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因：崎嶇而非直線的專業生涯主軸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與問題

第一節 遠因：崎嶇而非直線的專業生涯主軸

不要成為只是待在冷氣辦公室裡的 衛生教育者（armed-chair health educator），

要嘛…就到社區把你的腳弄髒

（get your feet dirty in the field）。

Virginia Lee

（1998, 時任 UCLA 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一） 埋下自殺研究的種子：與「人」接近的公共衛生方向

1984 年從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當時仍隸屬醫學院）畢業，兩年服役退 伍後回校擔任流行病學研究所助理，操作所內引進的第一部光化學分析儀，完成 五千多名研究對象冷凍血液樣本的光化學分析後，覺得分子生物流行病學研究取 向距離『人』愈來愈遠，因此決定到美國洛杉磯留學，投入「行為科學與衛生教 育」的領域。兩年的國外碩士學位學習，因為文化衝擊加上初接觸心理學相關文 獻的閱讀障礙，從一開始就顛顛簸簸；然而在指導教授『不要成為 armed-chair 衛生教育者』的啟發下，於第一年暑假前往夏威夷取得必修的社區實習學分（原 本申請至非洲，但實習老師以『不諳該多元文化區的主流語言：法文』，而加以 勸退）。1980 年代末期，HIV 感染在美國已廣泛流行，受實習機構（移、難民 服務中心）之託，撰寫了針對亞裔新住民設計的愛滋病防治企劃書（Start Talking About AIDS），並獲得當時美國聯邦心理衛生署（NIMH, National Institue of Mental Health）三年執行預算經費。

（二） 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社區衛生教育工作經驗

完成碩士課程後，可以有兩年的畢業後工作機會（practicum study），於是 回到夏威夷找到第一份正式的專職工作，擔任「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移、難民心理 衛生服務計畫」的社區衛生教育者，針對來自東南、北亞及太平洋島嶼各國的移 民與難民（至少七個種族，十多種語言），規劃高風險個案的辨識及轉介機制、

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及教育訓練活動。為了達成任務，除了必須熟悉政府組織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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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的運作方式外，更需要在各國雙語同事（舊住民）的協助下，利用週末假 日時間穿梭在各國（種族）移民的聚會點找機會（大部分的時間是為了發現個案 case finding），慢慢地成為某某同鄉會、韓國人教會、越南法師精舍和寮國社區 活動中心…的義工與常客。當時的主管是日裔移民第二代，曾經在二次大戰珍珠 港事件後被暫時安置到到美國本土的集中營，他不會說日文也不吃生魚片，面對 八位不同種族的同事，主要的溝通方式是用英文做角色扮演（role paly）。他經 常抱怨為什麼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例如，何時移民到美國的），我們用母語和 個案溝通卻說了十幾分鐘還不停。由於州政府補助計畫的方式是依據申報的服務 時數撥款，但時數必須是符合『心理衛生服務定義』的項下才能核准（billable hours）。面對不輕易把心事說給外人聽的亞裔移、難民，自己的時數申報大多 都填『資源連結（collateral contact）』，每個月底總會聽到主管抱怨，除了社交 聊天，可不可以多給一些『心理衛生』核銷時數？

為了促進心理健康，辦理社區教育訓練課程也在業務範圍之內，除了民眾本 身，各移、難民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也是重要的標的群體。有一次，針對雙語服 務人員舉辦了自殺防治訓練工作坊，當時電腦文書處理軟體尚未有現在強大的繪 圖功能，海報中嘗試敲開自殺意圖者重重的自我封閉高牆是自己手繪的（圖 1）。

多年之後投入自殺相關研究，才驚覺原來早已播下種子。

圖 1‧瞭解自殺：雙語移民服務人員自殺防治訓練工作坊。

工作坊海報影本，來源：江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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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殺與精神醫療議題的交會

