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尋根以振葉——文學觀述論
第三節 縱橫誰信始儒家
對歷史事件的解讀，往往是依據個人的胸襟、才學、閱歷，他人亦可藉由解 讀而判定此人的見識高低、體悟深淺。羅尚憑其開闊的胸襟、豐富的閱歷、琢磨 深邃的才學，在抒發個人感懷之餘，也將一己對歷史事件的心得呈現於詩中，時 有特出見解。本節將著重說明羅尚特意強調的儒術內涵、對歷史征戰的反思，及 他對少數歷史人物的不同見解。
一、縱橫儒術
羅尚最特立的見解，就是認為縱橫之術來自儒術，甚至認為「儒術即縱橫」，
〈讀史絕句〉云：
存魯弱齊還霸越，縱橫誰信始儒家。
〈答道瞻〉亦云：
孔門述仁義，尚落縱橫藪。子貢一游說，五國動斫扣。越霸吳以亡，頓解 萬紛糾。
〈詠史社課〉更云：
春秋無義戰，儒術即縱橫。子貢一遊說，盜弄黃池兵。夫差剛則折，句踐 柔以成。160
要說明「縱橫始於儒家」的觀點，必先簡要說明孔子對「仁」的判定，以及「孔 門四科」的意涵，並詳述子貢的遊說。
從《論語》中，可以清楚見到孔子的思想以「仁」為主，講求忠恕之道、克 己復禮，但這些似乎都偏向於個人修養層面，若對照孔子對管仲的評語，則知若 能在事功上有極高成就，如安民定國，孔子也會稱許為「仁」，可見「仁」的意 義並不偏廢事功，〈憲問〉載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又因子貢問管仲「非仁者歟」，而回答說：「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161可見孔子極 推崇管仲的事功，故稱許他「如其仁」。再從個人修養來看，既為「仁」，管仲應 該能「克己復禮」了，但〈八佾〉又載孔子批評管仲「器小哉」、「無儉」、「不知 禮」。162顯然孔子的「仁」，並不以個人修養為限，只要能安民定國，也能稱許為
「仁」。
160 見《戎庵詩存》次四，頁 165。次三，頁 76-77。次七， 347。
161 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頁 151-152。
16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 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 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頁 72。
〈先進〉又曾提出所謂的「孔門四科」，即「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163姑不論 孔子對宰我、冉有的強烈批評，164及對德行四賢的特意推崇，若由此四科來看，
儒術的內涵顯然不僅止於個人修養，四科皆不可偏廢。若只偏重個人修養，而不 重視其他治術，如德行四賢無任何外在事功，則國家平時的政事、教育文化，恐 怕不能順利推展，若遭逢危難，更將無以解危。孟子亦云：「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165故必當有言語、法政，各式人才同心齊力，才能平治。
這在魯國遭逢急難時，就可看出。當時曾被孔子讚揚為「瑚璉」的子貢，166 在魯國危急時，展現了極高明的外交手腕，保存了魯國，呈現了儒術中的言語之 術面貌，令羅尚大加讚揚，但他也認為這便是縱橫之術的由來。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田常欲伐魯，子貢銜孔子之命向各國遊說，以保 存魯國。子貢先至齊說田常，曰：「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
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 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 起初有所疑慮，因齊軍已出發征魯，突然轉向攻吳，並不自然，將引起其他大臣 的懷疑。於是子貢又自請向吳王進言，使吳王攻齊，則齊軍自然要轉向與吳國作 戰。田常於是許諾，魯國也得以保存。
子貢又向吳王夫差進言，強調救魯伐齊可以顯名，而且一旦戰勝，就可以威 加晉國而成霸業，深得吳王歡心。然後又因吳王對越國的疑慮，而自請出使越國，
令越王出兵相從。
結果子貢向越王句踐建言，「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 尊其禮」，使吳王安心伐齊，若吳不勝，是越王之福，若吳戰勝，必然引兵向晉，
欲求爭霸，兵疲師勞，難以再戰，越王可趁此滅吳。越王渴求報仇雪恥，自是言 聽計從。
而後子貢還報吳王，說越王將發兵助吳，不敢謀叛。隨即又前往晉國，請晉 君修整軍備，謀定後動，以待吳軍。
最後子貢回魯，吳王在艾陵大破齊師，隨即引兵黃池，與晉國爭強，失利。
越王聽聞，即涉江伐吳。吳軍回救，三戰不勝，越王句踐遂殺吳王夫差，並戮吳
163 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頁 123。
164 《論語•公冶長》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先進〉
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頁 81，頁 126。
165 見朱熹：《四書集註》《孟子•離婁上》，頁 291。
