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難，一種吹散歷史迷霧的獨特悲劇。船難的肇生往往伴隨著大量財物與人 命的損失，為了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所留下的檢討記錄，讓我們得以窺看以 難船為中心，從船籍檔案與報紙資料以同心圓式的擴散至船員、載運貨品、航程 網絡，到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逐漸開展出整個時代環境與氛圍。美國內戰結 束後，國內工業經濟的日益成長，刺激商人長途跋涉穿越太平洋，到東亞尋求新 市場與新貨品，同時「飛剪船」造船技術經過無數世代的改良，逐漸達到製作快 速帆船的工藝極致。美國帆前船羅發號與班傑明修厄爾號都是在此時代脈絡中，
前來到東亞海域進行商務貿易。
1874 年，由著名的彭內爾造船廠所製成的班傑明休厄爾號竣工下水，一度 被喻為美國航行在海上的貿易船隻之一。隨著 1903 年於臺灣南端遭遇強烈颱風 而漂失的意外，使我們注意到它所留下的貿易記錄，重新建構出曾經跨足於歐洲、
美洲、亞洲、澳洲四個大陸，往來於太平洋東西兩岸的貿易模式，而它的主要運 載的貨品為硝石、肥料、煤炭、木材及一般貨物，使我們得以了解透過以班傑明 休厄爾號為例的快速帆船，在面臨蒸氣船逐漸取代木製帆船的時代下，依舊肩負 著什麼樣貌的航運任務。在班傑明休厄爾號的最後航行任務中，意外發現有美國、
日本、朝鮮、中國、俄羅斯、智利與菲律賓的多國籍船員存在，顯示近則從新加 坡到上海的航程，遠則到美、亞洲區間的航線中，乘載船員的背景的高度複雜組 合，不同國籍人員的往來互動是如此的頻繁。另外，造成班傑明休厄爾號面臨覆 滅命運的強烈颱風，根據當時臺北測候所的氣象資料，連續三年的 10 月份秋颱 都造成臺灣地區與周邊海域嚴重的傷亡，前一年的颱風更肇生英國與挪威籍兩艘 輪船而在澎湖海域沉沒意外，揭示了颱風生成等氣候問題對貿易船隻的航行安全 具有決定性影響。對於了解班傑明修厄爾號事件的船難經過，透過比較散見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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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族研究的不同文本，雖然各有些許貽誤，但也能對映出官方紀錄中未曾顯現的 觀點，以達悟族人的角度自陳在船難事件中，抱持友善姿態卻遭誤解的面相。
船難也是種試驗，試驗肇事國在船難所引起交涉衝突，如何負起水難救護的 國際義務，與面對究責過失時，表現出什麼樣的統治特性。同樣的，國家政府對 難民的安置措施與對疑凶的懲治規訓，與當地原住民如何處置漂流民，兩者對人 命尊嚴又表現出什麼樣的價值態度。在班傑明修厄爾號在風雨中遭受嚴重損害後，
由船長霍爾斯第帶領的小艇抵達臺東加祿蘭處，隨即觸發日本政府的水難救護工 作，與搜索倖存者的後續處置。但是另一艘漂流至紅頭嶼的逃生小艇就沒有如此 幸運，透過倖存者證詞的指控，島上達悟族人對船員劫掠以及翻覆小艇的動作，
間接造成 7 名船員的死亡。除了 2 名華人與 1 名智利人外，其於死難船員與遭風 船隻皆為美國籍，引起美國官方與報紙輿論的高度關切。
在日本的《總督府公文類纂》、《理蕃誌稿》的官方報告，與美國國務院的《美 國外交關係文件》外交檔案從中發現，而原本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預計以無法確 認船難確切真凶前提下，加上基於對達悟族人溫和習性的理解，試圖對達悟族人 施予和平訓諭方式來善後的構想，在美國國務院的強烈要求究責，與質疑日本是 否具備執行有效且確切懲治行動能力的壓力下，迫使日本中央政府承諾將，參考 德國此西方國家對殖民地原住民肇生的船難事件，以燒毀部落家屋的作法，改採 有效與嚴厲的行動懲治達悟族人來作為答覆。同時，美國代理國務卿盧米斯採用 由臺灣當地駐淡水領事蘭伯特所提供的意見，透過駐東京美國公使葛理斯科姆向 日本政府提出以監禁部落領袖作為懲治、提高紅頭嶼的駐警人數，與人質連帶保 證的三點建議，作為預防船難悲劇再次發生的指導意見，同樣也被日本政府所採 用。
然而，在日本政府承諾執行有效與嚴厲的懲治行動中，透過達悟族裔的董森 永牧師所收集達悟族部落的口述資料可見，日本政府施加在達悟族人身上的懲治 行動，因無法確認實際犯下惡行的嫌犯，日本警察透過欺瞞、誘捕的態度，未經 調查就逮捕達悟族中的部落菁英，藉此重新樹立日本官方的統治權威。但是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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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懲治行動，卻也造成達悟族人承受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害，至少有 13 棟居住 屋社被焚毀，3 名部落成員在逮捕行動中遭受凌虐而死，留下達悟族人不願再次 回顧此事的悲慘記憶。
