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佛經中譯，《聖經》中譯蓬勃發展的時間比較晚，但仍對現代中 文語言產生莫大影響，因為「譯者將一種文化中的重要文本透過翻譯介 紹到另一個文化，不僅引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也對本國的語言發 展產生影響」（謝天振，2013，頁 17、153）。若從《聖經》中譯活躍期
8 這裡數字加總起來是 258 條，原作者不知哪裡計算錯誤。
9 原文：「…these idioms have permeated genres of modern spoken or written English,…」（Crystal，2010，頁 261-2）
十九世紀中期開始計算的話，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已達到 160 多年，
這段時間科技發展迅速，知識與資訊的傳播速度也達到空前規模，因此 和十九世紀以前相比來說，可推測《聖經》翻譯活動對中文的影響速度 也加快不少。
目前來說，《聖經》中譯研究仍著重於歷史、文化、宗教等層面，與 中文語言相關的則偏重文學、字詞、譯文比較等方面的研究。李知沅
（2004）在其著作《現代漢語外來語研究》指出中文的形塑歷經了約 6,000 年，輸出的詞彙多過輸入的詞彙，不過隨著西方傳教士和商人抵達 中國，除了傳教也翻譯科學書籍，引進西方文化與知識，這股「西學東 漸」對漢語產生影響，因此「西方文化大量傳入中國，外來詞也隨之湧 來」（頁 7–8、37、206）。任東升（2007）把《聖經》對現代中國文學 的影響分為五類：聖經典故和意象進入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用《聖經》
章節代替前言和序言、對《聖經》內容的化用、《聖經》對現代文學話 語方式的影響、「雅歌」與「牧歌體」的開創，藉以分析說明中國作家 的 創 作 取 材 和 風 格 皆 受 到 《 聖 經 》 的 影 響 （ 頁 373–388 ） 。 楊 劍 龍
（2012）在《基督教文化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一書中，則是指出「不 少中國現代作家在小說創作中有意無意地受到《聖經》文本的濡染」
（頁 290）。
《聖經》影響了中文文學創作，進而間接影響到閱讀文學創作的廣大 讀者，而影響的表現形式即是語言使用習慣的轉變，可是目前卻少有相 關議題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在尋找相關研究文獻過程備感困難重重。
2006 年時，中國學者王永聘在《基督教對中國文化語言的影響》一文 中，針對大眾的生活用語、人名起名、品牌命名三方面，說明基督教對 中國文化語言的影響，但或許是礙於篇幅限制，未能詳盡解說到底影響 的深度為何，但其內文明確指出：
基督教術語通過宗教、文學和大眾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深入中國 語言的詞彙系統。有的被借用，有的被模仿，有的被創新，通 過百姓之口，在社會生活中廣泛流傳和使用。（頁 41–2）
要達到上述之「通過百姓之口」相傳，就屬熟語的可能性最大了。現 今學者除了探究《聖經》在中文語言和文學創作表現形式的影響之外，
確 實 也 投 入 《 聖 經 》 中 譯 的 相 關 研 究 ， 可 惜 數 量 並 不 多 。 林 政 嘉
（2015）在探討《和合本修訂版》之聖經修訂工作時，即發現臺灣翻譯 學界鮮少有關於《聖經》中譯的研究（頁 5）。至於中文聖經熟語的相關 研 究 ， 更 是 寥 寥 無 幾 ； 舉 例 來 說 ， 林 鐘 （ 1983）以英國作者 Ronald Ridout 和 Clifford Witting 一同完成的 English Proverbs Explained 一書為藍 本，共編譯了 800 條英文諺語，集結成《英英英漢諺語辭典》，陳佩民
（1999）也整理收集完成《諺語分類手冊》，兩者皆是以解釋英文諺語 為主軸，附帶說明英文諺語出處和中文對應諺語，另外陳佩民（2002）
於〈英文諺語中聖經典故的探討〉一文中，也只整理出 10 條有中國古諺 可對應的英文聖經諺語（頁 134–5）。這幾項研究都是針對英文諺語的探 討與研究，但並未專門探討中文聖經諺語。
另一方面，其實早在近 40 年前，已有學者察覺到有中文聖經熟語被 誤認為是源自中國的情形了，林鐘（1983）在編譯者自序提到：
已經有人在文章裏寫「俗云：『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句話 的原文是 It is better to give than to take (or to receive)，出自新約 聖經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三十五節。若要引用這句話，怎麼可以 用「俗云」兩字，豈不硬把這句希臘經文轉成的英國諺語入了
「中國籍」！（頁 iv）
誤認熟語典故的情況，也說明了聖經熟語潛移默化進入中文、進入大 眾生活之中，普及使用後的結果就是誤認為是「中國籍」的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