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選》選文與蕭統東宮「監撫制」的
第二節 蕭統監撫對東宮僚屬的「國士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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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蕭統、與梁簡文帝蕭綱,然其對政務參決的權力始終無法與北魏(386-534)太子 直接執政的監國制相比,113但蕭統仍舊在其有限的權力範圍內執行其監撫職能,
而職務的內容除了沒有兵權之外,實已與文惠太子蕭長懋:「久在儲宮,得參政 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114相去不遠。
第二節 蕭統監撫對東宮僚屬的「國士化」需求
1. 蕭統東宮文士集團「國士化」傾向
大通元年(527)昭明太子作〈與晉安王綱令〉:
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 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
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
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 乂,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 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 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 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
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115
昭明太子在〈令〉中所提及的「明北兗」、「到長史」、「陸太常」、「張新安」,
分別為明山賓(443-527)、到洽(477-527)、陸倕(470-526)、與張率(475-527),此四 人均為梁武帝所任命之東宮官僚,也是東宮教育執行者與太子監撫事務的協助 者。《梁書》卷二七〈陸倕傳〉即載:
113 北朝的太子監國制從北魏明元帝(409-423 在位)拓跋嗣泰常七年(422)詔皇太子拓跋燾(按:及 日後的北魏太武帝,423-452 在位)為泰平王,當年五月便命皇太子臨朝聽政並行攝政之權。見《魏 書》卷3〈太宗紀〉,頁61-62。有關北朝的「太子監國」研究,可參考李凭:《北魏平城時代》(修 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77-135。逯耀東(1932-2006):〈崔浩世族政治 的理想〉,收錄於氏著:《從平城到洛陽─拓跋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9 月),頁 65-100。
114 《南齊書》卷 21〈文惠太子傳〉。見《南齊書》,頁 402。
115 《梁書》卷 27〈到洽傳〉。見《梁書》,頁 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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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選》選文與蕭統東宮「監撫制」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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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 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遷太 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左 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為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 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並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
年五十七。116
陸倕早於永明時代即與梁武帝並列竟陵八友,117其曾任「竟陵王議曹從事參軍」
顯示亦有過處理政務案牘之經驗。118傳中提及其作〈新漏刻銘〉(《文選》記為
〈新刻漏銘〉)與〈石闕銘〉,兩文均被蕭統選錄於《文選》,除陸倕本身的文 學才華之外,更與此二文所形塑之「蕭梁帝國正統象徵」有密切關聯。如〈新刻 漏銘序〉即說明其著作動機: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 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 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
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啟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
草創新器。119
這裡指出梁武帝對重新鑄造國家標準計時器的迫切需求!天監初期所使用的漏 刻儀器乃為東晉咸和七年(332)所遺留下的舊器,李善《文選注》引蕭子雲(486-549)
《東宮雜記》便載:「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云咸和七 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120不僅年久失效,無法裝進 適當的水量以計時,121其滴漏的軌跡也已經紊亂不堪用,造成「時乖啟閉,箭異 錙銖」。如儀器顯示,每年冬至日總會延後六天,或每天夜間計時總是時段錯亂,
影響所及如報曉之官無所適從,皇帝朝會不知所據,庶隸民時奪序失節。122是以
116 《梁書》,頁 402-403。
117 柏俊才:《竟陵八友考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2 月),頁 353-368。
118 《梁書》,頁 401。
119 《文選》卷 56〈銘〉﹝南朝梁﹞陸倕〈新刻漏銘并序〉。見《文選》,頁 2426-2427。
120 《文選》卷 56〈銘〉﹝南朝梁﹞陸倕〈新刻漏銘并序〉。見《文選》,頁 2426-2427。
121 《初學記》卷 25〈器物部‧漏刻一〉引李蘭《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為渴烏,狀如 鉤曲,以引器中水。于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見﹝唐﹞徐堅(659-729) 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頁 596。
122 《初學記》卷 25〈器物部‧漏刻一〉引﹝東漢﹞李尤《漏刻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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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天監五年(506)下詔重製漏刻之器,至天監六年(507)完成: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 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 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
課六歷之疏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123 但歷來對此文的評價,若非用來考證古代計時器的樣式,124就是謂之文筆技巧「屬 對甚工,是細巧文字。」125但這樣的解讀模式,實無法看出蕭統將之選錄於《文 選》的用意何在?從陸倕的〈銘〉文可知,此文既出於祝賀梁武帝製器功成之用,
必然以宣揚蕭梁帝國乃天地宇宙四時之中心的帝國象徵為主要結構: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迹,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 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
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 異級。靈虯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 靡諐,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
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 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126
陸倕很明確地指出,梁武帝的漏刻儀完成後,讓宇宙四方的時序各安其位,且新
仰厘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義和,敬授人時;懸象 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於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見《初學記》,頁597。
123 《文選》卷 56〈銘〉﹝南朝梁﹞陸倕〈新刻漏銘并序〉。見《文選》,頁 2428。
124 《廣陽雜記》卷 2:「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 察旁羅,升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
順除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 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
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按:陳耀文,字 晦伯,號筆山,河南確山人。嘉靖29 年進士。)非之。傍羅為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 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即十二向也。」見﹝清﹞劉獻廷(1648-1695):
《廣陽雜記》(汪北平、夏志和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 月),頁 88。
125 《評註昭明文選》卷 14 引﹝清﹞孫洙評點語。見﹝清﹞于光華編:《評註昭明文選》(臺北:
學海出版社,1980 年 9 月),頁 1063。
126 《文選》卷 56〈銘〉﹝南朝梁﹞陸倕:〈新刻漏銘并序〉。見《文選》,頁 242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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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選》選文與蕭統東宮「監撫制」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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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漏刻儀器更為複雜精密,目的就為重新建立一套「正統時間觀」的準據。127顯 然陸倕有意將此一「正統時間觀」延伸並涵括至敵國北魏的國境範圍,故謂之: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根本已全然自視為天下一統的 中心地位。然此文在「《文選》學」傳統中並未受到相對的重視,往往流於如孫 鑛(1543-1613)所言:「以其題小,微未宏富。」128只是如此解法是否符合蕭統選 文本意實待商榷。
但如果將此文置於梁、魏對峙的政治格局中,其時正逢北魏宣武帝(499-515 在位)正始四年,《魏書》曾記載本年北魏朝廷也恰在重定曆法晷象之制:
正始四年冬,(公孫)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祕省,
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 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 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曆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 土,戎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 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 修曆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 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𣤆《甲 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為差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
以甲寅為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 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 象,頗閑祕數;祕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 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 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 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
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啟者,悉集詳察。」129
127 程章燦曾於 2013 年 10 月 31 日於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所舉辦「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
─102 年度國際學術交流座談會」中發表題為〈重建時間標準與歷史秩序——讀〈新刻漏銘〉〉
的論文,已論及〈新刻漏銘〉的正統意象。然程氏的研究仍然僅止於考論陸倕之作,並未涉及蕭 統將之選錄於《文選》內所蘊含的特殊意義:即本文所論「於南北分裂之政局下,參與建構蕭梁 帝國圖像之編輯意圖。」
128 《評註昭明文選》卷 14 引﹝明﹞孫鑛《文選瀹注》。見《評註昭明文選》,頁 1063。
129 《魏書》卷 107 上〈律曆志三上第八〉。見《魏書》,頁 2659-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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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年北魏曾頒定《景明曆》以為授時節令之制,甚至將此曆回溯自景明元
可知,此年北魏曾頒定《景明曆》以為授時節令之制,甚至將此曆回溯自景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