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19 年之前《聖經》中譯史簡介及探討
第一節 《聖經》中譯之先驅、第一次修訂之爭議
一、馬殊曼譯本
最早出版的《聖經》譯本為馬殊曼譯本。1799 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殊曼 (Joshua Marshman, 另譯「馬士曼」, 1768-1838) 來到印度加爾各答外一個小鎮，
15尤思德 (Jost Oliver Zetzsche) 博士獲德國漢堡大學博士學位，專攻中文歷史及語言學。其著作
《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引用了大量歷史文獻，為和合本及《聖經》中譯研究提供了探索的 基礎與方向 (尤思德, 2002, 封底)。
12
名為塞蘭波；隔年，一位亞美尼亞裔青年拉沙16 (Joannes Lassar, 或譯「拉撒」, 1781-1835) 於加爾各答一所學院，獲聘為中文教授，並承擔《聖經》中譯之責。
兩人因緣際會認識後，1806 年拉沙開始教馬殊曼中文，隔年，馬殊曼便與拉沙合 作，著手翻譯《聖經》(尤思德, 2002, pp. 34-36)。趙維本 (1993) 如此敘述他們合 作翻譯的過程：
先由拉沙把英文聖經逐段譯成中文，每譯完一段，馬殊曼便根據希臘文新約聖經，
逐句斟酌修改；審閱兩三次後，又請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國人修改潤飾；如仍有懷 疑之處，再參考拉丁文聖經；有時三個人坐在一起商議，有時連馬殊曼的兒子也 加入協助──如是者前後經過十餘次的修改校閱，才成定稿 (p. 18)。
於是，馬殊曼於 1822 年在印度出版第一部完整的中文新舊約《聖經》，史 稱《馬殊曼譯本》(趙維本, 1993, p. 18)。
二、馬禮遜譯本
同時期另一代表譯本為馬禮遜譯本。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為 英國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的傳教士，也是基督教第一位來 華的傳教士。他在英國曾向中國人學過中文 (尤思德, 2002, p. 21)，並且來華傳教 之前，曾自行手抄一部分巴設手稿，爾後又在另一位華人助手的協助之下，抄錄 了其他部分，他便將這抄本帶來中國，作為翻譯《聖經》重要的參考資料 (趙維 本, 1993, p. 13)。1807 年馬禮遜抵達中國後，便開始譯經工作，也找了些中國助 手協助譯經 (尤思德, pp. 26-27)。馬禮遜採用的經文藍本為〈公認經文〉17 (新約 方面) 和英文《欽定本》，並參考了巴設的譯文，同時納入了天主教的神學詞彙，
16拉沙在澳門出生、成長，自幼向中國僕人學習中文，父親又為他請了一名中文老師，因此他有 學習中文所需之背景 (尤思德, 2002, pp. 34-35)。
17〈公認經文〉 (TextusReceptus) 是希臘文經文，為翻譯《英王欽定本》新約部分的參考 (尤思 德, 2002, p. 27)。
13
比如「生命」、「信」、「先知」、「罪」等等，這些詞彙直到今日仍在使用 (尤 思德, pp. 26-27)。
1813 年，第二位基督教來華傳教士──倫敦會傳教士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來到中國，學習中文後，開始協助馬禮遜譯經 (尤思德, 2002, p. 30)。
1819 年，全部新舊約《聖經》翻譯完成，於 1823 年在麻六甲出版，取名《神天 聖書》(趙維本, 1993, p. 17)。馬禮遜譯本常與馬殊曼譯本並稱為「二馬譯本」。
即便《神天聖書》較《馬殊曼譯本》晚一年出版，但前者影響較為深遠，成為當 時的權威譯本，也為未來《聖經》中文譯本奠下良好的基礎 (何紹斌, 2013, p. 98)；
況且前者的工作地點在印度，而後者則是在中國境內進行，所以有不少學者認為，
《神天聖書》是第一本基督教中譯《聖經》(趙維本, 1993, p. 18)。
上述兩個譯本的翻譯過程，都由母語非中文的傳教士所主導，譯本的產生不 免草率。因此，隨著傳教士陸續來華，《聖經》中譯本修訂的需要愈趨明顯 (尤 思德, 2002, p. 49)。而馬禮遜本人有意修訂自己的譯本，可惜 1834 年時離開人世，
這修訂的責任便交給接下來的傳教士 (蘇精, 2012, p. 3)。
三、麥都思、郭實臘與裨治文的新約譯本與郭實臘的修訂工作
此次修訂為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為代表。麥都思是倫 敦會傳教士，為馬禮遜親自選出的修訂及翻譯的繼任人，於 1834 年馬禮遜逝世 後，主導修訂工作，同時協助修訂的，還有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18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 (J. R. Morrison) 以 及郭實臘19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等人 (尤思德, 2002, pp. 49-50)。1834 年底，麥都思等人重譯了《聖經》四福音書，出版了《福音調和》，後續還有繼
18在麥都思翻譯《福音調和》的同時，裨治文在 1834 年已和馬儒翰開始修訂工作，不過最後只完 成了一部福音書的修訂 (蘇精, 2012, pp. 6-9)，後續修訂工作皆由麥都思及郭實臘完成 (蘇精, p.
