盟的輔導補助，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和有機栽培，也因 此強化原有的地方社群。在這個結構情境中，對在地行動者而言，「國家機器」

時而帶來建設、時而帶來毀滅，但他們沒有坐以待斃，反而借力使力、積極且活 耀，使其在這個階段累積足夠的社會資本和能量去面對另一波結構情境的挑戰。

2008 年的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是啟動另一波結構情境的媒介，「國家機器」

仍是此階段的社會結構力量主軸，在重工輕農的經濟結構中，不斷鬆綁農業政策，

導致全臺圈地浮濫，農地逐漸失守，灣寶也再度成為目標之一，此時除了在地行 動者具有凝聚力的地方社群外，也迎來外部行動者的援助，這些援助包括實際的 參與協助和知識的挹注補強，接著因大埔事件的爆發，讓整個議題熱度升級，也 讓灣寶再次成功渡過徵地危機。

上述透過三個階段的結構情境去理解灣寶農村的發展結構歷程，期間，行動 者看似被動的去迎接社會結構的轉變和挑戰，實際上透過和社會結構互動的過程，

行動者也不斷運用規則和資源去積累自己的優勢，因而創造出下一波的結構情境，

透過行動者和社會結構間的不斷互動，逐步突顯出灣寶的區域差異，也形塑灣寶 的地方認同和地方特質。

圖 5-3 灣寶的發展結構歷程

（四）追求土地正義的灣寶（圖 5-4）

奪他人財產權、生存權和工作權而獲利的殘酷行徑。

此外，灣寶至今仍不定時辦理相關農事教育和體驗活動（圖 5-6、5-7、5-8），更 在 2017 年初成立「臺灣之寶驛站」（圖 5-8），展售在地小農農作，成為小農和

影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ruralfront/videos/623287007701098/。（2017/06/19 瀏覽）

圖 5-5 農事教育與體驗活動一

（本研究拍攝 2012/04/01）

圖 5-6 農事體驗與體驗活動二

（本研究拍攝 2017/03/25）

圖 5-7 苦楝樹下說灣寶故事

（本研究拍攝 2012/04/15）

圖 5-8 臺灣之寶驛站成立

（本研究拍攝 2017/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