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外部性

一、網絡外部性的起源

在經濟學的範疇中，當某人的經濟行為會直接影響到其他人效用的 高低時，我們就稱此人的行為，對其他人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張 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1987）。而外部性則有正面及負面之 分，正面外部性是指某人的經濟行為使其他人的效用提高，如某人在馬 路旁種花，花香將使他人愉悅；負面外部性則是指某人的經濟行為，會 使他人的效用降低，如化工廠排放廢氣，使周遭的人聞到而產生不舒服 的現象。

此觀念最早是由 Rohlfs（1974）提出，認為當越多組織、家庭使用 同一種產品或系統時，能夠使得使用該產品或系統變得更有價值，意即 該產品或系統的效用為何，可取決於使用的人數多寡而定。因此，Farrell 和 Saloner（1985）、Katz 和 Shapiro（1985）分別發表兩篇極有影響力的 文章，以此作為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開端。

之後，Kelly（1999）以網絡外部性的觀念為基礎下，提出「價值累 積模式」，認為網絡的價值會隨著使用者人數的增加而增值，而當網絡 價值增加後，又會不斷反覆的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參與使用網絡（徐淑如、

林家琪，2010）。而為何人數越多，會產生出越多的效用，Economides

（1996）指出乃由於網絡內有「互動」的關係而所導致，互動的結果產 生了網絡外部性，進一步使原本的網絡成員效用增加。

網絡外部性與外部性主要的差異在於，網絡外部性的對象是「資訊」

而非「污染」；當越多的使用者加入網絡，提供資訊的來源也就越多，

使用者的效用也就越高。在資訊科技的變革下，網絡外部性將可用來說 明此變革下的重要性（Kathuria, 1999）。而這種外部性使得需運用資訊

二、網絡外部性的內涵

Katz 與 Shapiro（1985）指出網絡外部性有兩種類型：直接與間接。

表示若是直接網絡外部性，則非間接網絡外部性。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s）

是指在網絡中直接產生一個立即的成果或結果，而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s）則表示在網絡效果中出現了其他的產品或服務（Gupta & Zhdanov, 2011）。其中，直接外部性的結果通常來自網絡的需求端，而間接外部性 的影響則是來自於供應端（Lin et al., 2011）。

直接網絡外部性是仰賴許多參與者所提供的網絡關係。典型的例子 像是 eBay，該網絡是由買方和賣方共同建立的交易網站，許多消費者可 以藉由行動手機，或是用 Skype 來線上消費。當初次使用者進入該網絡 領域時，可以透過溝通、交易等而獲得網絡效應。直接網絡效益則會涉 及到影響使用者認知價值的服務（Thorbjørnsen, Pedersen, & Nysveen, 2009），這種直接網絡效應即為社會網絡理論和產業經濟學所解釋的「花 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內涵為當越多人使用這些服務時，就會吸 引越多的潛在顧客（Frels, Shervani, & Srivastave, 2003）。過去的文獻論 及，資訊系統需要越多人使用與參與，才能創造出新的集體活動（Lou, Luo, & Strong, 2000）。例如：Facebook 社交網站，即是如此，該網站串 連所有可能認識的友人關係，並進而創造出新的集體活動，可以共同連 署或是共同發表與支持某些輿論。

間接網絡外部性則會給網絡參與者許多附屬效益，例如互補品

（complementary goods）、服務、規範建立與隨著網絡成長、市場擴大而 降低價格等效益。但是這些利益皆不是直接由網絡參與者所產生。其中，

傳統的互補品實例是機油與汽油，如果因汽油費用提高，因而使銷售量 下降，相對的機油的銷售量也會因此而降低，這主要是因為兩者是一起 使用的（Chernev, 2005），互補品的概念可延伸至人們搜尋產品概念上。

間接網絡效應的理論觀點認為互補品或互補服務會影響對於網絡產品 或服務的認知價值。間接網絡效應的理論的典型例子，間接網絡效應是 說 明 軟 體 的 供 應 與 硬 體 的 需 求 如 何 正 面 影 響 每 個 單 位 或 每 個 人

（Thorbjørnsen et al., 2009）。舉例來說，聆聽數位音樂的人相對的也會 重視數位音樂播放器，因此可說間接網絡效應會顯著影響聆聽數位音樂 的人對於數位音樂的觀點（Song, Parry, & Kawakami, 2009）。

上述的典型例子皆為網絡外部性的正向影響，但是有時也有越多人 使用則價值越是下降的負向例子（Liebowitz & Margolis, 1995）。過去有 許多對於網絡外部性的探索性研究，Gandal（1994）使用經濟模型來說 明產品的功能與價格之間的差距，發現消費者有意願用高於功能價值的 售價來購買，這情況符合經濟領域的 Lotus 模型。Kauffman、McAndrews 和 Wang（2000）、Saloner 與 Shepard（1995）進行銀行產業自動提款機 的研究，說明到各銀行之間對於自動提款機的使用上，將會關係到顧客 群規模的統計，對於未來顧客群規模的預測，及這些顧客群的存款資料、

