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性別、衣物消費與逛街購衣情境
3. 衣物消費與「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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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形成不同胖女性什麼樣參差有別的意義詮釋與實踐」，也就是胖女性個 體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瘦不瘦身、怎麼買衣服等提問時，所採取的觀點與行動。
換言之，我們需關心的層次，在於胖女性個體與衣物消費實踐之間的關係「怎 麼被實踐」。在形成對生產端的指導前，要把各種大眾媒體論述，包括主流的時 尚見解、衣物商品等內容，看成胖女性建構自我時能「運用」的資源，然後進入 個體實踐的經驗脈絡來理解胖女性「怎麼用」、缺乏了什麼而「沒得用」。
假若一個胖女生想變瘦、想好好打扮自己，讓自己覺得「自己越來越好、有 所成長與蛻變」，減重過程整體而言舒適、充實，而非僅獲得短暫空虛的愉悅、
患得患失，那其實也很好。但假若一個胖女生身邊沒有論述和資源支持自己以胖 身體好好生活，胖女性乃是基於一種「假如不減重，就要承受瘦身暴力與自我厭 棄情緒」的絕望感，那就有問題了。
這時，我們就要問：做為選擇服裝的個體，也就是做為衣物符碼的「消費者」， 胖女性「能動性」可以發揮的資源、管道有多少？如：胖女生所感受到的社會眼 光，對自己胖身體的檢視有多嚴苛？有什麼論述可以挪用以和主流論述爭奪論域
（黃詠梅，2003）？有多少店面提供胖女生價格合理、款式多元的大尺碼衣服？
胖女性們在生活中面臨困境、個體回應的行動上，有什麼異同？這些才是最實際 也最尊重個體選擇的提問。
3. 衣物消費與「做」女人
消費者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可通過消費詮釋出各種關乎自我的意義；消費是 一種建構自我認同的實踐。本部分先說明衣物消費和自我認同建構的密切關係，
再談衣物消費與「做性別」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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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衣物做為建構自我的實踐
Giddens（1991／趙旭東、方文譯，2005）指出當代消費社會中，個體建構 自我認同時，有了歷史進程中參照論述相對多元的特色，個體自問「我要成為什 麼樣的人」時，這問題就涵括了「我的認同要往哪裡流動」的忖度，諸如職涯認 同、性別認同等。當代個體認同建構的流動性、可能性看似增加了，但個體同時 也體會到自己「做決定的責任」，且意識到任何抉擇都有其不確定性；不論如何，
風險都必須自己承擔。因此，當代個體在建構自我認同時，反思性監控相對增強：
成其為人，就是指總是依據某種描述去確知自身當下的行為及其 原因…在我們日常活動中，社會習俗的生產和再生產受到我們豐富多 彩的生活情境中「正在上演角色」的能動者的反思性監控。…反思性 覺知是所有人類行動的特徵…（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
2005，頁 68）
在反思性監控增強的脈絡下，「自我認同」就成了個體一生需時時反思的「規 劃、計劃（project）」，而「身體外貌的打造」，就是其中一種：
…與自我一樣，身體變成了一個互動、佔有與再佔有以及將反思 性的組織過程與系統化的有序的專家知識聯結起來的場所。就其反思 性重構的狀況來說，身體本身已獲得了解放。…[身體是可以]「持續 不斷加以加工的東西」。（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2005，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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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身體外貌」是個體反思自我認同計畫的一環；個體運用各種資源與 論述，通過身體主體行動、客體外貌裝扮而建構自我認同。「做身體」的方式有 很多種，不必談到整形，光「衣物裝扮」就是身體加工最簡單、直接的日常生活 活動。「衣物裝扮」與「自我認同」建構關聯如此密切，主要是因為衣物對於身 體主客體型塑的作用，衣物「不只是單純的實用物質」，而是可在主客體層次上 和身體互動、在社會論述中交織意義的、個體得以建構、標記、實踐認同的管道 之一。
社會文化不斷形塑的身體，不只具有個體感知世界的「主體」層次意涵，也 同時做為「被認識的客體」──我們的表情、姿勢、儀態、服飾、膚色等，都讓 他人得以指認出我們可能「是誰」，傳達著關乎我們自身認同的線索，我們也通 過身體媒介在社會情境裡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表達自己。身體呈現自我認同的線 索，與衣物裝扮有很大的關係。Entwistle（2000）在《時尚的身體（The Fashioned
body）
》即說明了衣物與人之於社會世界的重要關係：人類的身體是著衣的身體，社會世界則是著衣的身體的世界
（Human body are dressed bodies, the social world is a world of dressed bodies）…彼此遭逢的身體也是被修飾的，即使只是被珠寶、香水修 飾也一樣。（Entwistle, 2000, p.6）
