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職權行使法相關措施適用之檢討

175 關於警察預防犯罪之任務可參閱李震山，＜警察法論－警察任務編＞，2002 年 10 月一版，

頁 440 以下。

176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三九二號解釋參照。

177 林鈺雄，＜檢察官論＞，2000 年 5 月一版再刷，頁 65 以下。

178 「本法規範警察行使職權時，所採各項必要之措施規定，……，其內容涉及行政權與國家及 人民間權利義務之關係，故屬行政法性質。」請參閱內政部警政署編印，〈警察職權行使法逐 條釋義〉，民國 92 年 8 月，頁 1 以下；蔡震榮，＜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2004 年 12 月初版 一刷，頁 107 以下。

第一項 臨檢

警察基於行政危害防止之目的，對於合理懷疑其顯有危害之人，得對之 加以攔停、查證身分，進而相應為一定之措施。例如：警察於特定路口發現 明顯超載之聯結車，此時基於維護公共安全之目的，得依據警職法第六、七、

八條之規定，將之攔停並查證司機之身分，於確認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之相關規定後，並得進一步舉發之。

除前述情形之外，警察針對犯行追緝之任務，往往亦有採取臨檢措施之 必要，藉由對人、車的攔停、查證身分，來發現犯罪嫌疑人並逮捕之。例如：

獵龍專案小組之成員，為發現通緝要犯張錫銘之行蹤，而於合理懷疑其可能 出沒之山間路口、要塞，實施臨檢，以期緝捕其歸案。

承上所述，關於臨檢此一措施而言，不僅於行政領域有其適用，甚至於 刑事司法領域亦有加以採取之必要。

第二項 公開蒐集資料

依警職法第九條之規定，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行或其他公共活動參與 者之行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於該活動期間，得予攝影、錄 音或以其他科技工具，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例如：民國九十四年四月 二十日五萬醫界人士之走上街頭，警察於事前得知某特定政治狂熱團體欲藉 此集會遊行之活動來滋生事端，為使得相關滋事份子之身分得被充分掌握，

遂派員在遊行途經之地點加以攝影、錄音…等。

另外，在近來繪聲繪影之職棒簽賭、放水疑雲中，已出現有黑道人士親

赴球賽現場，對場內球員施予恐嚇、叫囂，希望藉此直接、間接地影響球賽 結果，以賺取高額賭金。警察為遏止或排除此些危害，甚或為掌握相關人士 之身分以作為訴追之基礎，得於球賽進行期間派員至球場為攝影、錄音或以 其他科技工具，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

承上所述，關於公開蒐集資料此一措施而言，不僅於行政領域有其適用，

甚至於刑事司法領域亦有加以採取之必要。

第三項 裝設監視器

依警職法第十條之規定，警察對於經常發生或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 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得協調相關機 關 (構) 裝設監視器，或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相較於前 二、公開蒐集資料之移動性與一次性，本條裝設監視器之蒐集方法乃具有固 定與持續之特性。而因其之固定與持續特性，就人權保障而言，須注意其架 設之地點與數量，以防對市民生活構成不當之監控。

就行政目的而言，公共場所裝設監視器乃是達到危害預防或取締之一大 利器。例如：於十字路口裝設監視器，可以藉此掌握飆車族之動向、習性及 成員身分，以玆作為預防或取締工作之基礎。又例如：對於難以鑑定歸責結 果之重大車禍案件，可藉由監視器之畫面來直接得知肇事車輛為何碰撞、如 何碰撞之資訊，甚且藉由畫面所顯示之時間來間接計算各該碰撞車輛於碰撞 當時之車速，以明確地釐清肇事之責任歸屬。

另外就刑事司法目的而言，近來監視器所攝錄到之畫面，每每成為偵破 重大刑案之關鍵線索。例如：千面人之蠻牛飲料事件，專案小組即是藉由調

取台中市各鄰近超商路口之監視錄影帶畫面，方足以將嫌犯鎖定為台北縣民 王進展先生，進而將其緝捕到案。

承上所述，關於裝設監視器此一措施而言，不僅於行政領域有其適用，

甚至於刑事司法領域亦有加以採取之必要。

第四項 跟監

依警職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 組織性犯罪之虞者，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

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 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本條雖將蒐集之範圍限定在

「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但何謂合理之隱私期待？不僅 在實際操作上難以界定，即便於學理上仍眾說紛紜。¹⁷⁹是以，於適用本條即彷 彿行走於人權保障的鋼索上，不可不慎。關於隱私期待此一要件之內涵，仍 待較多之理論與案例來加以充填。

關於跟監此一資料蒐集方法，就純粹之行政目的而言，實甚難想像單純 之秩序違反行為有令警察對之掌握行蹤之必要。相反地，就刑事司法目的而 言，犯罪行為之防止與追緝毋寧是跟監措施發動之大宗。例如：前揭所舉之 走私軍火一例，警察為進一步掌握軍火上岸交貨之時間，即有必要透過跟蹤 相關人士之行跡始能人贓具獲。

職是，本文以為警職法第十一條所規定之跟監，其主要之適用應在刑事 司法領域。

179 請參閱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台大法研所博士論文，1998 年 7 月。

第五項 線民

依警職法第十二、十三條之規定，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將有危害行為，

或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料。必要時，其 蒐集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行之人。相較於前四、之跟監僅限於「無隱 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本條之運用線民來為蒐集之方法，

將侵入被蒐集人之隱私生活領域，其人權侵害之強度更大。

就行政目的而言，姑且不論是否確有存在須藉由線民措施來蒐集資料之 秩序違反行為，純由憲法干預人權之違憲審查角度而言，單以非刑法所保護 之法益為目的，來發動侵害人民隱私甚深的線民蒐集資料手段，就目的與手 段之關聯性亦或利益權衡理論〈Blancing Test〉，均恐有違憲之疑義。

相反地，就刑事司法目的而言，新型態之組織型、集團性犯罪已蔚為主 流，檢警就犯罪之預防與追緝，往往須藉由來自民間人士之秘密消息來調整 偵辦方向，相關線民密報已成為破案所不可獲缺之一環。例如：獵龍專案小 組成員，即是透過密報得知林泰亨與惡龍─張錫銘互動密切，因而始得間接 地推知張可能的逃亡路線及藏匿處所，最後並得以在台中縣沙鹿鎮將之一舉 成擒。

職是，本文以為警職法第十二、三條所規定之線民措施，其主要之適用 應設定在刑事司法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