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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湧出的一種作詩方法」129，強調吟誦能力對於作詩的重要性，「聲音的感發」
道理便在此。葉嘉瑩評論韋應物時，她就有提到古人從小就吟詩作對，作詩「不 是想出來的，而是流出來的」，由於韋應物學詩起步晚，所以他作詩的感發性質 偏向理性思索，就不是自然的聲調吟詠。
第四節 讀者欣賞論
葉嘉瑩認為從孔子論「詩可以興」以來到王國維的聯想說詞，中國自古就有 一種重視「聯想」的讀詩與用詩方式：
在中國歷史中，這種聯想的作用很早就已曾受到普遍的重視及應用了。春 秋時代，在諸侯的饗宴中，賦詩言志的風氣便是由賦詩的人按照當時的情 境，透過自己的聯想，為所賦的詩加上新的含義的一種普遍的應用。130
詩是周代貴族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周禮‧春官‧宗伯》記載「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131，鄭玄注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葉嘉瑩認為 此處的「興」指透過學習善於感發的心志。學詩的目的要能在政治外交、禮儀交 際等場合中實際應用，成為「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132士大夫透過賦詩、引詩 來表達意見，或是孔子與弟子論詩，他們注重個人對詩句的自由聯想，強調詩歌 的實用功能。從《論語》「興於詩」、「詩可以興」的例子來看133，孔子特別欣賞 那些能夠從詩中體悟做人處事道理的弟子，而「興發感動」的傳統也是由此埋下 根基。然而，漢代解經為了符合統治教化的需求，說詩者認為詩裡面隱含有作者 的諷喻，往往附會歷史故實，強調美刺託喻的「比興」。134深求美刺喻意，限制 了詮釋的可能性，而非先秦偏重發散式思維的學詩方法。雖然從先秦到漢代，詩 歌的詮釋策略有所轉變，相同點卻都是運用到聯想作用。
有關「比」和「興」兩種詮釋之異同，葉嘉瑩在討論張惠言與王國維的詞論 特色時，已有做出分析：
129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 70。
130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333。
131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676。
132 李春青指出在春秋貴族政治、外交、軍事、日常交往中，詩是表達意見、表明態度、傳達信 息的一種特殊言說方式，賦詩、引詩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往往與詩句原意無關。參見李春青：《詩 與意識形態》，頁127-142。
13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泰伯〉、〈陽 貨〉，頁115、269。
134 葉嘉瑩：〈唐宋名家詞賞析序論〉，《迦陵雜文集》，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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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的批評主要仍是以追求和詮釋作者之用心與作品之原意為評說之重 點；而王氏則已經轉移到以文本所具含之感發的力量，及讀者由此種感發 所引起的聯想為評說之重點了。135
張氏說詞所依據者，大多為文本中已有文化定位的語碼，而其詮釋之重點 則在於依據一些語碼來指稱作者與作品的原意之所在。……王氏說詞所依 據的，則大多為文本中感發之質素，而其詮釋之重點則在於申述和發揮讀 者自文本中的某些質素所引生出來的感發與聯想。136
張惠言依據語言符號和文化傳統內容，以「比」的方式來詮釋，主張作品中必定 帶有作者的喻託，最大的缺點往往流於主觀臆測，形成狹隘的比附。王國維則依 據作品所傳達的感發本質，以「興」的方式來詮釋，主張讀者個人的理解不等於 作者本意，其缺點可能與作者原意完全不相干，優點是能保有詩歌生生不已的感 發生命。總而言之，這兩者的共通點都是運用「聯想作用」，尋找作品的含義。
一、聯想作用
「聯想」是詩歌創作與欣賞過程中很常運作的思維方式，葉嘉瑩說：
欣賞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將作品中所表現的具體意象，由聯想而化成為自 己抽象之感覺、感情與思想。137
欣賞者將詩中具體的意象，轉化為抽象的思想，轉化的結果將根據讀者的知識背 景而有所不同。聯想的原則有一定的限制，以下將針對葉嘉瑩的「聯想閱讀」方 式，分為三項重點來探討：
（一）依據作品文本
閱讀欣賞是一種「再創作」的活動，但為了避免缺乏邏輯依據，必須「以文 本中蘊含有這種可能性為依據」138，這種「可能性」，葉嘉瑩借用西方理論中「顯
135 葉嘉瑩：《中國詞學的現代觀》，頁 40。
136 葉嘉瑩：《中國詞學的現代觀》，頁 52。
137 葉嘉瑩：《王國維文學研究批評》，頁 482-483。
138 葉嘉瑩：《中國詞學的現代觀》，頁 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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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結構」的概念來說明，她認為每一個詞彙所蘊涵的品質不同，不同的字詞選擇 會帶來不同的感受，因此我們應當對作品有細膩的辨別力，才能探觸到作品的感 發本質。例如傅玄〈吳楚歌〉中「玉在山兮蘭在野」一句，她針對「玉」和「蘭」
的意象，列舉出幾種說法，一者為思念的對象，二者代表作者本人，三者象徵美 好的本質，這三種解釋的共同點在於體認到一份本質上的美好，因此葉嘉瑩認為 沒有標準答案。
（二）依循文化習慣
中國古典詩歌用字遣詞與語法結構，長期以來形成一套固定的語言習慣，現 代讀者應根據古典詩歌的文化傳統來理解，否則很容易產生對詩意的誤讀。葉嘉 瑩認為古人對詩中意象的解釋，並非出於主觀的猜測，主要根據「閱讀背景」、
