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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根據以上呈現之研究結果作綜合討論,以了解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發 現。除了由樣本填答情形之平均數、標準差,分析說明特殊學校家長對家庭復 原力及親師合作的現況看法外,並以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統計方法,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對家庭復原力及親師合作的差異情形;

再探討家庭復原力、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相關因素與親師合作之間的關係,

最後分析家庭基本資料、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相關因素及家庭復原力對家長 參與學校教育的預測情形。根據研究統計結果在本節做成綜合討論。

一、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家庭復原力之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在家庭復原力量表中整體平均數為 2.73±0.60,各向度得分平均介於 2.69 到 2.77 之間,在三個向度中,家庭執 行程度最良好的是家庭溝通與問題解決過程,而家庭組織型態的部分則為最 低,趙善如(2006)以高雄市單親家庭為研究參與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家長願意 學習問題解決的技巧,然而經濟及外部的資源不足則容易造成家庭復原力低 落。不同家庭背景變項在家庭復原力的結果,分析如下:

(一) 家庭復原力在不同婚姻狀況上達顯著差異,且已婚者在家庭復原力表 現大於離婚者,Upadhyay 和 Havalappanavar(2007)以單親的智能障礙者家長為 研究參與者,也發現單親家庭由於沒有配偶支持,在家庭復原力上比較不足,

也凸顯出配偶的支持與否為影響家庭復原力很大的因素。

(二) 家庭復原力在是否參加家長團體上達顯著差異,且有參加家長團體大 於未參加, Skok 等人(2006)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假設相符合,Skok 等人(2006) 以腦麻兒童的母親為研究參與者,發現參加家長團體能接收到更多的社會支 持,家庭成員所受的支持越多,幸福感越高,而在家庭復原力上也會越高。

(三) 家庭復原力在父親(男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上達顯著差異,且教育 程度為研究所畢業大於國中小畢業,也顯示出父親(男性主要照顧者)在整個家

庭復原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教育程度也會影響著家庭復原力的高低。

(四) 家庭復原力在全家平均月收入上達顯著差異,鍾淑慧(2006)、劉芷瑩 (2006)以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為對象,其研究發現皆有類似的結果,也符合本研 究之假設,全家平均月收入低於兩萬以下,連基本生活都很難兼顧,更遑論在 危機之中的應對進退了,或是在危機之中有正向的觀點來面對挑戰了。

(五) 家庭復原力在教養方式上達顯著差異,放任型的教養態度皆較民主型 及專制型教養態度顯得家庭復原力較低,由於放任型教養態度的家長本身對家 人就較不關心,因此在家庭成員間也較不會有凝聚力、向心力,遇到事情不聞 不問,相較於專制型或是民主型的教養態度,放任型教養態度的家庭顯的家庭 復原力明顯低落。

(六) 家庭復原力在其他家庭基本資料及身心障礙孩子基本資料的部分,未 能達顯著差異,也與部分研究不相符,例如曾旻瑩(2011)以自閉症家長為研究 參與者、吳秉琦(2014)以身心障礙者家長為研究參與者,其研究中有提到家庭 因家中有身心障礙者,因此家庭壓力越大,但孩子障礙類別及障礙程度中,其 家庭復原力皆未有影響,且陳亭妤(2012)以國小一般兒童家長及國小特殊兒童 家長為對象,其研究中指出宗教信仰會影響家庭和諧及身心靈健康,也與本研 究結果不相符。此可能原因為本研究參與者主要是特殊教育學校之家長,孩子 的障礙類別、障礙程度都較為集中且嚴重,因此檢測不出身心障礙兒童在家庭 復原力上影響之差異。

二、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對親師合作之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特殊教育學校家長在親師合作量表中整體平均數為 2.29±0.58,各向度得分平均介於 1.52 到 2.96 之間。在所有向度中,家庭執 行得分最高的是協助孩子在家學習,而擔任義工的部分則為最低,此與趙惠君 (2010)以特教班家長為對象,其研究結果相符,而在與孩子學習直接相關的決 策部分則與趙惠君(2010)不相符,可能原因為本研究參與者為特殊教育學校之 家長,在此領域家長必須要決定很多與孩子學習相關的事務,因此參與情況較

高。而不同家庭背景變項在親師合作的結果,分析如下:

(一) 親師合作中「與孩子學習直接相關的決策」在不同主要照顧者中有 顯著差異,母親大於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其他項目中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可 能原因在於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可能因為對特殊教育認知不足,因此在決定孩子 的教育決策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意見是比較少的。

(二) 親師合作在不同婚姻狀況中「與孩子學習直接相關的決策」及「協助 孩子在家學習」中有顯著差異,且婚姻狀況為已婚者大於喪偶及其他,詹月菁 (2003)以國中資源班家長為對象、郭增佑(2007)以國小聽障生家長為對象、鍾 珠宜(2007) 以學前特殊幼兒家長為對象、趙惠君(2010)以國小特教班家長為對 象之研究結果皆發現親師合作會因為婚姻狀況不同而有所影響。

