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根本性的制度環境，如憲政體制上，臺灣與大陸截然不同。大陸是以馬列 主義為基礎，反對西方憲政主義，講求革命人權，因此人民的權益是革命性與階 級性的，必須經由國家確認；臺灣則是融合西方法治的憲政主義與三民主義，主 張政府分權並保障人民權利（蔡熊山，1997，頁 51-52）。
對於雙方交流合作，臺灣與大陸各有其遵循的制度法規，臺灣遵從《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大陸則依循《反分裂國家法》（唐 次妹，2012 年 10 月）。
此外，臺灣與大陸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相差甚大，舉凡：面積、人口、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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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等，都不相同。大陸幅員廣大，陸地面積約 960 萬平方公里，是臺灣的 266 倍。大陸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2013 年估計約有 13 億 6 千多萬人口，
為臺灣的 58 倍。大陸除漢族外，經官方承認較顯著的少數民族有 55 個，臺灣則 主要劃分原住民族、河洛、客家、外省、新住民等五大族群。大陸雖定有九年義 務教育，然部份地區由於經費不足，導致學齡兒童未能完成義務教育，至 2010 年，約有 5 千多萬文盲人口，14臺灣則少於 2%（郭泰淵，2011 年 2 月 19 日）。
諸如上述臺灣與大陸各異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使得雙方新聞媒體交流 合作的參與者，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相互聯繫又彼此對立，深受制度環境所框架。
從新制度主義的視角觀之，研究者必須考慮臺灣與大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制 度環境的差異，方能通盤地理解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
此一概念用於考察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之制度環境，可關注臺灣與 大陸政治體制、媒體經營制度、傳媒遵循的法律規範與意識形態具體化表徵的傳 播義理等差異。
一、臺灣媒體享有開放的制度環境
（一）相對自由的臺灣媒體
隨著臺灣民主化的進展，媒體百花齊放，黨政軍退出媒體後，在經營制度上 是媒體私有制，媒體的自主性轉強，在各種事務的報導，多循商業主義與自由主 義，以滿足閱聽人需求為主要考量（王銘義，1994，頁 192；劉立行，2013，頁 45）。
14 中國大陸國土面積約 9,634,057 平方公里，臺灣則約 36,192 平方公里，大陸的面積約是臺灣 的 266 倍。大陸人口有 1,360,720,000 人，臺灣 23,440,278 人，大陸人口約臺灣人口的 58 倍。
大陸官方登記的民族有 56 個，臺灣則主要有五大族群。文盲比例大陸是 4.08%（參考自：維 基百科「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中國省級行政區文盲率列表」頁面）。
臺灣政府亦保障人民獲取資訊的基本權利。2005 年 12 月 28 日發布《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 1 條開宗明義：「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 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
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法。」第 5 條明確指出：「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 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
總統馬英九也於「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通過後的 60 年，發表「2008 年新世紀人權宣言」宣示重要人權政策指示方向，
其中包含「人人有要求資訊透明」的權力（中華民國行政院，2008 年 12 月 22 日）。在新聞傳播活動相關規範上，臺灣未有成文制度，顯得公開自由。
媒體產製之內容雖因進入微利時代而受到收視率箝制，且因政治極端的藍綠 光譜呈現兩極化，然在民主發展的進程中，臺灣已營造出較為成熟的公民意識與 言論自由之環境，據信民眾對偏頗的媒體報導多半應具有批判能力（劉立行，2013，
頁 70）。
二、大陸媒體受國家約束之制度環境
（一）服膺共產主義傳播理論
政治制度主導統治階級的治理方式，在社會中扮演剛性的規範作用。依據中 國大陸社會主義的邏輯，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或黨性原則的意識形態）密不可 分（劉立行，2013，頁 45）。意即，大陸媒體遵循共產主義傳播理論，實踐的是 有限度的新聞自由，即黨管媒體，主張媒體應發揮傳媒力量，致力於穩定社會與 繁榮國家利益，不得動亂社會秩序、擾亂民心。
第 16、17 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李長春，主管意識形態工作，
他便曾聲明，媒體是國家宣傳及凝聚共識的工具，必須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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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典型宣傳，自覺地防範來自外國勢力的顛覆（中國新聞年鑑社，2012，頁 8-12）。 新聞宣傳戰線要緊緊圍繞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且媒體被要求做好重大事件 和敏感問題的輿論引導，化解不利因素，發揮穩定作用（中國新聞年鑑社，2012，
頁 10；新華通訊社，2012，頁 704）。這是一種非常獨特且帶有中國特色的傳播 理論。
大陸新聞媒體除具備一般媒介所有的教育、守望、告知、娛樂等四大功能外，
