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商員的結案經驗探討

承接著前段對個案結案經驗的理解，諮商員試圖在結案的過程中協助個案經 驗並處理失落—這個生活中必然存在的議題。但結束關係的不是只有個案，結案 也有可能勾起諮商員個人的分離議題，面對關係結即將結束，諮商員同樣也會經 歷一段有意義關係的失落與哀悼過程，有可能激發諮商員緊張和複雜的情緒，像 是悲傷、失落和焦慮，以及與分離和失落有關的反移情和未解決衝突（Boyer &

Hoffman, 1993; Joyce et.al , 2007）。

諮商員的內在經驗，不論主觀或客觀、強烈或輕微、明顯或隱微的，或許是 諮商中諮商員最常經驗到的。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過去相關的研究中，卻大多忽 略了諮商員的反應，少去探究諮商員是如何面對個案的失落，取而代之的是去討 論要如何最佳的處理案主在結案過程中的感覺和反應（Goodyear, 1981）。其實，在 諮商當中，諮商員愈了解自己的弱點與癥結，愈能明瞭自己在諮商中卡住的點，

例如諮商員內在經驗中的反移情已被研究證實，若能被適切覺察與處理，諮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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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機會成為「負傷的療癒者」，同理案主心中深切的傷痛；但反之，也有可能會 減損諮商的進步。因此，研究者認為從前述文獻的探討，雖然可增進對結案概念 與因應策略的瞭解，但對於結案歷程中，諮商員如何形成概念化？以及如何整理 自我內在經驗增進對案主的瞭解、進而採取合宜的介入策略？深入探究諮商員在 結案中的內在經驗應是引導覺察發現的第一步。

一、 諮商員結案時的情緒反應

心理諮商的結案是分離，也是畢業，面對結案時，諮商員與案主同樣都會出 現不同的情緒反應，其強烈與複雜的程度，有時也不亞於案主（Boyer & Hoffman, 1993; Kramer, 1990）。這些反應包括：悲傷、焦慮、罪惡感、憤怒和反移情等，有 時，這些負向的情緒反應會被諮商員輕描淡寫、否認帶過，或者諮商員將這些負 向情緒反應歸因於案主的問題而非自己本身，這些都有可能使得結案的歷程受到 干擾（Levinson, 1978; Kramer, 1990; Boyer & Hoffman, 1993）。

不同於上述的負向反應，有另一派學者認為，過去許多研究多誇大了結案時 的負向反應，而貶低了結案中的許多正向反應（Marx & Gelso, 1987）。在 Marx 和 Gelso（1987）的研究報告中，訪問 72 位曾在大學學生諮商中心晤談 2 到 51 次（平 均數 10，標準差 8）並順利結案的案主，他們普遍都表示對結案持有正向的反應 而非文獻所說是痛苦的失落。在 Marx 和 Gelso 之後，也有愈來愈多研究支持，除 非是遇到議題較為複雜、困難的案主，大多數的案主在結案時刻所感受到的經驗，

是正向多於負向的，而且也極少發生如過去文獻所指結案時刻有如災難化的危機 情況（Quintana & Holahan, 1992）。

除了案主本身分離焦慮的議題會對諮商結案造成影響外，諮商員本身的變項 也會影響諮商員在與有分離焦慮案主結案時的反應。根據文獻的探討，目前已知 包含有諮商員個人的失落經驗，以及諮商員感受到案主對失落的敏感程度（Boyer

& Hoffman, 1993）。而諮商員的失落經驗，又可分為過去的與近期的失落事件，諮 商員對結案的反應，會隨著這些經驗的不同而不同，次數與頻率並不能直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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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員對結案的反應，而是需加入失落事件發生的年齡、失落事件的本質評估，

重視失落事件的的質非量（Boyer & Hoffman, 1993）。

諮商員的失落經驗與其所覺知案主對失落有較高的敏感度，兩者可預測諮商 員在結案時刻，會經歷較高的焦慮和憂鬱反應，且當案主在結案中表現出緊張的 情緒，會影響諮商員於結案中感覺焦慮（Boyer & Hoffman, 1993）。這些文獻告訴 我們在討論結案時，必須將案主與諮商員失落的變項都考慮進去。

雖然，諮商員的失落經驗能預測諮商員在結案中的焦慮和憂鬱反應，但 Boyer 和 Hoffman（1993）也發現，諮商員的失落經驗卻不能預測案主對結案的滿意度。

反而若是諮商員能與案主一起好好處理結案時刻的感受，才能預測好的諮商滿意 度（Marx & Gelso, 1987）。由此可推測，諮商員個人是否經歷失落，並不會影響諮 商成敗的關鍵，只要諮商員願意真誠地面對彼此的感受，並加以妥善處理，依然 可以達到不錯的滿意度。

二、 結案中的反移情

（一） 反移情的定義

「反移情」一詞的使用肇始於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者 Freud，泛指諮商員對 案主產生的移情作用，經過百年的發展，反移情的概念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展與 改變（Hamilton, 1988; Kernberg, 1965）。大致來說，不同學者的理論觀點，可以 歸納為以下三大類：

