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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依此三種權利於法條中之順序觀之，似乎隱含著生存權的重要性係凌駕於 工作權及財產權之上。生存權亦有稱之為生活權者，為國民有權利要求國 家保障其得以過著合乎最低限度人性尊嚴的生活；國家亦應積極地為各項 措施，以主動保障人民得過著文化的、合乎人性尊嚴的最低限度生活。
本文係以生存權相關理論為基礎，來探討土地徵收中之生存權補償議 題，故理論之鋪陳至為重要。本文從人性尊嚴保護原則及憲法生存權保障 之意義出發，並由土地徵收補償原則導出完全補償原則，再由完全補償原 則導出生存權補償，從而確定土地徵收應給予生存權補償之必要性。另對 於本文之理論建構，係同時兼採憲法學者之見解與法哲學理論之交互印 證，以強化理論基礎，並利於後續之展開。
人類從自然法以來的思想，認為人之生而為人即擁有人性尊嚴。故人 性尊嚴乃係人一出生即自然擁有之基本權利，係先於國家而存在、先於憲 法而存在，不待實定法的規定。人性尊嚴為人類最高之價值基礎，生存權 之目的在維護人性尊嚴，使每個人都能夠有尊嚴的活著。我國憲法原無人 性尊嚴之設，於 83 年修憲時始於增修條文中明文保障婦女之人格尊嚴；然 而，即便憲法未設此規定，國家仍須本於人性尊嚴的最高性而主動保障婦 女甚至其他人民之人性尊嚴。另人性尊嚴雖非規定於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 利義務章中，惟如此反而更能彰顯人性尊嚴係高於憲法位階之基本權利。
生存權亦係源於自然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德國威瑪憲法，為生存 權保障明定於實定法之濫觴，後為各國所仿傚，我國亦於制憲時將其納入，
從而使得生存權從自然法的權利性質，成為實定憲法中的人民基本權利，
我國憲法並於「基本國策」章中就生存權保障為若干具體化之規定。
Kant 的意志論與 Munzer 的投射理論，將個人內在的意志、人格投射至 外部的財產，使無經濟基礎之人亦能透過擁有最基本的財產，而有尊嚴的 活著。Dworkin 所定義之人性尊嚴，係指在實質平等的前提下，每個人都存 在著一個積極的責任，就是實現其生命的價值。從而，無論從法哲學之面 向，抑或從憲法層次，均可得出人性尊嚴與財產權、生存權實具有密不可 分之關係，此三者亦具體的構成了本篇論文之基礎。
憲法生存權保障之效力，日本學說上有指針規定說、抽象權利說及具 體權利說三者；在我國，生存權保障之法的效力相對較為薄弱，故於實務 見解上亦多漠視此一權利之具體存在。惟儘管如此，具體權利說對於生存 權保障之具體落實關係甚鉅，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亦有待於擁有具體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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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之。從而本文認為，具體權利說仍為吾人面對憲法生存權保障所應 有的積極態度。
土地徵收係公用徵收之一種態樣，公用徵收係我國損失補償體系之一 環。土地徵收損失補償立論依據之一為平等原則，國家因公益之目的強制 剝奪或限制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造成特別犠牲，基於平等原則，國 家應填補被徵收人所受之損失，否則對於被徵收人與未被徵收人間將造成 不平等。近年來，便有加上生存權補償之理念者，認為生存權因土地徵收 而遭受侵害時，亦應給予生存權補償，使能回復至被徵收前之生活狀態，
是以生存權補償乃在我國損失補償體系中應可確定。
我國土地徵收實務，有徵收必有補償，補償要有法律之依據，此乃「徵 收補償連結原則」及「補償法定原則」。學說見解多認為土地徵收時應給 予完全補償，以填補其損失，使回復被徵收前之生活狀態。完全補償之具 體內容，包括財產權補償及附隨損失補償二大類，而生存權補償則類型化 於附隨損失補償項下。生存權補償為損失補償，非社會補償，應以現物補 償為主，金錢補償為輔；它的內容包括狹義生活補償、少數殘存者補償、
離職者補償及生活重建措施等。生活重建措施是生存權補償項目中之最重 要者與成敗之關鍵，它包括了拆遷戶安置、土地、建物重新取得之斡旋、
職業介紹、指導或訓練、低利融資、公營住宅入居之斡旋等。
儘管如上所述，學說見解多認為土地徵收時應給予完全補償；惟行政 實務及司法實務卻仍停留在相當補償之傳統見解上，使得土地徵收之人民 權利保障仍存有缺漏，尤其在生存權補償方面。故如何充實生存權補償內 容，以填補現行與生存權補償有關之人民權利保障缺口，闕為重要課題。