最特殊且重要的是必須扮演「黨的喉舌」；傳媒首要任務是完成黨及國家的宣傳 工作，「宣傳至上」是其指導原則，要大力宣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力唱 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同時不忘發揮「組織」與「統戰」功能（張多馬，1995，
頁 5；蔣安國，1997，頁 6；靜軒，1997，頁 3-5；徐瑞希，2005，頁 52；新華通 訊社，2012，頁 704）。
《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即明確指出，新聞事業應「認真做好正面報導 及典型宣傳」（新華通訊社，2012，頁 701）；且新聞出版體制是政治體制的一部 份，其改革自始就遵循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中國新聞年鑑社，2012，頁 94）。 正是這種制度環境使得大陸官方對媒體施行由上而下的管控，在這樣的制度安排 限制下，媒體的自主性較低，符合黨政立場的資訊才能不具爭議地刊播。
（二）媒體公有制且依法規範新聞傳播活動
中國大陸媒體遵循的經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計畫經濟的產物，受國 家管束。雖然大陸媒體已日漸步入市場化，報導題材也從過去強調政治宣傳的角 度轉為政治和市場導向並重，然而官方並未解除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和管理（唐次 妹，2012 年 10 月）。
中國大陸對媒體的控管在正式制度上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
等條例限制新聞報導內容，第 27 條與第 28 條明文限制部份訊息的傳布，如表
八。傳播事業工作者為免身陷囹圄，對於報導的訊息，不免有所保留。
表八：《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第 27 條與第 28 條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27 條 報刊、圖書、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印製、發行，
廣播節目、電視節目、電影的製作和播放，互聯網、移動通信網等 公共信息網絡及其他傳媒的信息編輯、發布，應當遵守有關保密規 定。
第 28 條 互聯網及其他公共信息網絡運營商、服務商應當配合公安機關、國 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對洩密案件進行調查；發現利用互聯網及其 他公共信息網絡發布的信息涉及洩露國家秘密的，應當立即停止傳 輸，保存有關紀錄，向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或者保密行政管理 部門報告；應當根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 門的要求，刪除涉及洩露國家秘密的信息。
大陸政府也嚴管出版品、新聞與網路內容，如表九。
表九：出版品、新聞與網路內容的管理與執行 管理對象 執行方式
出版品 嚴肅查處出版品違法案件，加強出版管理，淨化出版環境。
新聞 嚴格規範新聞秩序，修訂新聞記者證、報刊記者站管理辦法。
網路內容 利用網路平臺監測新聞報刊輿情和網路出版內容，確實提升新 聞報刊、網絡輿情分析和敏感信息監測能力，進一步提升意識形 態管理工作成效。
資料來源：新華通訊社（2011）。《20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北京：中華人民 共和國年鑑社，頁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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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連串制度安排的結果顯示，2010 年大陸停刊整頓報刊單位五家，撤 銷報刊出版單位二家，並對 41 家報刊單位、24 名記者及相關人員公開通報依法 懲處（新華通訊社，2011，頁 722）。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在提升意識形態管理工作 的成效，如此制度環境下之新聞資訊傳布多所受限。
影響所及，傳播實務上陸媒技巧性片面傳布訊息的手法時有所聞。香港保釣 人士 2012 年 8 月 15 日登上釣魚台，並插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及大陸 的五星旗。隔日大陸《廈門商報》卻將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經修圖處理 塗成紅色，刊登在頭版。除了《廈門商報》，《香港晶報》和《武漢晨報》亦技巧 性以標題蓋住中華民國國旗；大陸中央電視臺也試圖規避，每個畫面均刻意只呈 現五星旗（藍孝威，2012 年 8 月 17 日）。
某些媒體卻想突破這類管制，在新聞媒體是政治體制的基本限制下，從最易 推行與成本最小的那一點開始進行迂迴的邊際調整變革方式（陳懷林，2000，頁 109-112；王守國，2004，頁 117）。如《南方周末》直言報格頗受大陸白領及知 識菁英階層青睞，但也多次因言賈禍。2009 年《南方周末》表達對中共宣傳部門 大幅刪改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相關報導的不滿。其後《南方周末》總編輯 向熹被迫降職為執行主編。
2013 則有《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辭及相關內容，未經該刊正常出 版流程就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大幅刪改，而引發風波，激發民間對爭取 新聞自由的聲浪，以及統治階級對放寬部份輿論控管的調整。制度變遷是逐步累 積的，是連續的邊際調整（North, 1992a, p.4-5）。大陸新聞媒體的制度變遷以及 制度環境的改變即展現此一特徵。
當前可見大陸《南方周末》等組織團體一波一波地進行邊際調整，並推動社 會輿論爭取新聞自由等制度的變革。部份大陸人士認為，隨著媒體日漸朝向市場 機制發展，報導輿論與受眾意見的重要性隨之提升，傳媒的改革開放似現曙光（劉
立行，2013，趙鋼訪談記錄）。然而，大陸卻未發生全面開放媒體等制度變革。
政治管控不能讓道於經濟，是大陸不變的立場（Guo, 2001, p.27）。可以說，開放 與管理並行，乃大陸官方堅定的手段。
政治管控不能讓道於經濟，是大陸不變的立場（Guo, 2001, p.27）。可以說，開放 與管理並行，乃大陸官方堅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