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商工團體制度之發展，隨著時代遞嬗而有不同的意義，最初晚清當局係 期待勸辦商會以因應列強「商戰」，到民初國民政府貫徹國父孫中山先生「節制資 本」之理念，及抵抗日本侵略戰爭，而強化對商工團體之管制。再後來播遷來台，
政府為建立政權之正當性及穩定，更是升高對商工團體之掌控，並建立複雜且繁瑣 的金字塔體系。
在過去威權時代的黨國體制當中，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掌握國家權 力、一黨獨大，透過國家立法方式，建立具有少數性與壟斷性的商總、工總及其次 級商工團體等，由政府機關給予輔導，並由國民黨透國中央、省、地方三個層級負 責為監督、運作。做為執政黨的國民黨，與商總、工總之間發生統合性的結合關係。
197因此，這種國家機器透過功能性的利益代理組織，與社會中的主要團體發生政治 的關係，當屬學理所稱的國家統合主義。執政黨透過垂直的關係，以國家機器之優 勢地位與各個居於弱勢的人民團體進行不對等的利益交換，亦符合現代政治領域中 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國家在政治領域中提供有形、無形的利益，藉以換取 侍從者的支持，相互之間屬於特殊利益與政治支持的交換。而國家能夠給予其特殊 利益，與國家的分配、控制資源的角色有密切相關。198這一點也充分反映在商總、
工總的人事上，理事長長期以來都與國民黨有密切之關聯。199、200
197王振寰，臺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4 期，頁 138 (1993 年)。
198王朝枝(註 8)，頁 32。
199商總理事長之資料，可參照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網站，http://www.roccoc.org.tw/About/Overview/
最後瀏覽日期：106 年 9 月 12 日。第三屆、第四屆理事長王又曾(民國 82 年-民國 89 年)，在民 國 88 年到民國 89 年之間，擔任國民黨之中常委、王又曾之子王令麟為第五屆、第六屆理事長 (民國 89 年-民國 95 年)，且為國民黨提名之第 3 屆、第 4 屆全國不分區立委、第七屆、第八屆理 事長張平沼(民國 95 年-民國 102 年)，曾為國民黨籍民國 72 年、75 年、78 年增額立法委員，皆 與國民黨頗有淵源，直至民國 102 年理事長改選，方由不具政黨色彩的賴正鎰當選理事長一職。
200經查，1993 年後，工總理事長高清愿、林坤鐘亦為國民黨籍成員。直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 2003 年工總改選，理事長才由較不具明顯政黨色彩的侯貞雄當選理事長一職。而其後繼之理事 長陳武雄、許勝雄，亦同樣不具鮮明的政黨色彩。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我國對於商工團體之法制，是朝加強管制之方向進 行，至解嚴時期始有所趨緩。惟在民主化之後，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遲遲未有 重大修正，並徹底檢討商工團體之定位，以致於商工團體實際上仍如威權時期之「被 管制者」，雖似有公法人之形，卻毫無公法人之實，以至於商工團體屬性之爭議不 斷，既不能如同德國、法國之商會般協助政府執行公法任務，又對人民之結社自由 造成過度侵害。
對此僵局，林子儀大法官及彭鳳至大法官於釋字第 64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認 為「於檢討有關管理商業團體之相關規定時，應屏除以往威權體制時期，漠視人民 結社自由之思維，而應基於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促進民主憲政秩序穩定發展之憲法 意旨，重新檢討商業團體法及其相關規定之必要性。」蘇永欽大法官於釋字第 72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也指出：公法人性質的人民團體，和自由結社的人民團體，本 質完全不同，我國對於職業團體(包含商工團體)之法制，不可始終「公不成、私不 就」。皆在提醒政府部門應當儘速重新思考、定位商工團體未來之走向。
本文認為，如欲使商工團體承擔公行政任務，以協助解決國家面臨之問題，諸 如勞資對立問題、工業發展問題、計畫經濟問題、消費者保護等，則既有之體制已 提供相當之基礎，只需確立方向，採取社會統合主義。如此，則業必歸會制度之存 在便有了正當理由。惟現行「業必歸會」制度仍有大幅修改之必要。201如若政府當 局遲遲無從確認究竟有何公法上任務必須交予商工團體承擔、執行，本文認為本諸 民主法治及人權保障之理由，政府應盡快廢止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朝向多元 主義、擁抱英美法模式，既能夠解除對結社自由過度之侵害，且在既有的法治基礎
201有關業必歸會制度之修改，至少有下列問題必須面對：如我國究竟有何特別於德國、法國之公 益目的，而需對於同業之結合採取強制入會？政府對商工團體劃設三個層級並賦予商工團體之任 務是否應有所區分，並依其所肩負之任務而授予不同之公權力？又不同層級間之關係為何，係相 互平等或上下隸屬關係？因上開問題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不再深論。
下仍能夠與商業、工業業者組成之團體相互互動、溝通協調，並不會導致政府部門 與民間斷絕聯繫管道。
反之，立法政策也可傾向多元主義、效仿英美法模式，降低對於商工團體之管 制，減少商業、工業業者從業之門檻，讓商工團體以外、由商業、工業從業者組成 之團體，亦能夠與商工團體一樣獲得政府之重視，以其靈活多元之特性相互競爭、
合作，俾為商業、工業從業者提供更具實益之服務。如此，則人民之結社自由受到 充分之保障，且政府在既有之法治基礎上，恪遵正當法律程序，善用公聽、聽證等 制度，聆聽各界心聲，當可集思廣益，本於公益，尋求最妥適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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