當我們想起某個人，不會只想到對方赤裸的樣子，還包括該人的穿著、說話 活動方式。身體並非單純的一塊肉，它總是著衣的、與外物相連的，身體不論赤 裸或著裝，都是一種文化情境中的溝通（Entwistle, 2000；Barnard, 2002／鄭靜宜 譯，2004）。衣物是我們藉以表徵自我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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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消費文化的其它要素，服飾是個人向這個世界宣告其身分地 位最有效的方式。廣義來說，任何人都可以從穿著中讀到一些有用的 社會訊息；狹義而言，其他人可以從相同項目讀出更複雜的訊息。
（Corrigan, 1997／王宏仁譯，2010，頁 240）
服裝的消費──選擇、購買、使用服裝──是重要的社會學議題；穿著服裝的 身體，也同時是行動著的、給定他人溝通條件的、彰顯著自我的身體。有史以來，
服裝就彰顯著社會階級、文化區辨、性別認同等意義──套上 Smashing Pumpkins 樂團的 T-Shirt，就暗示自己「迷」的身份；少年選擇要穿鮮紅高跟鞋或球鞋時，
也選擇了不同的性別意義。牛仔褲破不破？胸口領子要多低？身體隨時通過衣著 裝扮傳達各種意義，能彰顯自我認同。身體與衣物所交織的不只是一個人的客體 外貌而已，也有主體型塑的效果。衣服會影響身體活動，甚至影響我們對環境的 感知（Young, 2005／何定照譯，2007），像是我自己穿著褲子或穿著裙子時，動 作、自我形象的表現除了外貌上的區別，還有我身體動作的方式也不同──我出 門化妝打扮時，會表現得比較女性化、比較自信點，甚至也會覺得自己想事情、
做事情比較勇敢，我同時相信他人看待有化妝打扮和沒有化妝打扮的我，亦會有 不同的形象解讀。
衣物消費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它是個體建構、標記、實踐認同的方式，還 因為通過掌握自己與衣物之間關係的各種關係與變化，個人就掌握影響個體日常 生活情緒的要件。甯應彬與何春蕤（2012）討論個體憂鬱發生的社會條件時，就 談到當代「自戀」文化擴張，「自戀者」（非貶意）越來越多；反思自我計畫各種 面向的成功或失敗，成為個體自我實現的核心，以及情緒滿足或挫敗的主因：
下面我們想提出的大膽假設就是：這些自戀的自我變身者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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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思的籌劃成功或失敗的時候，也就是在他們透過反思來選擇或 形塑自我成功或失敗時，極可能會產生憂鬱。更簡單的說，憂鬱症 緣起於：社會壓迫與競爭下，現代自戀自我的營造失敗的副作用。
（甯應彬、何春蕤，2012，頁 123）
衣物消費正是如此，個體希望通過衣物打造自己的形象，若是選擇受限、打 造總是挫敗，則可能落入憂鬱的情況，這和許多女性的瘦身憂鬱有很大的關係（甯 應彬、何春蕤，2012），因為「瘦」是「理想的自我」，瘦不下來就成為一種「自 我計畫」的失敗。
(2) 在逛街情境中「做」女人
和衣物消費關聯最緊密的自我認同建構面向，就是「性別」。通過穿著，人 們得展演性別認同的流動，如生殖論述中被宣稱為男性者若穿上高跟鞋，他會感 覺身體走路的姿態、感知環境的方式變了，自己的社會角色也顯得陰柔化。
通過衣物打造形象，對女性而言是一種通過「衣物消費」，「反思」地「做」
性別的活動。如前述談「消費者能動性」的部分所引述過的 Guy and Banim（2000）
研究，就指出女性通過選擇衣物會展現關於「我是一個怎樣的女性？」的思考，
這就是女性個體通過衣物消費「做」女人的實踐。
Maguire and Stanway（2008）把英國年輕人自我生產過程的焦慮與風險放在 衣物消費脈絡中討論，並分析受訪者如何論述性地應對焦慮與風險，指出個體通 過衣物消費打造身體時，其反思主題和「風格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style）」、「符 合適應的困境（the problem of conformity）」、「自信的欲望（the desi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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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與「性別的協商（the negotiation of gender）」（pp. 69-74）等面向息 息相關。也就是說，個體選擇衣物的過程，往往會思考「自己適合什麼風格？」
從對風格的思考中，又引出了一方面想展現個體性，一方面希望社會接納的定位 過程，以及奠定自己信心的欲望，還有如何表現性別氣質的思忖。
從 Maguire and Stanway（2008）的研究，可以看到自我認同的基礎範疇「性 別認同」在衣物消費與自我認同脈絡裡特別顯著，且衣物裝扮是一種頗為「陰柔」
的活動，如女性自然會提到怎麼通過選衣服、怎麼穿著來表現女性化、表現陰柔 氣質。男性則把著重打扮的男性朋友描述為「大妞兒（big woman）」（p. 75）。
不論個體如何通過衣物消費建構性別認同，兩點值得重視：首先，女性與衣 物消費的關係雖不具有應然層次上的有效性，即對衣物消費的「關注」不盡然是 女性的「天性」，但實然層次上，女性與衣物消費的關係的確被建構得緊密，女 性與衣物消費的關係被看得相對「自然」。這種社會論述讓衣物消費成為相對陰 柔化的活動，與女性的關係也顯得相對密切，女性個體建構性別認同時，不管對 裝扮、流行的關注是否熱切，衣物消費都成為女性建構性別認同的重要主題。
再者，「性別認同」的協商是衣物消費與自我認同建構的重要核心，逛街選
再者，「性別認同」的協商是衣物消費與自我認同建構的重要核心，逛街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