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言說與權力
第四節 言說的力量，顛覆的力量
如果國家的權力並不是可以完全信賴的對象，要透過國家手段阻止使 用傷害言論的言說者，和社會中的宰制結構之間的引用關係或相互依賴關 係，仍然必須面臨國家的法律言說行為與既存的宰制結構是否會從不同的 管道複製相同的引用關係。而這個困難並不是新的困難，而是（如麥金儂 早就觀察到的）一個早就存在著的困難。當我們一廂情願地相信將可說／
不可說的區分權力交到國家手上，並期待國家替我們解決宰制結構與傷害 言論的相互建構關係的問題，我們其實是在賦與既有的宰制結構一個更強 大的力量──國家的強制性權力。24然而，國家的強制性權力如果並不那
24 格林對於色情的權威性批評又再次受到了挑戰。國家權威或許在立場上反對猥褻言論，但是不見得 反對既有的宰制性結構。就如麥金儂的指控一般，儘管國家在立場上反對猥褻言論，但卻不關心猥 褻言論造成的宰制問題，而只關注在個人道德和家庭價值之維繫，然而這仍然是與宰制結構共謀的 關係。畢竟，家庭之核心價值往往就是將女人關在家裡的主要機制，在面對女性的社會地位時，仍
麼值得信任，我們仍然回到反色情女性主義者觀察到的難題：在既有的宰 制結構之下，言說著宰制性言論的人，具有透過這個社會結構的權力運作 以言論建構現實的力量。如果國家的力量不值得信賴，我們有什麼方法可 以回應這個困局？
回到饒舌樂的事件，法院因為歌詞中描述的暴力、性、犯罪情節，以 及這些情節的交織呈現，而「認定」該張專輯沒有第一修正案所願意保護 的言論價值。然而這是法院的「詮釋」。前文提到，問題不在這樣的創作
「事實上」有沒有藝術或文學、文化的價值，而是詮釋者是否讀出任何價 值。就如麥金儂及藍騰所承認的，當這個詮釋者具有權力時，他們讀出的
「沒有價值」就會被建構進這個社會的現實之中。然而，如果深入地分析 饒舌音樂在黑人的街頭文化中是如何誕生的，如何反映了黑人社會中的犯 罪現象，以及這些犯罪現象和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社會位置（在種族主義 的殘留中佔據的位置）之關係，或許以下評論所做的文化分析，值得更多 關注：「我們應該害怕這些歌詞反映出的現實，如此難以置信的暴力存在 於這些社會中，是國家的悲劇……我不擔心饒舌樂會製造暴力……我慶幸 饒舌樂將[青少年]導向創意而非藥物濫用或肢體衝突。我甚至見過一群中 輟生帶著筆電相互比較彼此新創作的樂曲。」（Pareles, 1990, p. 2）另外，
在這些饒舌樂中呈現的，關於黑人的誇張刻板印象，其實是由黑人自我認 同觀點出發的社會諷刺，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便強調：「在面對 刻板印象時，你可以否認它，也可以用 n 次方的誇張程度熱情擁抱它。」
（Pareles, 1990, p. 1）
詮釋當然不是任意為之的，但是詮釋的可能性也牽涉到詮釋者願意深 入瞭解一件事情的誠意。一個有誠意深入理解的詮釋，不見得必須採取同 情立場，在面對饒舌音樂中普遍存在的，無可辯駁的恐同及憎女情節，也
然是以支配和使之屈從的觀點出發，與色情訴求的女性屈從並無二致；兩者（國家與色情）對於社 會秩序或道德價值的見解或許不同，但就對女性的宰制而言，卻是同一的。
引起饒舌音樂圈內的批判與抵制，「饒舌樂興起的最初十年內充斥對男性 氣概的誇張崇尚，但在最近的女性饒舌樂手的堀起，此風也正遭受反擊」
（Pareles, 1990, p. 1）。批判性的詮釋與誠懇深入的理解是完全可以相容 的兩件事。
在巴特勒另一篇文章裡，討論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一個主張 女性自我賦權及主體自由的女性主義者）在面對薩德（Marquis de Sade）
這個以描寫對女人的性施虐來懲罰及控制女人著稱的男性書寫時，願意如 何理解和回應這樣的憎女文本。在文章開始之前，巴特勒就在第一段的標 題借波娃之口問了一個敏感的問題：「我們應該燒掉薩德嗎？」（2003, p. 168）或許並非刻意，畢竟巴特勒始終沒有提到與反色情相關的言論管 制議題，但卻是個適切回應反色情立場的問題。巴特勒仔細爬梳波娃對薩 德的理解與詮釋，從薩德的身世、薩德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歷史場景，從 薩德在寫作中所展現出的個人特質及究極關懷。巴特勒（2003）強調，波 娃並不滿足於僅將薩德視為一個背德的性虐者、或病態的性虐症者，她更 深入觀察薩德的著作透露出的個人經驗，與其特殊觀點呈現的世界，即使 波娃並不同意薩德的（唯我論）結論，但對薩德仍採取「批判性的同情」
