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防治策略做為一種文化物件的形塑：創造者、世界脈絡

（一） 自殺企圖通報個案的「受助經驗」及模式架構

一般生理／傳染疾病求助（醫）行為的理論與模式，不見得適用於心理疾病 問題；而是用心理衛生求助行為的模式，也不必然適自殺企圖者或自傷者。求助 行為的基本假設是：行為人是理性的決策者，會主動的做決定並尋求協助。本研 究的相關發現顯示，自殺企圖通個案對自身問題的信念並不一定是一致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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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求助者是理性的決策者的假設不見得能夠成立。因此，受助的概念，相 較於求助（醫）行為模式，更能夠適切描述自殺企圖者的實際狀態。

自殺企圖通報個案的「受助經驗」模式包含三個主要元素：(1)初次接觸的 體驗，這是社區外展服務的挑戰；(2)建立服務的互動關係，與跨越抗拒服務的 門檻有關；(3)自殺事件後的調適與成長，呈現關懷服務為個案及家屬帶來不同 層面的幫助。

在「初次接觸的體驗」狀態下：自殺通報個案在初次接觸關懷服務時，對於 輔導員的態度，受到個案自己對於自殺行為本身的看法的影響，包括認為自殺行 為是個人隱私、個人自由，以及願不願以與他人說這些事情的意願。個案通常對 於原通報單位（急救醫院）如何將訊息轉介給前來關懷的單位，感到不解與訝異；

對於輔導員的背景及所屬機構屬性，不見得有準確的了解。

在「建立服務的互動關係」的時候：個案對於服務人員的最初印象，主要還 是在個人服務風格與專業的呈現。除非特別瞭解或知道了輔導員的實際專業背景 及所屬單位是與精神醫療有關，否則服務人員鍥而不捨的堅持（例如，被拒絕好 幾次後還是再來）、尊重的陪伴（例如，沒有價值判斷的傾聽），以及親和的服 務方式（例如，熟記評估量表題目，在聊天過程中獲得必要資訊，避免機械式地 填寫表格或照本宣科）等，都有可能是扭轉個案與輔導員之間關係的關鍵因素。

此外，個案如何稱呼服務人員，亦能反映彼此建立起的關係，其中不乏以「朋友」

或「老師」相稱，代表相當程度的信任，以及對於服務所帶來成長與正向轉變的 認可。也有個案「直呼姓名」，不拘泥於專業尊卑的必然關係，也是另一種有趣 的光景。

在「自殺事件後的調適與成長」方面：個案除了從輔導員得到實質面（如社 會福利資源）的轉介服務外，對於有需要精神或心理專業服務卻仍有抗拒心理 時，服務人員也扮演重要的體諒者（有諒）、說明者（友多聞）及提醒者（有直）

的多重角色。透過陪伴，個案能夠重新覺察、看待引發先前自殺（傷）行為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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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遠因，重新面對新裡的痛楚與條式的挑戰，在與自己、家人、親密關係及人 際關係方面，都有所學習、成長與正向的轉變，不僅是放棄自殺（傷）這個因應 選項而已。

（二） 與自殺企圖發展脈絡及歷程研究有共同的發現

對於本研究所能蒐集與掌握的資料，其分析重點因受限於研究目的及研究者 的專業訓練，目前尚未針對個案的自殺企圖發展脈絡及歷程，進行個別個案內在 心路歷程、感官知覺，及經驗世界脈絡的分析，但從個案與家屬的自述與表達內 容中，亦能瞥見與相關研究重要發現所描述的現象，包括：許文耀與吳英璋等人，

對於自殺危險性發生的模式分為急性與慢性不同型態的探討(許文耀, 1998; 許 文耀, 王德賢, 陳喬琪, & 陳明輝, 2006b; 許文耀 & 林宜旻, 1999)；Lakeman &

FitzGerald 所發表的”How people live with or get over being suicidal”的文獻探討 中，再次提及自殺可視為 both a failure and a means of coping 的概念，並指出有自 殺想法的人會經歷痛楚（Suffering/psychache）、掙扎、嘗試與他人連結、轉折 點的不同過程，而人們放下自殺的念頭可能就再一瞬之間（quite abruptly）；而 這通常是透過體驗、獲得，以及重新獲得與他人之間的連結（connection with others）而達到的(Lakeman & FitzGerald, 2008)。Michel 等人在研究自殺企圖者的 life-career 議題時發現，個案在敘說與自殺企圖相關的生命故事時，通常會流露 出情緒反應，如果服務人員能感受到個案的情感變化，能夠在接觸初期與個案建 立穩固的協助關係的機率比較高 (Michel, Dey, Stadler, & Valach, 2004)。從本研 究個案與家屬所敘說的生命故事，也可呼應轉換受苦經驗的歷程(蔣秀容, 2003)；亦即，無論在自殺行為產生的醞釀、動機及行動期的不同階段，自殺防 治關懷專業人員及非專業守門人，都可以嘗試透過連結有自殺意念或企圖的人，

讓他們有機會捨棄以自殺（傷）行為做為因應生命難關的致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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