(三) 親師合作所有向度在是否參加家長團體中皆達顯著差異,趙惠君 (2010) 以國小特教班家長為對象、呂滄堯(2012)以特殊學校高職部家長為對 象,其研究結果皆顯示出有家長參與家長團體,對親師合作的態度也較為積 極。

(四)親師合作中「參與親職教育課程」、「溝通協調」及「與孩子學習直接 相關的決策」在父親(男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中有顯著差異,親師合作中

「溝通協調」及「與孩子學習直接相關的決策」在母親(女性主要照顧者) 的教 育程度中有顯著差異,孫秋雲(2009)以華僑學生家長為對象及陳妤培(2012)以 國小學生家長為對象之研究結果亦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會影響親師合作,但其他 研究並未將父母親分開檢驗,而本研究分別檢驗之結果顯示父親的教育程度相 較於母親的教育程度,其影響力較大,可能原因為母親不論教育程度高低,對 於孩子的教育及與親師的合作可能都會較為在意,而大多數父親對於孩子的教 育責任為由母親主導即可,然而教育程度較高的父親(男主要照顧者)則可能因 為自己本身受教育較高,對於孩子的教育也較為注重,因此在親師合作上也較 為積極參與。

(五) 親師合作中「溝通協調」、「協助孩子在家學習」及「與孩子學習直接

相關的決策」在全家平均月收入中有顯著差異,且月收入兩萬以下顯著低於其 他月收入之家庭,孫秋雲(2009)以華僑學生家長為對象、陳婷潔(2009)以特殊 幼兒家長為對象、趙惠君(2010)以國小特教班家長為對象及趙惠玲(2014) 以國 小特教班家長為對象,其研究結果皆顯示出家庭社經地位較高,月收入較高之 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及與親師的合作也較為積極。

(六) 親師合作在教養方式上達顯著差異,放任型的教養方式較民主型教養 方式其參與度較低,由於家長對於孩子不關心也不在意,因此對於親師合作上 的積極度也相對不高。

(七) 親師合作在孩子性別上達顯著差異,且孩子性別為男生,其家長參與 度會高於女生,本研究結果發現孩子性別影響親師合作主要原因可能在於中華 文化的傳統觀念的重男輕女,雖然孩子是身心障礙者,但由於傳統觀念,對於 男孩子還是會多上一份心。

(八) 親師合作之「與特殊教育相關的決策與倡導」在孩子就學階段有顯著 差異,以國小以下的家長參與度較高中職高,徐淑珠(2003)以國小啟智班家 長為對象、趙惠君(2010)以國小特教班家長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中皆顯示親師合 作的情形會因孩子就學階段而有差異,且子女年級愈低的親師合作比率愈高。

(九)主要照顧者及其性別年齡、工作類別、子女數、家庭型態、宗教信仰 及孩子障礙類別、程度等皆無顯著差異,徐淑珠(2003) 以國小啟智班家長為對 象、孫淑柔(2007) 以國小特教班家長為對象及趙惠君(2010) 以國小特教班家 長為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家長不會因為子女性別、排行的不同,而影響親師 合作;然而在孩子障礙程度及障礙類別,與趙惠君(2010)、趙惠玲(2014) 以國 小特教班家長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不同,可能原因為本研究主要以特殊教育學校 之家長為主,其障礙類別及障礙程度較為集中,因此檢驗不出差異性。

三、特殊教育學校之家庭復原力對親師合作的預測關係

本研究探討家庭復原力與親師合作間的關係,並以皮爾森相關來檢驗兩者 間的關係,同時也檢驗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素與親師合作間的關係,最後以

階層迴歸檢驗家庭背景資料、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素與家庭復原力對親師合 作的預測力,其結果分析如下:

(一)家庭復原力各向度與親師合作之相關情形皆呈顯著相關,且各分向度 皆呈現顯著相關,顯示家庭復原力與親師合作之間有正相關,家庭復原力越 高,則親師合作情形越高,陳怡君(2013)、莊蕙慈(2014)、古思潔(2016)及邱 淑如(2017)等研究指出家庭復原力對許多面項,如憂鬱傾向、學校適應、親職 壓力及家庭生活品質皆有幫助。

(二)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素與親師合作之相關情形大多呈現負相關,表 示家長在參與教育的影響因素越高,則親師合作情況越差,然而在「擔任志 工」及「與社區合作」兩個向度中,其影響因素與親師合作關聯性未達顯著,

但就整體而言,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素與親師合作呈負相關皆符合研究假 設。

(三) 家庭背景資料、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素與家庭復原力對親師合作的 預測力發現,家長團體對親師合作的預測力達 21%,而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 素則不具預測力,而加入了家庭復原力變項後,預測力增加了 20%的解釋變異 量,因此可以推論家長團體及家庭復原力中的家庭溝通與問題解決過程為親師

(三) 家庭背景資料、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素與家庭復原力對親師合作的 預測力發現,家長團體對親師合作的預測力達 21%,而家長參與教育之影響因 素則不具預測力,而加入了家庭復原力變項後,預測力增加了 20%的解釋變異 量,因此可以推論家長團體及家庭復原力中的家庭溝通與問題解決過程為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