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新聞從業人員應實踐客觀性和報導的正確性，以達成不同意見相 互交流與彼此瞭解，進而形成社會共識（李茂政，2002，頁 23-24）。臺灣與大陸 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目標，正是希望透過資訊流通，進而相互瞭解，增進互信（劉 舒凌、鄭巧、朱曉穎，2014 年 2 月 11 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4 年 4 月 7 日）。曹晶（2009，頁 455）對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過程與目標提出完 善的見解，指出雙方交流合作並不只於相互往來，還包含相互往來後的相互理解，
進一步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相互學習與影響。簡言之，交流是往來、理解、影響 這一連串的過程。
為善化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環境，臺灣在正式制度上逐步放寬對 大陸媒體來臺的管制，如表 12。
表 12：臺灣政府逐步放寬大陸記者來臺採訪的管制
年代 內容
1990 年 7 月 12 日 《現階段大陸人士來臺參觀訪問申請作業要點》開放大 陸學術、文化、大眾傳播人士等來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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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臺灣政府逐步放寬大陸記者來臺採訪的管制（續）
年代 內容
1991 年 9 月 10 日 《現階段大陸大眾傳播人士來臺採訪、拍片、製作節目申 請作業要點》取消必須有在臺保證人的規定。
1991 年 12 月 16 日 依據《大陸各主要大眾傳播事業所屬有關專業人士來臺 參觀訪問申請須知》來臺僅需繳交計畫書、申請書及保證 書。
1993 年 2 月 頒布《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來臺參觀訪問、採訪、拍片 及製作節目許可辦法》大陸記者若有特殊需要，可直接向 新聞局提出申請，不限在二個月前。
1994 年 放寬大陸記者來臺的手續，包括不需經由媒體邀請，可由 海基會代為申請，並縮短申請時限。
2000 年 11 月 依據《大陸地區新聞人員進入臺灣地區採訪注意事項》大 陸記者有機會來臺灣，做更深入的觀察與報導。
2001 年 2 月 8 日 正式開放中國大陸駐點記者來臺。
2008 年 6 月 30 日 大陸媒體駐點記者在臺停留時間放寬至三個月，遇特殊 需求，可再延長三個月。
2008 年 11 月 13 日 開放大陸地方性媒體以輪替方式來臺駐點。
大陸亦漸次簡化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相關申請手續與放寬規定，
如表 13，使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的互動更趨熱絡。
表 13：大陸政府逐步放寬臺灣記者赴陸採訪的管制
年代 內容
1989 年 9 月 《關於臺灣記者來大陸採訪的管理辦法》，規定臺灣記者 赴大陸採訪的多項管制。
1997 年 1 月 1 日 《關於臺灣記者來祖國大陸採訪的規定》簡化臺灣記者赴 大陸採訪的申請手續並縮短申請時限。
2008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記者在祖國大陸採訪辦法》放寬臺灣記者在大陸駐 點採訪的諸多規定與提升便利性。
臺灣與大陸政府皆日益放寬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規定，然而在臺灣民主多元 的新聞自由與中國大陸黨性原則的媒體角色相互衝撞之下，再加上國共情結的作 用，臺灣與大陸即使已瞭解合作的價值，卻都擔憂在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博弈過 程中，對方利用自身善意，反讓自己陷入困境。因此在相關政策的制定上，雙方 都呈現受限理性的特徵。
一、臺灣堅持對等交換資訊，擱置對岸訴求
史冬冬（2012 年 10 月）指出，1980 年代兩岸關係甫起步時，臺灣媒體對大 陸的報導主要以山川地理、風土民情等軟性新聞為主，時至今日，臺灣的採訪與 報導主題愈發多元，舉凡：國情概況、經濟建設、臺商經貿投資、體育競賽、臺 灣與大陸交流合作等皆有所見。微觀層面的報導能夠使臺灣民眾體驗大陸社會的 生活常態，宏觀層面上則達到輿論宣傳的效果。
臺灣媒體為滿足民眾需求而報導大陸新聞，且新聞報導在市場競爭下內容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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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元，民眾可從媒體獲知大量大陸的訊息；大陸在對臺政策上所說的每句話，
都可以進入臺灣。
相較之下，在大陸政府限制新聞流通管道及對媒體高度監管的情境下，臺灣 方面的大陸政策難被陸媒刊載，雙方基於不同目標展開的互訪，呈現了不平均與 不對等的結果（楊志弘，1993，頁 75；新聞評議會傳播資源組，1997，頁 4、5；
蕭真美，2000，頁 109）。王毓莉（2005，頁 38）觀察臺灣與大陸新聞互動時便 指出，大陸駐點記者報導形式上已逐漸達到新聞專業要求，但實際仍存在著特殊
陸希望互設常駐辦事機構的訴求。
除此之外，意識形態有其剛性。意即，正式制度變遷必然引起新的正式制度 與舊有意識形態的背離和衝突，此時若推進制度變遷，會對社會帶來正統意識形 態角度的負片評價，從而損及統治者的威望和合法性（王躍生，2000，頁 93）。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趙怡便曾提出，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開放事項 從來都不是一步到位，針對全面開放交流合作，部份臺灣民眾肯定會要求政府「給 一個說法」（劉立行，2013，頁 53）。