班傑明修厄爾號事件中，美國籍船員遭受臺灣原住民加害而造成死難的結果，
與 1867 年同樣在臺灣南部海域遭難的羅發號事件相當類似。然而當事國中、日 兩國處理方式卻大有差別。羅發號事件中，清廷的臺灣地方官員以臺灣高山原住 民的野獸習性，與案發之處不是中國版圖，以及非地方官員職掌為藉口，消極面 對美國的究責，並放任美國領事與地方士紳合作，自行與番社頭目和議，使後續 有意挑戰清廷在臺灣後山治權的日本有所依憑。1895 年，日本取得臺灣作為第 一個殖民地時，試圖向西方列強證明自己將成為有能力建設殖民地的近代化國家，
努力往文明開化的目標前進，隨著班傑明休厄爾號船難事件的意外發生，試驗著 日本政府能否在肩負起國際水難救護責任中，表現出近代化國家應有的特質。不 同於中國在羅發號事件的消極態度，日本政府在搜救倖存船員的行動、為避免慘 劇再次發生的交涉協商、對疑凶究責的懲治行動，等等勇於承擔責任的態度，呈 現出與過往舊帝國－中國截然不同與積極的統治理性。班傑明休厄爾號事件的 2 年後，日本從日俄戰爭中獲勝，其帝國實力得到歐美各國的肯認，終在近代化國 家行列中站穩腳步，對於這樣的結果，從日本政府如何善後處置班傑明休厄爾號 事件的交涉中便可見端倪。
船難也是命運之繩，將原無交集的雙方繫聯一起。班傑明休厄爾號事件所引 起的美日外交交涉，其調查結果都歸咎於紅頭嶼達悟族人所施加的「暴行」，原 本與世無涉的達悟族人被捲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力，同時被置放於歷史舞台。
此外，當時達悟族人遭受指控出乎日本政府意料之外的犯行，但是在草率的調查 與逮捕行動中從未釐清事件當下達悟族人的行為動機。現在可以從人類學家的研 究成果，與達悟族人的口傳故事，重新去認識達悟族對漂流民與漂流物的態度，
從而了解漂流資源在部落文化與經濟環境中扮演什麼樣的重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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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頭嶼第一次被書寫進官方文書以來，清、日兩國的官員對孤處在外海島 嶼的達悟族人第一印象都是性情馴良，這樣的片面印象，忽略掉潛藏在達悟族部 落文化中的劫掠特質。有別於臺灣本島高山原住民的強悍殺戮，達悟族人對死者 的畏懼，深怕鬼魂的詛咒與侵擾衍伸而來的禁忌規則，溫馴和善、不殺奪性命成 為達悟族人外顯的特質。船難發生的時節又未牴觸或干擾達悟族人重視的歲時祭 儀。因此，班傑明休厄爾號倖存者所指控的犯行，應該歸咎於島嶼經濟資源的缺 乏，從鐵器由來、漂流物及遭難船隻的聯結，達悟族人發展出將掠奪漂流船隻視 為取得重要資源的途徑。此一行為從 1668 年日本船民漂流至達悟族人的文化原 鄉，與巴丹島原住民遭遇的經驗留下來的紀錄得到佐證。
班傑明休厄爾事件結束後，並未明顯的改變臺灣總督府對待紅頭嶼的治理態 度。經過四年空白後，殖民政府才逐步藉由山地警察駐在所的改制，逐漸增加官 方統治力。也因為達悟族人溫馴良善的特質，使得總督府官方不需付出太多心力、
成本，便可維持地方的安定，卻也導致紅頭嶼相對其他編制蕃地近代化的過程最 為緩慢。除了民間注意到紅頭嶼海域的漁業資源而帶來的開發，總督府將達悟族 人作為人種展示的商品，使達悟族人與外界接觸的日益頻繁。但隨著對外界開放，
將文明社會的病菌帶回沒有抗體的部落組織中，卻又缺乏完善的醫療設備，使得 達悟族的部落族群遭受到致命疾病的打擊，並造成人口銳減的負面影響。殖民政 府為了解決傳染病對達悟族人所施與的醫療行為，同時也消弭掉達悟族人對日本 統治的抵抗力量，為了衛生防疫的需要設置的紅頭嶼療養所，為島上引進西方式 近代醫療體系，但是諸如此類的近代化建設，往往都倚賴達悟族人的強迫勞動才 能夠完成。紅頭嶼的近代化，自始至終都成為達悟族人的痛苦來源。
船難研究的發掘、對映與串聯的三個特質，從受害人、疑凶到仲裁者的三種 不同角度，開展出許多面向與問題。以探究船難發生的契機，將人、海洋、土地 與時代綴聯在一起，有助於讓我們更了解事件當下的世界。船難為船員帶來的悲
船難研究的發掘、對映與串聯的三個特質，從受害人、疑凶到仲裁者的三種 不同角度，開展出許多面向與問題。以探究船難發生的契機，將人、海洋、土地 與時代綴聯在一起，有助於讓我們更了解事件當下的世界。船難為船員帶來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