166 《論語•公冶長》載：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瑚璉是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是器之貴重而華美者，顯然子貢雖未至於不器，
但也是器中的貴重者。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頁 79-80。
太宰嚭，吳國滅亡。三年後，越國稱霸中原。
太史公最後下評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 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並稱：「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167
綜觀子貢的遊說，可見：一、子貢果然不辱孔子之命，確實達成保存魯國的 目標；二、真正的儒者，應當對國際政治情勢有清楚深刻的理解，這點與《莊子•
田子方》中的儒者形象，「事至而斷」、「千轉萬變而不窮」，168頗為相似；三、國 際政治上，以己國利益為優先考量，故子貢的遊說不以仁義砥礪人主，且必要投 人主所好，才能成功。
可是令人茫惑之處也在此，魯國的確是保存了，但是魯國的保存，卻並非施 行仁政，或以仁義勸服他國國君，共榮共利的結果，而是從「誘人以利」出發，
甚至不惜犧牲他國及其人民，顛倒事實，幾無仁義可言。對田常、對吳王、對越 王的遊說，莫不如此，甚至連「威加晉國」的策略都是子貢提出的。結果子貢卻 以此向越王建言，可藉機滅吳；又向晉君通風報信，要整修武備，藉此削弱吳軍 的戰力，使得「威加晉國」、稱霸中原的策略反而變成「亡吳」的策略。〈新正讀 書〉就指出：「吳人莫漫責雲鬟，爭長黃池啟禍端。」169不須責備西施迷惑吳王，
若吳王擊敗齊軍就回國，吳軍也就不會敗於晉軍，士氣低迷下，又被迫倉促應戰 越軍，導致一連串的失敗。可見吳王好大喜功，一心爭霸，爭長黃池，才是真正 讓吳國覆滅的禍根。而且，雖說子貢是為保存魯國而進行遊說，但其中引發的多 次征戰，都算不上義戰。
就這幾點而言，子貢的遊說與為求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後世縱橫之術又有 何分別？而子貢還是孔門言語之賢，受孔子讚揚為「瑚璉」的人呢，此番遊說更 是銜孔子之命進行！
所以羅尚就認為縱橫之術源始於儒家之術，甚至根本就是儒術。再者，二者 或許手段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初發心並不相同，蘇秦、張儀的縱橫術，畢竟純粹 是以拓展個人、國家的利益為優先，故詐欺詭譎，肆無忌憚，屢用不鮮；而儒術 的縱橫，卻是以國家的救亡圖存為優先，雖有詐欺之嫌，卻不以此相尚。 所以子 貢此後雖常相魯、衛，可是終究不見他再運用如此殘民破國的手法了。
羅尚更認為仁義之道在戰亂頻仍的時代裡，根本就無法濟困，子貢之術才是 真儒術，才能開展新局，〈感興〉云：
167 詳見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頁 2197-2201。
168 《莊子•田子方》載：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
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 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 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
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見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頁 717。
169 見《戎庵詩存》次四，頁 69。
卻晉而弱齊，沼吳因霸越。魯國賴以安，賜逞三寸舌。何以異儀秦，此即 真儒術。仁義不濟困，至有在陳蹶。空垂相斫書，誰復懼斧鉞。170 孔子曾為魯大司寇，攝相事，但因魯定公沈迷女樂，遂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史 記•孔子世家》稱：「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在 陳蔡之間被圍一事，乃因陳、蔡大夫懼怕楚用孔子，使楚壯大而危及他們，故派 出徒役，將孔子圍困在郊野。當眾人無能為力、斷糧之際，孔子安撫子路說：「譬 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然後仍與顏 回高談闊論，顏回說：「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最後解除危難的人仍是子貢， 子 貢銜命使楚，說服楚昭王出動軍隊迎接孔子，然後危難才得以解除。171
故羅尚認為，仁義之道雖然理想高遠，目標崇大，卻無法濟救困頓、亂世，
即使孔子作《春秋》，嚴褒貶，流傳後世，即使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172但事實上，若懼怕刑罰、污名，就不會當亂臣賊子了，也當不成了。
且亂臣賊子只在乎切身的利益有無獲得，而史書記載、後世名聲，根本與切身利
且亂臣賊子只在乎切身的利益有無獲得，而史書記載、後世名聲，根本與切身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