服務涵蓋範圍、當地的分支機構數量、和自動提款機網絡佈點的規模大 小。但是從其他點對點的網絡資料分析的觀點，Asvanund、Clay、Krishnan 和 Smith（2004）提及一旦其他使用者從網絡所獲得的價值是遞減的情 況時（如網絡壅塞），則同時成本將會隨之提高。若成本與效益最佳平 衡點的存在有其意義下，一旦網絡成本超過預期價值時，負向的網絡效 應將隨之出現，此時使用者將會急速漸少（Lin et al., 2011）。

舉例來說，2009 年 iPhone 手機的普及，由於 AT&T 的網路擁擠問 題，以致 AT&T 的網絡無法即時滿足美國百萬位使用者的需求。同樣的，

當越多人同時登錄到同一個 FTP 站點閱、下載音樂或電影時，則會使得 傳輸速度減慢；此外，當越多購屋需求者時，則購屋成本將會提高，而 使得其他人無法買得起房子。當許多產品或服務是呈現負向外部性（例

如高速公路塞車），而此時資訊科技的產品與服務則是有效提供正向效 益的工具（Katz & Shapiro, 1986）—也就是說，除了少數例外（如網站 塞車），其餘大多數的資訊科技產品與服務的特點都是具有正向外部效 應的（Lin & Bhattacherjee, 2008）。

三、網絡外部性與創新行為

蔣明晃（2003）提到，Farrell 與 Saloner（1986）在提出網絡外部性 觀念時，另提出「既有基礎」（installed base）概念，學者認為如果組織 或是單位中一旦有僵固性存在時，在新標準以循序漸進式的移轉下，網 絡外部性會限制創新的擴散。再者，公司主管與經營者只要擁有足夠的

「既有基礎」時，企業內欲革新的單位或創新者，則幾乎沒有成功的機 會。顯然，網絡外部性可能會限制創新行為的產生。此觀念，與 Berman、

Down 和 Hill（2002）的研究發現相同，其主要原因是因為組織內與團 體內的員工，同質性較高，一旦交流的知識較偏重於共通知識（common knowledge）時，則其交流所得到的效益，較難進一步發揮。

Cabral（1990）運用科學模式探討網絡外部性與創新行為的擴散情 況，研究發現網絡外部性會影響創新行為，且亦影響創新擴散效果，此 外當網絡外部性越強烈時，網絡外部性對創新行為會產生不連續的影響 關係，即創新行為到某些程度會短暫停止，之後會再次的產生影響性。

Dougherty 與 Hardy（1996）發現，創新行為是有賴於具有創意的解 決方案和組織內成員新知識的累積、組合，及網絡外部性的產生。隨著 時間的增加、人員之間的互動、互動的頻率與品質的增加，將有助於創 新行為的產生與創新概念的實踐（Vekstein, 1998）。

此外，蔡淑美（2006）研究發現中提到，企業或單位聘用一位以上 的關鍵人員時，會同時引入企業或單位所需的關鍵知識，一旦在同單位 內，招聘越多的關鍵人員時，則互補的程度會越高，此時互動頻率越多、

知識越趨於完整，越有利於創新活動。由此可知，隨著互動頻率越多，

意味著網絡外部性效用越頻繁，越助於創新行為的表現。

四、網絡外部性對智慧資本影響創新行為的關係

智慧資本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企業績效，乃因為智慧資本能夠將知 識轉化為價值（Edvinsson & Sullivan, 1996）。Chen、Lin 和 Chang （2006）

認為當企業網絡內越多的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組織資本與關係資 本，則越有能力發展新產品並進而成為績效。

由第二章第一節的文獻探討可知，智慧資本與創新行為之間有正向 影響的文獻支持；而網絡外部性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經由推估可知 網絡外部性與創新行為有正向的影響。

然而，網絡外部性、智慧資本、創新行為三者的關係方面，從

Hurmelinna、Kyläheiko 和 Jauhiainen（2009）的研究得知，企業認為網 絡外部性對智慧資本而言，是一個兩面刃，因為任何一個企業都會盡其 可能的保護網絡內的智慧資本，然而另一方面卻期望員工能夠透過降低 網絡內知識轉換的障礙，並藉由學習交流的互動方式，進一步使無形資 產的效用達最大。因此，推論出網絡外部性可能為影響智慧資本對創新 行為的調節變項。

其中，網絡外部性、人力資本與創新行為的關係方面，在過去 Amabile（1996）研究中發現，一旦組織員工的共同的資訊越多、共同程 度越高，員工之間則較不重視資訊的交換，如此將不易產生創新行為。

相反地，Cohen 與 Levinthal（1990）主張，一旦組織內員工所持有的知 識越獨特，則會越有利於進行知識交換轉換成為新知識的潛力越大，並 進一步的從事創新行為。由上述可知，隨著透過互動與知識轉換障礙降 低，網絡外部性可能有助於員工個人的人力資本影響其創新行為。

再者，網絡外部性、組織資本與創新行為的關係方面，Hargadon 和 Sutton（1997）的研究發現到，知識在組織內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必須 透過新進員工將原先形成的網絡重新塑造，知識才可以獲得交換和合併 機會，從而增加創新潛力。因此，組織資本本身是一個既有的型態，經

再者，網絡外部性、組織資本與創新行為的關係方面，Hargadon 和 Sutton（1997）的研究發現到，知識在組織內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必須 透過新進員工將原先形成的網絡重新塑造，知識才可以獲得交換和合併 機會，從而增加創新潛力。因此，組織資本本身是一個既有的型態，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