第一類，是以 Freud 為代表的古典觀，它將反移情狹義的定義為諮商員因受 到案主的影響所經驗到的個人衝突、焦慮、防衛等情緒，它會干擾聆聽潛意識的 精確性，導致在維持鏡映一般的分析態度失敗，在了解潛意識的溝通上反移情不 被認為有效，因此要加以消除；第二類是統合觀，此時對反移情的定義大大地擴 展，認為反移情可說是諮商員對案主各種的情緒反應，包括所有意識與潛意識的，

是瞭解案主不可或缺的工具，雖然，被激起的感受不見得是最正確的，但通常比 推理更接近現象的核心，這些感受是引領諮商員了解案主的方向，諮商員應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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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時機向案主反映反移情；第三，也是最後一類，是整合了前面兩種觀點的調 和觀，認為反移情是來自諮商員個人未解決的衝突，並表現在依此情緒對案主所 做的回應上，此一定義相較於古典觀，並不將反移情只視為是諮商員回應案主的 移情反應，也不認為反移情的產生對諮商關係只有負面的作用，另一方面，相較 於統合觀，調和觀在對反移情的定義上明顯範圍較為縮小，並區分出在諮商員的 反應中屬於諮商關係中共享的事實部分，以及那些來自於諮商員個人未解決的議 題部分，且保留了後者，認為後者才是調和觀所稱作的反移情（Rosenberger & Hayes, 2002）。

對於反移情的界定，不同的理論觀點抱持的態度和因應方式皆有所不同。在 本研究中，研究者採用整合觀的觀點，認為反移情並不全然是需要消除與排斥的，

而是值得諮商員去覺察省思，以在諮商中獲得更好的成效，但反移情也不完全等 同於諮商員所有的內在經驗，因為一旦如此將難以在研究中被界定與辨識。

然而，該如何去探討複雜的反移情經驗，過去研究者們已使用過相當多種方 式來測量反移情，包括像是從情緒（諮商者的焦慮狀態）、行為（諮商者退縮、逃 避或是過度的行為）和認知（諮商者對案主錯誤的知覺、不正確的回憶案主資料）

等不同面向切入，企圖拼出反移情的完整輪廓。但因為這些研究多屬片段或不完 整的知識，對於諮商員可以如何處理反移情或善用反移情，我們的所知仍相當有 限。因此，Hayes（1995）認為必須透過一個完整的、發展的、系統的脈絡來研究 反移情，並提出以結構的方式來探究之。

Hayes（1995）以共識質化的研究方式，分析真實諮商與諮商後對諮商員訪談 之逐字稿，將反移情的內涵分為五個主要成分，意圖以微觀的方式來解析反移情，

這五個成分分別是：來源（origins）、觸發（triggers）、表現（manifestations）、

影響（effects）及處理（management），他認為從這五個向度探討，可以增加對反 移情概念的脈絡性認識。以下將分別針對這五個向度闡述如下：

反移情的來源一般認為是來自於諮商者個人內在未解決的衝突，這些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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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可能與諮商者的內在經驗有關，例如：諮商者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提供案主足 夠好的幫助，可能是因為在諮商者過去的成長經驗裡父母總是讓自己失望，或者 是覺得自己小時候沒有得到父母足夠好的照顧而產生，通常，愈是與早年依附經 驗有關的衝突，情緒的頻率或是強度也會愈大、愈難化解（Gelso & Hayes, 2007）。

觸發的因素是指在治療中的事件或案主的某些特質觸碰到諮商者個人內在未 解決的衝突而激起的反移情，例如：性侵、同性戀、愛滋病等議題，或者是案主 對諮商者表現出敵意、依賴或性誘惑等（Gelso & Hayes, 2007）。在 Gelso 等人（1995）

的研究中也發現：一般而言，案主的同性戀傾向並不會引發諮商者的反移情，除 非諮商者本身對同性戀議題有些衝突或害怕。因此，只從單方面的思考什麼樣的 案主或事件會觸發諮商者的反移情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諮商者反移情的來源與 觸發因素之間是如何進行交互作用的（Gelso & Hayes, 2007）。

反移情的表現有三種形式：情緒、行為和認知（Gelso & Hayes, 2007）。關 於反移情的表現形式，是最早、也是最常在研究中被探討的主題之一，這部分在 前面的篇幅中已探討過。唯需特別注意的是，這些研究中所探討的情緒、行為或 認知表現，只是預測可能出現反移情的方式，若沒有詳盡了解諮商者個人內在的 經驗，我們很難就此下判斷說諮商者出現了反移情（Gelso & Hayes, 2007）。

關於反移情對諮商的影響，目前可以確定的是未被諮商者發現、了解、控制 及處理的反移情對治療是有害的，因為它會干擾諮商者接觸案主的真實情緒、不 正確的回憶案主訊息，甚至是逃避或過度投入案主的問題，無法與案主建立良好 的治療關係（Gelso & Hayes, 2007）。另一方面，最近也有研究開始關心反移情是 否對治療有正面的影響，認為諮商者可以是一位負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s），

關於反移情對諮商的影響，目前可以確定的是未被諮商者發現、了解、控制 及處理的反移情對治療是有害的，因為它會干擾諮商者接觸案主的真實情緒、不 正確的回憶案主訊息，甚至是逃避或過度投入案主的問題，無法與案主建立良好 的治療關係（Gelso & Hayes, 2007）。另一方面，最近也有研究開始關心反移情是 否對治療有正面的影響，認為諮商者可以是一位負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