「聯想習慣」、或「用字習慣」形成基本理解。139顏元叔在〈析「自君之出矣」〉 一文中，利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學，解析王融〈自 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金鑪香不燃。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提出詩中 的「明燭」象徵男性陽具。140葉嘉瑩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中對此提出反駁 意見，她認為「蠟燭」在中國古典詩學已是常見的意象，主要包含「光明皎潔之 心意」、「悲泣流淚」、「中心煎熬痛苦」等象徵義，若隨便利用西方文化來解釋，
容易造成牽強比附的問題。141
古人作詩引用典故，是稀鬆平常之事，倘若現代讀者不理解古代的知識背景，
也就不容易聯想到詩人的創作用意，而以文化習慣作為聯想的依據，更能進入到 感發生命的共鳴中。
（三）貼近感發生命的本質
葉嘉瑩認為王國維論詞的最大特色是，以作品中所傳達的感發作用之本質為 聯想依據，故往往能將作品意蘊拓展至人生的哲理以及普遍的情感，例如王國維 從李璟詞聯想到「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從晏殊、柳永、辛棄疾三首詞作 聯想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的三種境界。142而葉嘉瑩在〈青青河畔草〉
倡家女的不甘寂寞，聯想到君子持守的品德；在阮籍〈詠懷〉中讀出了「千古才 人之士所共有的一份基本心態」143；在李商隱〈燕臺詩四首〉中讀出了「宇宙間
139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 131-133。
140 顏元叔：《談民族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55-72。
141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 132。
142 ［清］王國維著，徐調孚校註：《人間詞話》，卷上第 13 條、卷上第 26 條，頁 16、27。
143 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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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存的某一種長懷憾恨的心靈境界」。144
葉嘉瑩與王國維這種帶有個人主觀意識，超出作品原義的詮釋方法，正好體 現文學活動中，讀者對於作品擁有「再創作」的自由，甚至從旁窺見詮釋者的思 想觀點。
二、詩歌的多義性
「詮釋」的過程幾乎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性，詮釋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難 免會受到個人主觀的想法，而「興發感動」說更是賦予讀者自由的詮釋空間，以 便挖掘出更多的感發生命。讀者可能因識字能力、文化修養、或成長經歷，形成 不同的解讀觀點，再加上中國語言文字本身的特性，強化了多義的可能性。葛兆 光在《漢字的魔方》中指出漢字本身的視覺性、圖像性、非直線組合、語法的簡 略鬆散等特徵，非常適合詩歌的語言思維，易於產生跳躍性、多義性。145
多義性雖然增加詮釋的曖昧性，卻也因此製造文字批評家的樂趣，他們樂於 分析各種可能的含義，以便找出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即便作者親自賦予「真 相」，作品仍然有獨立的被解釋權，多義性成為讀詩的樂趣體驗。
葉嘉瑩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一組易懂難解的詩〉、〈古詩十九首的多 義性〉等文章中討論造成「多義性」的原因，但部分論點前後有所出入，因此筆 者將分為「語言形式」、「內容意蘊」、「閱讀感受」三大項討論：
（一）語言形式
中國古典詩歌在固定的字數、句式、格律等規則下，產生了不同於散文的語 法特性，葉嘉瑩提出詩歌由於「含混模稜」的語法146，因而引起解釋的分歧。在 語言形式方面，舉出以下三項進行討論：節奏頓挫的判斷、語境脈絡的依據、語 法的不完整性。
1、節奏頓挫的判斷
葉嘉瑩認為「中國語言缺乏精密之文法的特質」，而造成詩歌有不同的讀法
147，例如杜甫〈戲為六絕句〉的其中兩句「劣於漢魏近風騷」（〈戲為六絕句〉其
144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 379。
145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55。
146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 233。
147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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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薄今人愛古人」（〈戲為六絕句〉其五），句逗的判斷就經常被人們討論，
若按照吟誦節奏來看，七言詩句以「上四、下三」的頓挫為主，或細分為「二、
二、三」的頓挫，若按吟誦頓挫來看，可以為「劣於漢魏、近風騷」、「不薄今人、
愛古人」，不過另有「劣於、漢魏近風騷」、「不薄、今人愛古人」的說法。葉嘉 瑩認為詩歌對於主語、謂語、賓語沒有固定的排列順序，因此句逗的方式，就會 影響句意的理解。雖然從語法來看，這幾種句逗方式都可以讀通，沒有標準答案，
但如果要深入理解詩人的寫作主旨，還要掌握詩人的思想理念、歷史背景、以及 文學史的發展等其他因素，因此葉嘉瑩最後的解釋為「劣於、漢魏近風騷」，「不
但如果要深入理解詩人的寫作主旨，還要掌握詩人的思想理念、歷史背景、以及 文學史的發展等其他因素，因此葉嘉瑩最後的解釋為「劣於、漢魏近風騷」，「不