回國後的 90 年代中期，曾任職於某縣市一個由病友、家屬及專業人員共同 組成的團體，主要工作在協助 慢性精神病患回歸社會。在此團體成立之前，精 神病友的家屬幾乎不會對外承認自己的家中有病患的存在，遑論挺身而出為病友 權益發聲。幸而在幾位熱心專業人士的鼓勵與陪伴下，逐漸有病友與家屬願意公 開參與倡議活動。但是，當時社會大眾所展現的激烈排斥（例如，反對在社區中 設立庇護工場及中途之家），強化了家屬的不安與憂心；加上當時政府和專業部 門遲遲無法兌現「去機構化（deintitutionalization）」的美好遠景支票，部分家屬 於是將情緒矛頭轉而指向長期鼓勵他們「走出來」的專業人員，團體內部的紛爭 趨向明朗而激化。

有一天，一位常有突發狀況且需工作同仁緊急處理的病友，連續失蹤幾日之 後被找到了：自縊身亡且雙腳未離地。其餘過程細節已經模糊，但最後與同仁們 一起到殯儀館時，聽到家長含著淚說：『可以解脫了』的情景，卻依然清晰。經 歷這起白髮人送黑髮人事件之後，慢慢理解精神病友的家屬，特別是父母親，最 掛心的事，除了龐大的醫療費用之外（當時「全民健康保險」尚未開辦），莫過 於自己百年後，久病的孩子該怎麼辦？也常想，對於慢性病友來說，長期承擔起 起伏伏、反反發作的病情，是否也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痛？以當時自己對精神醫療 議題、機構管理及民間組織運作的掌握度，還來不及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如何解 決，就在團體大家長因部分成員的不信任而辭職，組織內部分崩離析的情況下，

離開了這個職務。精神醫療的議題對自己來說，自此成了一門尚未修完的功課。

（四） 莫忘公共衛生的初衷：行為發生於政策環境的脈絡之中

2003 年，在全民健康保險工作多年，對醫療體系與健康保險制度有了充分 了解，而博士資格考已經通過，思考是否應投入與研究興趣相符的領域。當時台 灣社會已歷經 921 地震、SARS 及多次政治選舉的洗禮，心理師法甫通過兩年，

但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的意識卻仍是方興未艾。於是決定轉換跑道投入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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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草擬「公共心理衛生資源與需求研究」計畫(張玨, 王榮德, & 呂淑妤, 2004)，獲得衛生署兩年預算經費，針對非精神醫療的心理衛生服務資源，進行 個專業領域的學、協會及相關機構的深入訪談。

歷經 AIDS、跨族群心理衛生、精神病友回歸社會…工作經驗之後，回想當 初離開生化實驗室的想法：或許疾病會有特效藥，或許問題終究會被解決，但在 此之前，我們從受苦的人身上，可以學習到什麼？猶記大一接觸「公共衛生」的 定義：『透過有組織的社區力量，達到身體的、心裡的與社會的安適狀態』。長 久以來，公共衛生研究所將健康促進（行為科學與衛生教育）與衛生政策（醫療 體系與人力）分為不同組別招考研究生，明確區分相關研究主題，壁壘分明。但 根據多年來的實務經歷，研究對象的行為發生於政策環境的脈絡之中，無法單獨 研究其一而忽略其二。選擇自殺企圖者與提供服務的體系作為論文主題，無論是 學術研究或實務政策的角度，都是以實際行動主張公共衛生領域不同力量需要整 合的嘗試；更期待藉此呼籲，公共衛生的政策推動與社區投入，應回歸對「人」

的基本尊重與關懷；而在個人健康行為改變與健康促進的過程中，亦不可忽略社 會與組織的影響力道。

到了決定論文題目之時，手上有幾個題目可以選擇，感謝博士班同學引薦，

前往當時負責管理「南投心理衛生服務中心」的署立草屯療養院，討論如何協助 評估 921 震災災後心理復健模式在南投的呈現，特別是自殺防治措施的投入。記 得過程中突然發生輕微地震，曾經在 921 住院大樓震垮而必須帶領病患南下寄住 其他醫院的院長，強忍著想要躲到桌下的衝動，繼續進行討論。最終決定在原先 預定的量化評估計畫之外，另案以深入訪談的質性研究方式，呈現自殺企圖通報 個案的經歷與社區外展關懷工作人員的所作所為。至此，本博士論文的主題與資 料來源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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