16)。
19郭實臘是來自普魯士的獨立傳教士，是「麥都思在這部新譯本的工作中最積極參與的同工」(尤 思德, 2002, p. 50)。
14
續修訂《福音調和》，該書一共印了七版 (蘇精, 2012, p. 13)。隨後，麥都思上書 英國聖經公會，請求其認可及補助時，卻因其他傳教士並未參與修訂，加上馬禮 遜才辭世不久，此「新譯本」20被視為對原譯者及譯作的不敬，使得該譯本的出 版遭同會強烈拒絕 (蘇精, pp. 22-28)。然而，麥都思仍繼續修訂舊約，並接續參 與新的譯經計劃，就是由美國聖經公會及英國聖經公會所支持的《委辦譯本》(尤 思德, p. 61)。
爾後，這個「四人翻譯小組」只剩下郭實臘一人，可是他並未受到英國聖經 公會反對的影響，仍然自行繼續翻譯舊約。1837 年，四人翻譯的新約譯本出版，
定名為《新遺詔書》(季平子, 2001, p. 98)。1838 年，舊約部分取名為《舊遺詔書》
在新加坡印行 (任東升, 2007, p. 131)。隨後，郭實臘一版接著一版地修訂新約，
從 1839 年出版至 1855 年，出版了至少十六個版本 (尤思德, 2002, p. 59)。1839 年 (另有資料指出 1840 年) ，郭實臘修訂了《新遺詔書》，改書名為《救世主耶 穌新遺詔書》出版。這個譯本後來為太平天國所採用，不過作了許多修改 (季平 子, p. 98)。
四、小結
即便麥都思譯本的出版計劃太過倉促，缺乏多方考量，以致內部發生爭議，
未得聖經公會支持，最終宣告失敗，但筆者認為，麥都思是《聖經》中譯本修訂 的先驅，明白馬禮遜譯本的不足之處，為改善譯本品質而進行修訂，其眼光和勇 氣值得後人讚許。他明確指出馬禮遜譯本的四大問題，包括譯法太過忠實，使得 譯文過於生硬等等，並提出修正方案 (蘇精, 2012, pp. 13-14)，欲提高《聖經》在 華人圈的可讀性；然而，英國聖經公會尊馬禮遜為來華第一位傳教士，也尊崇其 譯本的權威，即便知道這譯本的問題，仍不允許麥都思推出修訂版。不過，從此 次聖經修訂的經驗可知，修訂或重譯《聖經》的成功之道在於：一、與聖經公會
20根據麥都思的建議書，他不再使用「修訂」 (revise/revision) 一詞，其譯本也不稱為「修訂版」
(revised edition/revised version) ，而改稱「新譯本」 (new version) (蘇精, 2012, p. 22)。
15
密切合作，並由各方人士組成團隊通力合作，若僅由獨立或少部分人翻譯，則無 法得教會界認同；二、提出對原先權威譯本的缺失時，需予以尊重和肯定，否則 難以得到聖經公會 (資助者) 及基督教界認可。
另外，初期兩個譯本皆由外國傳教士主導，其中文助手也僅是學過中文的外 國人，而非中文母語人士協助譯經，因此上述譯本皆有不少問題，需再修訂。接 下來的《聖經》翻譯或修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文助手的角色愈趨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