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學者蕭全政在「組織與制度的政治經濟分析」中指出，組織與制度的形 成過程，正是特定偏差或特定政治性與經濟性利害得失模式，被動員、形塑的過 程；而它們的運作與變遷，亦正表現此特定偏差發揮作用，或進一步被進行政治 性與經濟性調整的過程(蕭全政，1997：1)。也因此透過本論文研究，我們可以發 現，過往學界針對政論節目的研究，過分側重經濟因素對節目走向與存續的影響 力，刻意忽略了政治層面關於資源分配與規則制定的權力探討。是以在傳統上，
預設政論節目為公共場域理性辯論與對話的觀點，乃至於以此觀點探討政論節目 對民主政治常態實踐的影響，只是一種價值判斷後的想像。
正因所有討論空間或意見平台其實都是偏差的結果，忽略此一特性的研究者，
常以節目是否出現「話語權壟斷」等特性，作為分析是否符合政治民主導向的標 準。更藉此批評政論節目劣質化，導致多重限制與規範參與者公平進入公共領域 的機會，徒然製造一群短暫、情緒、言不及義以及謾罵的公眾意見；甚至得出政 論節目早已喪失審議民主應有的藉協商討論產生共識，繼而產生或影響政治決策 意涵的結論。廣電基金出版(2004)的「透視政論節目」更直指，有 5 成 8 的學者認 為，政論談話性節目與媒體不自制是造成社會對立的主因(廣電基金，2004;102)。
但事實上，節目走向只是反映了在政治經濟因素影響下，所呈現的一種特殊 表現型態，藉以展現電子媒體的言論立場與傾向。因此結構因素的重要性，超過 個別主持人或製作單位的立場或手法，所有形式只是反映不同時期相關行為者的 利益分配模式，各自進行其極佳化或最大化(蕭全政，1997：5)。基於政治與經濟 脈絡下偏差之呈現，各媒體及其節目之間的競爭，非單純以激烈的收視率競爭所 能涵蓋。
過去 20 年，臺灣政論節目受歡迎，固然藍綠對立、壁壘分明的政治環境使然，
政治競賽幾乎獨斷政治發展，政論節目「代替」觀眾紓發對政局及政治人物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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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和失落；隨政黨對決而起舞，也引發各政論節目欲罷不能的局面。政論節目引 發的效益，的確對臺灣政治乃至於民主運作造成影響，但不能把這當作是主要甚 或是唯一的影響因素。
特定的行為者總是在不斷調整、形塑偏差，使自己的政治權力極大化，並兼 顧到利益極大化之目的。政治之所以變成一場秀，陽春辯論與討論的表現形式之 所以越來越被揚棄，乃至於當前傳統政論節目的式微與變形，不是政論節目黔驢 技窮的結果，而是背後的政經結構在起作用。
壹、 公共辯論空間只是預設立場的想像
臺灣市場規模有限，有線電視頻道競爭激烈，從經濟角度分析，政論節目可 用較低成本，達到政府法令對電視頻道自製率的要求，又可賺進一定廣告收益；
並可拉抬前後節目的收視率，帶進更多廣告。但畢竟頻道資源與播映時段是有限 的，電視台選擇把時段讓給政論節目，本身就是一種偏差。
因此，質疑政論節目刻意以議題與形式的二元對立，塑造衝突性與賣點，藉 此牟取收視率或經濟利益，反推出對經濟利益或個人私利的追求，將影響公義－
公共辯論空間的說法，顯然太過簡化其間運作過程；更忽略了二元對立僅是達到 效果的方法之一，不必然要透過二元對立才能達到類似效果。
例如，學界與政界同樣對政論節目「選邊站」、參與來賓同質性過高等問題多 所批判，甚至一度干預。節目成為一言堂、二元對立是外部效應，目標是達到質 疑者所謂操控輿論、製造衝突情緒，只突顯了這種偏差形式及其效果，是節目製 作者或電視台所需要的。
為打破所謂一言堂的質疑，部分節目特意用「假平衡、假辯論」的手法予以 回應；即在節目中安插一兩位持不同黨派意見的來賓，遭到其他參與者連番砲轟、
質疑，在眾口鑠金的壓力下，似乎成為非主流意見、鎩羽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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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爭議所在多有，爭議一方往往忽略了，這類型的假平衡其實代表著電 視台或節目製作單位的控制加強，因此不是政論節目為吸引特定政治立場觀眾而
「選邊站」，或刻意塑造反對、質疑或為特定政治人物辯護的氛圍。因為電視節目 的邏輯並非單純的經濟邏輯，即非一切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將政論節目視為選 民在言論自由市場購買政黨或政策認同的行為。政論節目的基本目的，還是在表 達鮮明的言論立場，以塑造議題，發揮影響力，追求政治利益的極大化，同時間 以淺碟式辯論滿足閱聽大眾收視需要；因此，「劇本」與「劇場」的形式才是關鍵。
