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翻譯社會學發展及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
第一節、 翻譯理論的社會學面向
勒 菲弗 爾 1992 年出 版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從語言、文本、文學脈絡三個面向討論文學翻譯面
對的問題和譯者所可能採用的策略，他強調翻譯的實作上，總是受到語言、社會 文化的影響，不能單純地只以文本看待（Leferve , 1992, p.14）。意即只對譯文與 原文循著對比語言學方向研究分析，無法解決翻譯的問題。20
如同勒菲弗爾以及文努堤等人所提出的翻譯研究方向，1990 年代後翻譯學者 的研究已轉向關注譯者的主體性，使翻譯研究不再只專注於原文與譯文的差異呈 現，更從文學作品的文化背景、譯者各種介入翻譯的顯性作為如準文本（paratext），
考察文學的翻譯以及譯者對文本的詮釋（Hermans, 2007; Munday, 2007）。學者蘇 珊貝斯那（Susan Basnett）及勒菲弗爾提出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借鏡文學理 論和文化理論等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本質、翻譯策略以及翻譯與文化之間互動關 係等理論問題。
印度學者尼南迦娜（Tejaswini Niranjana）更結合運用解構主義、殖民主義對 權力意識形態的分析，探討翻譯的現象，直陳「翻譯是政治」（Niranjana, 1992），
翻譯維持了各民族與語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者史碧娃克也 持同樣看法（Spivak, 1988），在她英譯印度社會改革家及作家戴薇（Mahasweta Devi）
的 Imaginary Maps: Three Stories 等小說時，除撰寫序言導讀，文中並加譯注，除 翻譯外並以譯者的身份推介作者，替作者發聲。採外顯式策略，使讀者看見譯者 的存在，譯者的策略使讀者明顯地看見原語文化及語言的差異。
勒菲弗爾又曾指出，一般非專業讀者如想知道馬羅（Chrosotopher Marlow）是 誰時，大多會查閱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而不是直接閱讀馬 羅的原作，因此一般讀者閱讀的文學作品往往經過「改寫」（rewriting），改寫影 響了文學的演進，改寫的方式包括翻譯、歷史的編撰、選集編輯、批評及校訂；
而其中翻譯是最明顯可見的改寫型式。因此，他提議從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 文化背景下探討翻譯過程如何影響翻譯結果。
勒菲弗爾以 Anthologizing Africa 一文嘗試實證其理論，他認為非洲文學透過選 集譯介自北美洲，選集的出版受到時間、經費及出版冊數的限制，必須選擇性地 選譯作品。另外，1963 年由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的 Poems from Black Africa 即由美國 黑人作家藍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編撰並撰寫數頁的導讀；這些都顯示 選集編都和譯者的互相合作促成了選集的出版。勒菲弗爾指出選集主導的詩學（對 文學性的定義）同樣影響到選集的出版，他舉 1963 年摩爾及貝爾（Moore & Beier）
的選集為例，編者只將非洲「現代」詩納入選集，並自行定義「現代」所指的是 詩人有意識地受到歐洲以及美國詩影響，使用較現代的用語，以此可見，選集對 文學典範的影響（Leferve, 1992, p. 126）。勒菲弗爾的贊助人概念據其所述引進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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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Foucault）的權力論。勒菲弗爾的贊助者概念，點出文學或翻譯受到權力者的 影響，強調的是權力者或權力機構利用權力限制或審查文學的出版及發行，旨在 控制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的關係（1992, p.15）。
勒菲弗爾援引文學系統理論提出贊助者的意識形態是影響翻譯的要因。他認 為文學是文化的一部份，而文化則受到內外因素影響。內部由專業人士主導，他 認為專業人士包括評論家、教師、譯者。另外，在文學系統之外則有贊助者，是 控制文學系統的第二層因素，贊助者以個人或機構的形式，推動或阻礙文學的閱 讀、寫作、翻譯等行為。將作家置身於社會中研究的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指出，
要瞭解作家行業的性質須考量其財源問題，不要忽略了檢視作家的外部資助，如 傳統的贊助人供養制度，或現今的獎勵制度（如文學獎）（1990, p. 55）。達姆羅 什（2003）則指出世界文學透過翻譯在另一個文化脈絡下重新被塑造（reframed），
涉及文學史及文化權力等因素，而要瞭解其真實的影像，必須要注意到在翻譯過 程中的多重折射（refracted） ( p.24)。
勒菲弗爾提出以社會權力角度來研究翻譯之前，系統理論的學者以色列學者 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借鏡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學派 Yuri Tynjavov 理論，視文學作品非個別獨立的作品，而是階級層級下的產物，文學會不斷更新，
「文學作品」、「文類」、「文學時期」在多元系統中處於不同的階層。「各個 階層之間無休止的鬥爭構成了系統的（動態）共時狀態。當一個階層戰勝另一個 階層，則構成歷時軸上的轉變。有些現象可能從中心被驅逐到邊緣（稱為離心運 動）。另一些現象則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稱為向心運動）。中心及邊緣位置是其 主要概念，而各位置互相影響或變動。多元系統內存在的關系（如各階層之間的 張力），決定多元系統內的過程，而且決定形式庫（repertoire）層次上的程序，易 言之，多元系統的制約影響多元系統的產品（包括文字與非文字作品）的程序，