（p. 182）理解。根據巴特勒（2003）的詮釋，波娃認為薩德的唯我論傾 向其實明顯地四散在他描寫的性場景中：儘管薩德積極、熱切地追求「放 縱、充滿活力的、勇於自我表達的第一本性」（p. 173）所訴求的性快感 和性愉悅，但在他描寫的性愛場景中，卻「未曾有過一刻在動物性的快感 中喪失自我的經驗，他總是清醒理智，那些哲學論述不但沒有削減掉任何 一分肉慾，更扮演著春藥的角色」（pp. 183-4）。巴特勒（2003）認為，
在盡可能忠實地理解與呈現薩德的過程中，波娃發現如何從對薩德的批判 中，重新確認自己立場的方式。她看見薩德的缺乏是什麼，他的缺乏是在 與她者的互動中，跨越她／我界線而觸及到她者的真實體驗，而這正是薩
德的獨我論世界觀建立之起點，並導致他追求對肉體做為她／我接觸之限 制的破壞（p. 184）。藉由閱讀薩德，並且認真地閱讀薩德，波娃「從中 發現了自己是誰，同時也發現人類的各種多元的可能性」（p. 187）。對 巴特勒來說，如果我們選擇燒掉薩德，如果波娃選擇燒掉薩德，那麼被棄 絕的就不只是一種討人厭的想法，也不只是認識一個討厭鬼的機會，被棄 絕的是我們透過理解與詮釋的言說力量，抵抗那個主流的、淺薄理解的宰 制結構的機會。當我們滿足於薩德就是個以虐待女人為樂的狂想者，我們 就是認同了我們欲求抵抗的言說者（色情的言說者）對同一文本的詮釋，
也認同這些詮釋對我們欲求抵抗的宰制結構之引用。
因此，當我們檢視同樣對反色情不遺餘力的女性主義者德沃金，對另 一部知名的虐戀小說《Ｏ的故事》（Story of O）的女性主義詮釋時，將看 到一個明顯對比的態度：儘管是出於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解讀，卻呈現出相 當男性觀點的詮釋。Ｏ的故事，描述一個將自己完全奉獻給愛人的女人，
為了愛人的要求而學習成為物，成為一個永遠屈從，可讓任何男人以任何 方式任意取用的女人的故事。德沃金（1974）先提出幾個宗教的譬喻來呈 現Ｏ的自我犧牲，與基督宗教觀念裡「從純粹的受難中或得喜樂，將女人 類比至基督的形象」（P. 107），更有從Ｏ猶如妓女般的境遇，回溯到更 古老的宗教裡，將Ｏ類比為象徵大地女神的女祭司，透過與男祭司的交媾 時的生育能量，「確保大地的生育力以及族人安寧康樂」（p. 110），但 在最後，德沃金認為這些類比全部都是無稽之談，畢竟在Ｏ的故事裡「全 無使用任何與生育或月經有關的意象」（p. 110），自然不可能象徵任何 與孕育和繁衍有關的大地及神性。並且進而主張Ｏ在故事裡的墮落（女人 的墮落），「其實是來自於男人對邁入成年的期待與恐懼」（p. 110）。
由於男性的成年禮往往伴隨著各種對生理及心理的挑戰與測試，而這些測 試則「涉及各種身體的虐待與折磨」（p. 110），於是Ｏ便成為代替這些
無法親自面對成年挑戰的男人來接受折磨。然而諷刺的是，這些由男人對 女人日復一日施加的折磨，卻正好「證明了這些男人永遠無法實現其男子 氣概」（p. 110）。
從德沃金使用男性氣概的實現來解釋Ｏ的故事，即使沒有明說，仍然 看得出來她認為這是一個由男人觀點出發而建構的色情世界。但是在這篇 評論發表後二十年，也是《Ｏ的故事》首次出版（1954）後的四十年，以 雷阿日（Pauline Réage）為筆名的黛絲克蘿（Anne Desclos），法國的知 名記者與小說家，才首度公開自己即是雷阿日本人，而這部色情小說則是 她寫給情人的情書。當然，作者的身分不用是讀者詮釋文本的必要條件，
然而像德沃金的簡化理解，究竟是在抵抗男性宰制的批判，還是剝奪女性
（如作者本人）做為文本詮釋主體的自主性？同樣的故事，相同的文本，
德沃金（1974）看到的是女人在其中變成物，純粹的物，如同「鉛筆只是 鉛筆、水桶只是水桶……她的身體也只是身體」（p. 109）；然而在另一 個版本的解讀裡，在另一個女人的筆下，淫妲三代（2006）除了看見女人 是物之外，她還看見的是，在那個男人宰制與女人屈從的關係裡，「即使
理解在施虐／受虐主義26的互動中，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套不只是透過主
在巴特勒（1997）借用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召喚」
（interpellation）27之概念說明主體的生成時，時常使用諸如：「叫喚的動 作起始了主體的存在（animate...into existence）」（p. 25）或「一聲呼喚 帶來主體之存在（bring...into being）」（p. 25）等說法。即使不談論這個 說法是否蘊涵著某種關於主體的特殊存有論立場，也可以在回顧反色情女
26 ”Sadism / Masochis m”這兩個概念一般是以精神病症的方式使用，因此多被翻譯為施／受虐「症」，
而在中文世界中，將此組概念翻譯為施／受虐「主義」的，首見於黃詠梅（2008）對台灣的愉虐社
而在中文世界中，將此組概念翻譯為施／受虐「主義」的，首見於黃詠梅（2008）對台灣的愉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