在此偏差之下，政論節目必須是議題的領先者、塑造者，以引導特定族群思 考的指標；其細緻化的結果，就是以劇本規範言論範疇與立場的必然性。既然節 目的激辯形式、刻意激起的情緒衝突是偏差的結果，假平衡自然是一種變通的敘 事方式。反而在過程中，一些政論節目曾因二元對立的激化，導致參與對談的政 治人物在情緒激動下，發生罕見的肢體衝突。這類型超出常軌、超出劇本預設的 操控範圍的行為，或許會引來收視率，卻會為媒體集團的影響力與控制力造成傷 害；因此電視台與製作節目反倒會降低對立的氛圍，甚至排除不理性、表現不夠 專業的意外因素。
也因為電視台控制加強，以及作為媒體集團集體立場言論基地的角色強化，
在政論節目的形式上，原本以開放 Call l-in、形塑民眾踴躍表態為主的政論節目型 態，逐漸出現 Call l-in 時段不斷限縮；甚至以非人聲的電話 Call l-in 通數投票機制，
大幅取代民眾表意積極度的方式。即使保留部分 Call l-in，也多半僅出現在節目討 論的邊陲時段，且往往淪為陪襯性質；甚而演變成「當事人澄清專線」，以立場相 左的兩方現場來賓辯論製造衝突話題，最後催生出按照劇本呈現討論氛圍的劇場 模式。
因此，Call l-in 節目不再成為政論節目的主軸，並非是民主政治的受損，或是 公共討論場域的縮減。因為從 Call l-in 節目一開始，電話的撥入就是受到通數與時 間長度的限制，民眾的意見也都被限制在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支持或反對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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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與主持人意見相左，隨時可能被切斷。從根本上就是被操縱的假民意反映，
只是使節目更熱鬧。因此，有沒有 Call l-in 只是形式的改變，操控與影響的實質力 量未曾改變，改變的是表達立場的手法與方式，又何來民主政治的實踐？
相反地，透過節目主動安排來賓以政治代表、媒體代表的身分在節目中辯論，
其內涵是在利用這些原本應該中立、跨黨派的參與形式，向民眾傳達了民意實際 參與或代理一般公眾參與的想像，以取代絕大部分民眾不參與的缺席事實，並預 設政黨政治與代議政治應代表人民處理公共事務的立場；更反映了電視台在幕後 過程中刻意操控、設定參與方式的實然面。
此外，有學者認為，政論節目發展初期，藉由常態性安排不同政治光譜政治 人物至節目中參與討論，等同是一個政黨政治動員、政策意見與評論交換的「平 臺」，提供政黨進行政治理念溝通、政見宣傳或者政策說明辯論。
的確，從解嚴開始，有線電視臺的電視政論節目迅速占據輿論制高點，以挑 戰權威的身分，爭取民眾認同，也是到政黨普遍重視。無論是希望擺脫權威形象 的國民黨、希望跳脫街頭路線的民進黨，甚至希望展現活力的新黨與無黨籍人士，
都希望透過電視這項新興媒體與傳播技術，展現政黨理性辯論、重視民意的形象。
每晚播出的政論節目的確也展現快速傳達理念、影響民意的窗口特性，也是政黨 競爭的重要場域。
但隨著政治參與普及化，新聞自由化，政黨已透過類似手法加深民眾印象的 需求降低。類似預設節目產製邏輯應試圖營造中立的前提，實則忽略政論節目有 其收視考量的經濟特性，更忽略對議題與節奏的掌控正是政論節目影響力所在，
完全不符合政治經濟結構下的運作邏輯。此一形式在政黨論替、意見衝突漸成常 態的政治氛圍中，早已註定被淘汰。
舉例而言，各政黨為主導輿論市場，或是避免一面倒地在媒體呈現上處於弱 勢，曾嘗試以合作契約、贊助、包時段、組織外製等方式，影響甚或推出政論型 態的節目，但無一不在特定時間後消失。除了電視台無意為節目背書，更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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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收視率或廣告，類似節目並無法在經濟上獲得長期自主經營能力。
但從本研究訪談中也可以發現，外界常討論的經濟利益因素，例如收視率與 因而帶來的廣告量，曾被部分學者推論為媒體用以檢視政論節目績效與存續的主 要因素。類似說法是混淆了集團經營者、媒體管理部門與製作單位不同的立場，
尤其對媒體經營者而言，各別節目的收視率並非單一考量因素，因節目帶來的影 響力、名聲，通常會比經濟利益之增益要來得更為重要。
因此，電視政論節目「分眾」策略之選擇，並非單純是人為因素或經濟因素，
而要放在政經脈絡中考量。一如 Schattschneider(1960:71)所說，「任何形式的組織都 隱含著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用於某種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
而要放在政經脈絡中考量。一如 Schattschneider(1960:71)所說，「任何形式的組織都 隱含著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用於某種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