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時代的文化中介者

第三節 網路時代的文化中介者

一、什麼是網路時代的文化中介者

Bourdieu(1984, p. 359)在《區辨》（distinction）一書中提出「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intermediaries）一詞，他認為文化中介者是從布爾喬亞階級中細分出 來的新興階級，屬於新小資產階級(new petite bourgeoisie)。新小資產階級所從 事的工作包括表現（presentation）與再現（representation），例如銷售、行銷、

廣告、公關、時尚、設計等，並且在他們所處的機構提供象徵商品與服務（symbolic goods and services），以及他們在文化生產與組織的工作，介於一般大眾與知識 份子之間，扮演向大眾傳遞品味與生活方式的中介角色。

隨著消費社會興起與網路時代的科技中介，文化中介者的定義與概念逐漸擴 大。在以消費為中心的現代社會，由大量影像所生產的符號意象來決定，對於諸 如藝術、文化與娛樂等資訊類的消費越發興盛，這些資訊成為符號系統中的符 號，對於如何再現、詮釋這些符號商品，對於如何將更多的資訊符號向外傳遞，

將這些商品所具備的社會文化價值得以被傳播交流，在現代社會經濟的架構中，

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文化中介者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關係中有其顯著 性。O'Connor(2015)指出這些新的職業在教育，商業媒體和新都市文化的領域擴 展開放，這些職業要求一種新的自我，能夠佔據、協商這些自由職業文化的新空 間。在佔據和協商的過程，這些新的職業位置的文化中介機構也帶來了一套藝術 或文化價值，以此開始建立他們的文化經濟。他們促使某些環繞大眾文化/精緻 文化打轉的區隔與符號階層瓦解，此對符號商品及生活風格的推崇，有助於創造 新中產階級外的閱聽人。(Featherstone, 2007, p. 67)。

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Bourdieu 定義文化中介者為具有製造符號能力的中 產階級，而當代網路時代的文化中介者多是「象徵生產的專家」，新型態的文化 中介者（new culturalintermediaries）在崛起的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生產、流通並 促進其傳播、消費的主導能力，並與消費社會的增長有著緊密連結的關係。憑藉 著文化中介者在新時代中所具備積極、反思、自覺和創造性的能力(Keith, 2002)，以及在文化場域所佔據的優勢文化流通的位置，這批新文化中介者，得

以成為在消費實踐與觀念方面引領風潮的積極角色，賦予商品與服務特定的意義 及生活風格，引導消費者能夠認同生活美學呈現的形式（賴守誠，2008，頁 63）。

以韓貨批貨賣家作為本研究網路時代文化中介者的代表，其重要性在於兩個 面向：

（一）資訊流通的全球化時代韓流的崛起

韓國流行文化積極運用網路媒介向外推廣，網路與韓流相輔相成，促成韓國 流行文化在全球崛起並站穩腳步。2009 年以來韓國流行文化的發展中，網路佔 據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社交媒體平台的技術和粉絲的社會性相互交織使得韓流快 速傳播(Dal Yong Jin&Kyong Yoon, 2016)網路逐漸被用來作為將文化產品宣傳及 推廣至他國的重要管道，例如：韓國流行音樂為了網路30 秒免費試聽的行銷策 略，創造反覆且琅琅上口的中毒性歌曲，或是以高畫質的影片搭配華麗的舞台表 演，對於韓國娛樂產業或韓國藝人來說，社群媒體如 Youtube 已經成為官方文 化拓展原本難以觸達的非本國市場或消費族群的關鍵工具(Lina Yoon,

2010.08.24)。

隨著社群平台的出現也逐漸形成以網路為基底的迷工作組織，生產性的迷群 消費者將能夠具備同等的機會去展示他們的意志與能動性(Henry Jenkins, 2007)，就像印度韓流粉絲透過 Web 2.0 立刻轉換、接觸現代流行的產品，這樣 的參與使他們能夠跨越地域性，文化性，滿足自己的慾望與想像。最重要的是，

社交媒體的增長讓一直被認為是邊緣化，難以進入亞洲大眾文化，得以在不同國 界的流動，呈現不同的樣貌。文化的傳播藉由全球化的動力和技術創新產生了特 定的組合(Sun, 2011)，甚至有可能反過來挑戰官方文化的權威。

台灣過去的跑單幫，以日本生產的商品為主，隨著韓劇、K-pop 的流行風潮，

台灣對日本商品的喜愛逐漸轉向韓國，批貨賣家也紛紛轉向韓國作為商品的集散 地。值得注意的是，批貨賣家（或是跑單幫）的內在形式因為網路時代的出現面 臨轉變，林韋伶（2012）指出，老派單幫客訴諸各自的共同生命處境，以長期 信賴感和量身委託等營運模式，創造真實的勞動經驗和體貼；網路賣家由於缺乏 實體互動的交易現場，其真實性透過直接展示詳細工作流程，將過去被隱蔽的勞 動流程重新再現為網路資訊。由此可知，網路媒介的資訊流通以及社群平台的技 術革新促使韓國流行文化的風潮，能夠被更多人看見、接受甚至喜愛，而批貨賣