例如選擇、操縱、擴展、取消等等。埃文佐哈爾依之提出「多元系統」一詞，旨 在強調系統的動態及多元特徵。他的理論促使研究者注意「經典與非經典」、「中 心與邊緣」及「主要及次要活動」等二元對立的對照概念，從而思考文學、文化 現象或甚而文學史（Hermans, 1999）。筆者復認為多元系統理論對翻譯研究具有 重要貢獻，它將翻譯文學加入多元系統的網路關係之中，啟發翻譯研究者從不同 層面探討翻譯，而系統理論除在語言學及文學領域外，在社會學的範疇中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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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會系統理論，即任何一種組織本身即為一 個社會系統，社會系統中包含次系統，而各系統間互相影響的過程與結果值得研 究者注意（Parsons, 1966）1。
翻譯理論的功能學派學者尤斯塔・霍爾茨門泰裏（Justa Holz-Manttaris）提出 翻譯行為模式（translational action model），視翻譯行為是一社會架構下的行動，
將翻譯（原文及譯文）兩方的合議行為一併納入翻譯生產，參與翻譯的各方均是 訊息的傳遞者（Munday, 2012, p.77）。同樣地，弗美爾（Hans. J. Vermeer）主張 翻譯是種溝通性語言和非語言符號的轉移行為。他提出翻譯是行動（action），譯 者作為翻譯行動的行動者，具備意圖和目的（Vermeer, 2012, p.227），並在某個文 化的特定情境下進行翻譯的行動，功能論無疑結合社會學的面向。
勒菲弗爾的贊助者概念，是從經濟層面思考影響翻譯的因素；而意識形態則 是影響翻譯主導者的理念想法。勒菲弗爾的「翻譯即改寫」概念（translation as rewriting），指出對於翻譯的操縱干預可以分為文本的內部及外部（文化及文學），
如文學作品生產過程受到譯者、出版者、編輯、專業人士如教師等的支持與否，
贊助者或是個人或機構，受到意識形態主導，進而決定翻譯作品的結果。勒菲弗 爾也曾指出翻譯的文本可以被視為是一特定文化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藉由翻譯在不同文化之間傳播，擁有文化資本者多為知識分子，他以古 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的史詩《埃涅阿斯紀》（Aeneid）的譯入英語為例，《埃 涅阿斯紀》無疑是羅馬文化資產，在十七世紀德萊頓英譯的時期，即被視為崇高 地位的拉丁文文本譯入英語，企圖使英語讀者能一覽拉丁文學巨著，中產階級讀 者也以閱讀文學為晉身與貴族平等的機會，德萊頓翻譯時已清楚其讀者為何人，
從而實踐其翻譯策略。然而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英譯譯本，譯者對於譯本的處理 方式各有不同，文化資本的播散及限制受到外在因素所決定。易言之，勒菲弗爾 的研究係引用文化資本的概念研究文學翻譯（1998, p. 41），同時實踐翻譯研究跨 學科的研究方法。
1美國社會學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66）指出行動是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單位，包含：（1）
行動者（actor/ agent）或中介：行動主體；（2）目的、結果；（3）情景：包含行動的條件與手段 及（4）規範：思想、觀念與行為取向等制約行動的發展。英國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指出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理論研究主導人類行為的規範性期望與原則（Giddens & Sutt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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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努堤曾借鏡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會學理論，認為人類 行動是有意圖的，儘管生產譯文文本時可能是由譯文出版者發起或指示，然而在 實際執行時，仍然在無意識間產生了一種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既是心理的也 是意識形態的條件，即譯者在生產譯文文本時查閱多種不同的目的語文化材料，
包括文本相關的字典，譯文文化中詞彙運用等，再製的譯文文本和原作文本出現 變化（文努堤稱文本是不連續地 make the text discontinuous）2（1995, p. 24）。
翻譯學者阿爾門瑞芝及維爾達（Roman Alvarez ＆ Carmen-Africa Vidal） 的 研究也指向翻譯受文化脈絡牽制（culture bound）外，更進一步認為翻譯是政治推 動的行動（politically motivated activity），兩位學者檢視特定文化下知識的生產及 轉換的關係，以及在譯入語文化下知識的定位（location），他們認為翻譯反應傅 柯所提出的知識／權力的本質，在譯入語文化中處於權威地位者，可以縱操文化、
政治、文學在譯入語文化中被接受（2007, p. 11）。正如文努堤所指，譯者的行為 不是單純的，譯者採取通順（或流暢）文筆翻譯是一種受文化涵化的作為，譯者 在翻譯異語文本時，會將之本國化（或本土化）（domesitcate），使異文化能被譯 入語的本國讀者理解，使讀者以「自戀式」的經驗（narcissistic experience）來認 識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文努堤認為此舉乃是譯者將本身文化的意識形態加 諸於異語文化文本之上（1992, p. 5）。
翻譯學者不斷地將文學及翻譯置於政治、社會及文化的架構下深入探討，已 不斷嘗試引用社會學理論。奧地利學者密卡拉‧渥夫（Michaela Wolf）主張自 1980
翻譯學者不斷地將文學及翻譯置於政治、社會及文化的架構下深入探討，已 不斷嘗試引用社會學理論。奧地利學者密卡拉‧渥夫（Michaela Wolf）主張自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