而對於土地徵收補償仍存在著完全補償與相當補償爭議之當前，本文雖一 再強調生存權補償之重要性，然而事實上，迫於現實因素之考量，侈言生 存權補償，在現階段要實現誠屬不易，外國是如此，在我國亦復如此。惟 此並非意味著本文並無研究之實益，蓋新課題的肇始階段，學說及實務見 解不一致實乃必然，學說見解經常都是走在實務見解前頭，經過學說與實 務二者不斷的激盪與淬鍊始能達成一致。且生存權補償與財產權補償係在 完全補償理念下之不同補償項目，二者並無先後之分，亦無進階之概念，
而係土地徵收時應予同時補償者。
生存權補償對國家財政將造成重大之負擔，宜限縮其適用對象。按平 等原則容許在特殊情形下，有差別待遇存在； Rawls 正義兩原則之第二原 則中的差異原則，則強調為社會上最不幸的人爭取最大福利之理念。蓋此 一給予最不幸者好處的不平等行為，其目的乃在使最不幸者能透過此一行 為而提升至與眾人平等之狀態。故本文認為，生存權補償之權利主體以合 於最低限度生存權之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為限。而所謂最低限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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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權者，係指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最低限度的財產，以在肉體上、精神上能 過著像人那樣的生活，這是在社會中為確保人性尊嚴的最低限度生活；所 以，這不是指單純的像動物般生存的、僅僅維持必要物質的最低限度，而 是要確保人們能夠有尊嚴活著的具有一定文化性的最低生活水準。至於最 低限度生存權之判斷標準，則以低收入戶為原則，即合乎最低生活費標準，
且家庭財產低於內政部公告之一定標準以下者；最重要者，還必須依照大 法官釋字第 422 號解釋意旨，參酌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個別家庭實 際困窘狀況而認定之。
質言之，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中之低收入戶本來即為憲法生存 權保障之對象，國家在平日尚須本於其職責而給予弱勢者生存權保障；則 在土地徵收之特別犠牲場合，因而造成剝奪或限制其權利時，依「舉輕以 明重」之法理，更應給予生存權補償始為至理。生存權補償既係以回復過 去的生活狀態為目的，其不僅依據憲法第 15 條的生存權及財產權保障，尚 包括憲法最高價值的人性尊嚴以及憲法第 7 條的平等原則等，於賦予生存 權補償作為具體權利之法源依據上，均具重要意義。從而土地徵收時，人 民之生存權有遭受侵害者，即得據此而具體的向應補償人提出請求。至於 請求之方式，則應具體的依據特別犠牲理論、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保障及憲 法最高價值之人性尊嚴保護原則而為請求。
本篇土地徵收中之生存權補償，學說之建構相當程度地參酌了日本法 理論；在行政實務方面，我國仍有些許與生存權補償相關之項目，如獎勵 金、補助金或救濟金等與狹義生活補償相關者、區段徵收相關法規或地方 自治法規中有關拆遷戶安置之規定等，惟其僅為局部性之措施，且多為訓 示規定，對於行政機關並無拘束力。人民若據此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者，
行政法院多以「補償法定原則」，亦即以缺乏憲法或法律上依據為由而駁回 之。事實上，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行政法院法官們，在憲法或法律欠 缺保護人民之具體條文時，尚可考慮以特別犠牲理論、憲法原理原則或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等作為審判之依據，亦即以法官造法之方式為判決，否則 人民權利保障之規定將形同具文。
本文所論土地徵收中之生存權補償，其最重要課題闕為生活重建措施 無疑。生存權保障這一詞在我國尚屬於「名詞」而非「動詞」，生存權理論 或生存權法制化之工作，我國目前仍遠落後其他先進國家。惟生存權補償 項目中之生活重建措施，在先進國家如日本者尚且無法落實，故而，當前 我國來落實此一措施亦為時未晚。但，首先，政府及國人須先從建立共識 做起，上述我國對於拆遷戶安置作業法制化之工作已略見端倪，惟距離真 正的落實尚有一段路要走。政府應正視的是，生活重建措施並非單純的安 置問題，而是廣泛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因此解決生活重建的根本目標仍需 先解決拆遷戶之經濟或就業問題（工作權保障），有這種認知才能自根本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