家面對這波潮流的轉變，採取了因應策略，掌握不同以往商品流通的技能，擴大 中介者的角色定位。

（二）在正式經濟體制縫隙的跨國採買個體戶

以「行銷通路」與「授權」的觀點來說，跨國採買的個體戶（簡稱跑單幫）

無疑是在正式體制以外的模糊地帶運作。跑單幫販賣從國外引入的商品，這些商 品包羅萬象，有些具有高度知名度、時尚的品牌故事，商品的出產地為優勢;有 些則無特定品牌，而是直接由成衣廠生產的商品。即使某些產品無法明確的指出 他的來源，也能透過洗標、款式與精緻度推斷其大概來自何方、又經手何人。過 去跑單幫最主流的部份，是國際平行輸入的品牌商品。商品若有明確的品牌擁有 者，就是所謂「真品平行輸入」。平行輸入指的是未經正式授權代理，賣家自行 從原產地直接小量進口，利益來源在於有些商品在原產地的價格遠低於其他國 家，賺取其中的價差。

韓國服飾在台灣的銷售管道，主要是由小型賣家獨立自主地從韓國帶貨回來 台灣販售。一方面韓國是透過密集小型家庭工廠生產他們的流行服飾，服飾的品 牌多而雜，不像高端時尚的品牌形式有顯赫的品牌故事；另一方面韓國服飾在台 灣的流通管道是在各大流行商圈，而不是像歐美或日系的服飾有特定品牌，經過 正式授權代理進來，商品主要駐點的地方是百貨公司或是特定的實體商場。蔡如 音（2012）分析韓國服飾在台北師大商圈中的鑲嵌，師大商圈在 2009 到 2011 年間經歷了韓國流行服飾店暴增的現象。透過採購者的跨國經驗，可以發現「韓 國服飾」在台灣有著相當寬廣的定義，除了韓國製、在韓國以外、仿韓系的成衣 也在內，主要是以服飾的生產地作為區別，而非品牌本身的價值。由此可知，台 灣人接觸韓國流行服飾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流行商圈與批貨賣家的結合，而不是正 式經銷商帶進韓國品牌在百貨商場駐點，他們的跨國經驗掌握了韓國流行服飾流 通的過程，這樣的特色造就批貨賣家角色的重要性。

批貨賣家作為一個行動者，面對正式與非正式行銷網絡和商品，具有的是一 種以自身為參照點的綜合性日常狀態。他們知道自己遊走於法律的邊緣，不隸屬 於所謂正式的商業體制，僅僅只是遵照一種生活形式，此形式趨向利益卻也規避 體制，成為一種「習以為常」（林韋伶，2012）。批貨賣家穿梭在正式體制外的 小生意，看似不具有大規模經濟效應，卻在規則以外創造了新的規則，能夠讓法

規、資本、價值、情感都在其中變換型態，並在跨國的移動中自由來去，其產生 的經濟效果與附加的文化效果所無法預測的影響力，擴大了文化中介者較為狹義 的角色界定，改變了Bourdieu 的文化中介者因為佔據特定文化機構的位置，分 類於新小資產階級的特定階層。

二、韓貨批貨賣家的文化翻譯

為了理解韓流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本研究採用Bourdieu 資本的概念，來 探討某種類型的消費品味以及生活風格形成的原因，並將之運用於韓國批貨賣家 生產與流通的過程，作較為深入的解析。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們，總是把焦點放在 他們開啟被資本主義剝削更多的可能，但我們也可以視為他們將工作作為一種應 對機制，提高個人意識的職業認同，可以是自我對工作的堅持或是擁有自主權力 (Deuze & Lewis, 2014, p. 167)。因此，藉由探討批貨賣家的資本結構，進一步理 解批貨賣家對韓流的詮釋。

Bourdieu(1986)提出的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徵資 本，尤其強調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重要性。根據 Bourdieu（1986, p.47）

在〈資本的形式〉一文中說明，文化資本相當於知識能力的總體，並且會以不同 的形式表現，Bourdieu&Wacquant(1992)認為文化資本是指語言、意義、思考、

行為模式及價值與秉性。Bourdieu(1986, p. 47)又將文化資本分成三種狀態，包 括身體化形式、客體化形式、制度化形式。「身體化形式」是指中介者在自身的 工作領域中，內化後存在於自身的習慣與行為模式形式；「客觀化形式」是指擁 有具體的文化財貨；「制度化形式」是指由合法機構所頒發的證書文憑。這些資 本存在於場域內彼此是可以轉換與累積的，不同資本形式的分配結構決定了該場 域的動力關係，社會行動者其所具有的資本結構及資本總量決定在社會階級空間 裡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

文化資本對於文化中介者的重要性應用在相關的研究分別為，陳庭軒

（2011）研究女性時尚雜誌的數位化，他所定義的「新媒體文化中介者」所擁 有的文化資本，不同於傳統女性雜誌編輯掌握較多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而是

（2011）研究女性時尚雜誌的數位化，他所定義的「新媒體文化中介者」所擁 有的文化資本，不同於傳統女性雜誌編輯掌握較多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