臺灣媒體 2011 年營收已降至六百億臺幣以下，幾乎是當年度上海文廣集團 的收益（劉立行，2013，趙怡訪談記錄）。2012 年中國大陸廣告業營業額逾人民 幣 4,698 億元，同年臺灣總廣告額近臺幣 1107 億元（中國新聞年鑑社，2013，頁 78、228），約人民幣 220 億元。17換言之，大陸的廣告市場是臺灣的二十多倍，
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規模，持續強化臺灣媒體前進大陸的動力。
然而，臺灣主事者認為，兩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不只是媒體或學界個體關係 的再擴大，也不僅是讓大陸記者多了一個採訪區域，或讓臺灣媒體多了一個廣告 市場，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更重要的意義是，肩負著發揮臺灣新聞傳媒 自由與公民社會多元的民主特色。這也是馬英九宣布黃金十年兩岸和平願景的主 張（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1 年 10 月 26 日）。
儘管利基龐大，透過對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歷時性分析可知，相 關政策的制定，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甚深，若未能對等交換資訊，臺灣對開放的若 干舉措如臨深淵。
二、大陸主張交流合作勿設限，卻堅守管制
17 「2012 年臺灣總廣告額為臺幣 1107 億元，約人民幣 220 億元。」是以 2014 年 12 月 19 日臺 灣銀行人民幣現金賣出匯率 5.033 換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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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陸當局雖有意強化交流合作，並不斷呼籲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 不要設限，但其對改革派媒體申請來臺的容許度不高，就如一向以深度報導和敢 言著稱的《南方周末》，每期發行量約在 120 萬份以上，早已成為大陸發行量最 大的新聞周報，也未能成功申請來臺（劉立行，2013，頁 34）。此類舉措讓臺灣 政府認為，中國大陸沒有尊重新聞自由，且對雙方新聞媒體交流合作帶有政治考 量（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7 年 1 月 31 日）。
此外，2001 年，大陸政府在取得 200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權時，儘管時 任中國大陸奧運申辦委員會秘書長王偉承諾：「給予傳媒在中國採訪的完全自由」， 封鎖行為卻仍層出不窮。甚至歡迎所有媒體記者申請進入的宣示言猶在耳，政府 卻同時遣返剛入境的香港《蘋果日報》記者。時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下午，18臺 灣《自由時報》等對大陸政府來說立場較敏感的網站，方才被解除封鎖（劉立行，
2013，頁 36）。
全面開放資訊流通對大陸來說，可能危及社會的穩定現狀，媒體作為黨的宣 傳工具，應擔負社會責任，並接受政府依法管理的措施。可以說，意識形態的對 立，是臺灣與大陸主事者在政策制定上顯現受限理性的主要原因。
三、討論
意識形態對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發展有著指導作用，不僅促動正 式制度變遷的路向，意識形態與正式制度共同建構的制度安排也影響著新聞報導 內容與資訊流通等交流合作的實務。總體而言，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之 制度，雖日益開放，然自始至今是臺灣與大陸執政者各自疾呼既有訴求，未獲對 方全然回應的路徑依賴模式。新聞媒體交流合作實務在此受限情境下，僅能從成 本最小端一步步地進行邊際調整。
18 2008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幕時間是 2008 年 8 月 8 日。
也就是說，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的發展有其慣性，主事者既有的政 策方針在發展中自我強化：大陸方面持續主張互設辦事處，臺灣則呼籲資訊全面 流通，雙方尚未達成共識。而媒體業者則在此一環境下私自進行業務合作或合辦 刊物、簽署合作備忘錄、透過各管道取得發行特批等。其中，合辦刊物與特批發 行之行為，僅能說是個案，並非通例，是成果有限的制度創新，且是在不會遭致 懲處的制度環境下達成的邊際調整。
第四節 小結
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肩負著讓臺灣與大陸人民相互瞭解、凝聚共識 的重責大任。回顧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歷程可知，是因正式制度的時滯，
使得臺灣媒體業者私自闖關而帶動發展，並促成正式制度的確立。
其後，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偶有隨重大事件的發生或管制、或開放，
然整體來說，人次與形式是日益增多；政策則漸次放寬；參與交流合作的大陸媒 體乃從中央擴展至地方。
雖然臺灣與大陸均稱致力營造開放的交流合作環境，然臺灣方面常以「民主
／極權」二元對立的思維來突顯與大陸的差異；大陸則強調同為中華民族的「民 族情感」，交流不應設限。雙方意識形態呈現拉鋸，使在新聞媒體交流合作質與 量的定義上存在歧見。
不同利益集團將自身意識形態闡釋為普遍真理的同時，亦不忘攻擊對手的意 識形態是偏見（劉康，1999，頁 13）。對於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失衡的 界定，大陸方面常以量化數據憑認臺灣不夠開放；臺灣方面則認為，新聞媒體交
不同利益集團將自身意識形態闡釋為普遍真理的同時，亦不忘攻擊對手的意 識形態是偏見（劉康，1999，頁 13）。對於臺灣與大陸新聞媒體交流合作失衡的 界定，大陸方面常以量化數據憑認臺灣不夠開放；臺灣方面則認為，新聞媒體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